相逢在天涯
(小 说)
三
这一席话,使我疑团冰释,但他又是什么人呢?能引用中国的古诗,看来还有一些修养。没等我问,他却自我介绍起来:
“我的姓名是服路达赛根——”忽然记起我不懂日语,便顺手拿过纸和笔写了四个汉字:古田成元,说:“就叫我古田吧。我是南京日本国民学校的教师,同时主持日本语函授学校。我的内人信子,原先在朝日食堂,现在也不干了。”
那位叫信子的妇人——应是古田夫人——红了脸,抱歉地笑了笑,低下了头。古田也叹了口气。我正想问问,他们二人为何对中国的抗日爱国者产生这样的感情?不料这时房间的拉门一响,进来一个穿西服的男人。
我吃了一惊。
古田夫妇忙站起来,躬谨地向来人问好。然后又向我介绍说:“先生,这是铃木医生,是我的极好的朋友,就是他给你治疗的……”
我很快镇静下来,向他点点头:“谢谢!”
铃木医生坐下来,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怎么样了?好些么?”
“还疼。”
他看了看伤处,寛慰地笑笑:“不要紧的,要换药啦。”在换药的过程中,他又说:“古田是我的朋友,你是古田的朋友,所以也是我的朋友。我们,统统是‘反战者’——呀,疼吧?忍耐些,我一定给你治好。喂,古田君,你给他弄点有营养的东西吧。”
古田夫妇用日语回答了他。
铃木回头对我笑笑说:“他们是好人呐,是日本人中的好人。日本人,不完全都是‘东洋鬼坏蛋’,你信不信?古田在中国好多年了。”
我于是接过去问古田的身世。
古田燃起烟斗,望着缕缕的青烟,慢吞吞地说:“是的,中国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是日本鹿儿岛人。中日事变以前,就来中国啦。那是为了谋生,流落到上海,在虹口开一个小店。战争起来了,改了行。因为我会讲中国话,在洋行当职员。珍珠港事件后,我们的‘东亚圣战’越打越糟,兵源不够了,要征兵。兵部通知我,必须到海军陆战队服兵役,去征服太平洋的岛屿。我不能干那种事情。所以偷偷地逃出上海,迁来南京。幸而投奔了铃木君……”
铃木接过去说:“啊哈,是志同道合啊。反战,在你们中国人讲叫‘抗日’,在我们日本人中是可怕的危险的思想,要死啦死啦的——”他作了一个砍头的手势,然后爽朗地笑了。
古田仍是轻声慢语地说下去:“不过,我们太没有能力啦,只能在私下讲一讲罢了,或是在暗地里帮一帮象你们这样豪杰的人。唉,很惭愧啊。我认识很多中国人,有一些是我的朋友,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可是,中国人、日本人为什么要战争呢?为什么把灾难加给中国人呢?日本侵略中国,可耻呀,惭愧呀……”
暂时没有人回答古田。铃木作了一个滑稽的动作,说了声“傻瓜”,站起来告辞走了。
这两个人的谈话使我陷入了沉思。真的,过去我一直把所有的日本人都当作敌人,从来没有想过在日本人当中还有这样的人,竟然和中国人的心连在一起;虽然”反战“这个词儿是头一回听到,但已体会到那是和抗日同义语的。象是忽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我高兴地感到,我们的抗日阵线又扩大了,远远超出了我们那几个人,而且超出了中国人的圈子。古田和铃木可能就是我们战线上的新战友……
从此,我就在古田的家里住了下来。我也有机会充分地阐述我们抗日的决心和抗日方针。
古田每日早出晚归到校执教。信子操持家务。她背着孩子,一边干活,一边左右摇摆着身子,嘴里哼着日本民歌哄孩子,还不时偏转头看看孩子的脸。
“……苦次嘎,……那路!”
每逢唱完一遍,最后一句总是这样的发音。
有一回,我问古田:“信子夫人唱的什么歌呀?”我模仿着学了那最后的一句。古田和信子都哈哈笑起来。古田说:“那是一首儿歌,叫做《苦次嘎那路》,苦次,就是鞋子,鞋子橐橐响的意思,歌词倒很美的。”说着,便唱了起来:
“奥——代代,次那依代,
瑙米其——奥,由开巴……”
唱完了又说:“侬不懂日本话,可是不方便啦。我教侬日本话吧?反正躺在这里没事体,我保证侬养好了伤,就能说呱呱叫的日本话!”
“好啊,拜你为师!”
“那么,从现在起,侬就是我的函授学校的面授生啦。这样,侬住在这里更有理由了。”
从此,我又添上了新的生活内容。从“阿、依、屋、爱、奥”开始,天天练习。古田又教授得法,夫妇二人又轮流地热心纠正发音,帮住记忆单词、句子,所以我的长进很快,打下了日语的基础。
三个月过去了。铃木医生宣布我的伤基本痊愈,可以走动了。我设法给地下关系寄了一封信,请他将我的情况转告组织。信发出一个星期后的一天傍晚,我的直接联系人老夏突然来了。
老夏说:“好家伙,失踪了三个月,我们查遍了宪兵队、警察署、所有的监狱,都没找到,想不到你在这里!”
他惊异我安然活着。
我向他详细汇报了全部情况。
老夏说:“是啊,见到了你的信,我们作了各种分析,并且对这个地方进行了实地侦察,也了解了古田先生其人,证实了你的话,才决定让我来看你的。”然后,他握住古田的手说:“谢谢你,古田先生,你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古田感动得立时两眼噙满了泪水,连连说:“没得什么,没得什么,认识你们很高兴!”
但当老夏决定我立即离开那个地方时,古田夫妇感情深重,依依不舍,竟禁不住失声地哭起来。
“先生,请原谅吧,我们没有好好尽上心意……”
“先生,侬的日语还没有学成,请务必再来!”
“先生,请不要忘记我们,永远记住我们吧……”
后来,组织上决定可以利用古田的关系,所让我继续和他保持联系。我的日语当然也继续学下去,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为止。
“日本终于战败了,可耻的战争结束了。”古田在一九四六年年初和我最后一次见面时说。“我们也必须回国。真不愿意走啊,但是没有法子。铃木医生已经比我们先走了。唉!从此天涯海角,今生此世,我们恐怕不会再相见了。”
信子夫人流着泪问:“还能有再见面的日子么?”
那时,他们的那个男孩已经三岁了,我抚摸着孩子的头说:“能。能再见面。只要真正的友谊存在,就是我们这一代见不了面,下一代也一定会见面的。”
古田紧紧握住我的手:“我永远记住侬的话,我们的友情永远存在……”
古田夫妇带着他们的孩子走了。从那次离别以后,再也没有得到他们的任何音讯。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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