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治国、修身之道的内容,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探讨这些内容,就是一种哲学:政治哲学、人生哲学、处世哲学等等。而对道本身的探讨,则是更高一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探讨:道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道?道与其他观念的关系如何?探讨这些问题,不仅是某一领域的哲学,而且是具有更高的普遍性的哲学。
先秦思想家中,老子对“什么是道”的解说最多,所以《老子》一书也最有哲学味道。道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普遍存在的,它与日常的观念往往是相反的,掌握道的是大智慧者,或者大智慧者就是有道者,如此等等,都是老子关于道的解说。在这普遍的解说之下,老子还为人们的处事提供了一整套具体的行动原则,比如“清静无为”、“处弱守雌”。
孔子和其他思想家则主要是提供了一套治国之道,或者叫做治国方略。
治国之道,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技术。要得到这样一种技术,没有对世界的深刻认识是不可能的。而为了获得正确的治国之道,中国思想家们确实花费了大量的智慧和精力,去从事对世界的认识。而对世界的认识,又集中于对天道的探讨。因为古人所接受的传统,他们的历史条件,都只能使他们把天的行事方式作为人的行事方式的榜样。“人道本于天道”,是先秦思想家所遵守的普遍原则。到了汉代,董仲舒把这样一种原则转述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虽然从唐代开始,韩愈就认为“孟子以后道统失传”,把董仲舒排除于道统之外,但是直到宋明时代,儒者们仍然把这样一个原则作为他们的基本观念,并且把探讨天人关系、探讨天道的内容,作为探讨治国之道的前提。
4.由于人道本于天道,所以天道也就是一般的道。天道在古人眼里,是天之道,天的处事方式。天道的内容,则是一般的自然法则,或者叫做自然规律。
老子探讨了天道,认为“天之道如张弓”,损有余而补不足。《周易》探讨了天之道,认为可以概括为“一阴一阳”。由阴阳发展到五行,由阴阳五行,古人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自然模式。他们以此来描述自然界的运动,也用来描述社会的运动。这些模式,从邹衍的五德终始,到邵雍的皇极经世,其间、其后又有种种大小不等、水平不同、影响各异的模式。这些探讨都指向一个目标,即认为事物的存在和运动,都有着某种秩序。这种秩序,在古代就叫做“理”。中国哲学发展到宋代,使理成为比道更加重要的范畴。而对理的探讨,则涵盖了对道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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