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德梅
我一直没细究过，优雅的美学本义是什么。至少，用“优雅”说文可以，说史则是一种冒险。
但是，黄仁宇先生却让优雅成为史述的一种肌质。在我看来，不体验出这种优雅，去谈他的“大历史观”，其实是奢侈的。
《万历十五年》的起笔娓娓染于纸上：这一年阳历的三月二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不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轿的高级官员，还有机会在轿中整理冠带；徒步的低级官员，从六部衙门到皇城，路程逾一里有半，抵达时喘息未定，也就顾不得再在外表上细加整饰了。
文字不蔓不枝，语姿举重若轻。没有对历史事实的感同身受，没有对历史情境的诗意怀想，没有对历史局势的博观圆照，“历史”是断断不可能“还原”成如此的逼真、如此的优雅！
许多时候，我们总习惯于关心史书中对哪些人作了褒贬，又记录下哪些曾经的呼喊与细语，等等，其实，在观点与材料之外，叙述语言的本身就表明了一种史识。种种语姿更能彰见“此文”与“彼史”之间的关系，这关系不可以物质化，却可以审美化。
我要说的是，从老山汉墓、三星堆遗址到雷锋塔的“发现”，我不止一次地感到历史价值的功利性与评判历史的世俗性两者的现实力量。当今，考古成了新闻最佳的妙作题材，人们几乎无暇再去细味那段历史、那件物品被启封之前的人文意义。对于文化思想的物质，单纯的趣味性与枯燥的理论性同样是可憎的。“戏说”、“大话”固不可取，但繁冗板滞的“通史”、“丛论”也不宜多。
黄先生的史笔与上述“流行”背道而行。海，不拒细流故能成其大；史，不局一隅故能显其丰。他说，历史本来不宜小看，小看了则“容易小心眼，用寻常人的眼光议论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思接千载，视通万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先生一以贯之的风范。
记得“孔子与孟子，一个是处事言谈给人轻松愉快的感觉，一个则是凡事都紧张……”这是他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里开篇所点评的。看过很多研究孔孟的论文，我记忆中还没有人下过这个精辟的甄析。著者之所以能体察到泱泱史河中“岭断云连、漪纹覆散”的微妙，恐怕缘于对历史与现实之间距离的鬯明。
明代一位士大夫说过一则美学格言：“层峦叠翠，如歌行长篇；远山疏麓，如五七言绝。愈简愈入深永，庸史涉笔，拙更难藏。”大凡优秀的山水墨画，平坡远抹，乔木数株，却蕴涵着难言的哀愁和天荒地老式的无奈。同理，说黄先生《中国大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放宽历史的视角》等，是史著中的逸品，不为过也。优雅的背后是一种史识的优越，只有掣鲸碧海的才识方能臻达这个境界。
“剪剪轻风未是轻，犹吹花片作红声”，是宋代诗人捕捉到的优雅。即便经历万年千年，这依然是人们慕思的方向。很想在一个风雪齐飞扬的深夜，或是池塘生春草的黄昏，静静地读几页缀满史迹的书，澡涤一下自已为物质频来频往的思绪。当然，最先触及的一定是黄仁宇先生的文字，不为别的，只是应了身旁这一个优雅无声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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