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治国、修身之道的内容，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探讨这些内容，就是一种哲学：政治哲学、人生哲学、处世哲学等等。而对道本身的探讨，则是更高一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探讨：道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道？道与其他观念的关系如何？探讨这些问题，不仅是某一领域的哲学，而且是具有更高的普遍性的哲学。
先秦思想家中，老子对“什么是道”的解说最多，所以《老子》一书也最有哲学味道。道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普遍存在的，它与日常的观念往往是相反的，掌握道的是大智慧者，或者大智慧者就是有道者，如此等等，都是老子关于道的解说。在这普遍的解说之下，老子还为人们的处事提供了一整套具体的行动原则，比如“清静无为”、“处弱守雌”。
孔子和其他思想家则主要是提供了一套治国之道，或者叫做治国方略。
治国之道，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技术。要得到这样一种技术，没有对世界的深刻认识是不可能的。而为了获得正确的治国之道，中国思想家们确实花费了大量的智慧和精力，去从事对世界的认识。而对世界的认识，又集中于对天道的探讨。因为古人所接受的传统，他们的历史条件，都只能使他们把天的行事方式作为人的行事方式的榜样。“人道本于天道”，是先秦思想家所遵守的普遍原则。到了汉代，董仲舒把这样一种原则转述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虽然从唐代开始，韩愈就认为“孟子以后道统失传”，把董仲舒排除于道统之外，但是直到宋明时代，儒者们仍然把这样一个原则作为他们的基本观念，并且把探讨天人关系、探讨天道的内容，作为探讨治国之道的前提。
4.由于人道本于天道，所以天道也就是一般的道。天道在古人眼里，是天之道，天的处事方式。天道的内容，则是一般的自然法则，或者叫做自然规律。
老子探讨了天道，认为“天之道如张弓”，损有余而补不足。《周易》探讨了天之道，认为可以概括为“一阴一阳”。由阴阳发展到五行，由阴阳五行，古人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自然模式。他们以此来描述自然界的运动，也用来描述社会的运动。这些模式，从邹衍的五德终始，到邵雍的皇极经世，其间、其后又有种种大小不等、水平不同、影响各异的模式。这些探讨都指向一个目标，即认为事物的存在和运动，都有着某种秩序。这种秩序，在古代就叫做“理”。中国哲学发展到宋代，使理成为比道更加重要的范畴。而对理的探讨，则涵盖了对道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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