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一口井，儿女是一碗水

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2003年我写的一篇旧文。15年前，在大学教室里写这篇文章，泪水四溢，数次中断。15年后，重读它，文中的很多细节竟已经模糊。

为了尊重15年前的自己，仅作了少量修改。

这篇文章有点长，可能需要占用您一点时间！

母亲去世已两年多了，几次提笔，总因无法控制眼泪而停顿，搁浅。但我终归是要给她写点东西。思念与记忆不随时间而褪色，却像草木春秋一样，一枯一荣，每每挣扎在失败的旋涡之中，或是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时，总能清晰地忆起母亲。

 

2000年9月20日。那天，央视转播奥运会中国女足VS挪威的比赛，我在思摸着找个地方去看球。午饭时候，二姐来学校找我，怯怯地说：妈想让你回去一趟。

 

我心一沉，突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上学期间，不管家里有什么事，母亲是从不让我请假的。这次要我请假回去，怕是有什么不好的事。

 “是不是妈病重了？”我问。

 “没有，她就是想你了。”二姐这么说着，泪水却在眼眶里打转。

 

我去买了母亲最爱吃的肉夹馍，又买了一袋梨。二姐说：“不用买了，妈恐怕吃不下了。”我没听二姐的话，还是买了。

二姐说要买几斤棉花，我问她买棉花做什么用？她说给孩子做棉衣。我知道做棉衣还早，我知道姐在撒谎。她是要给母亲准备寿衣，一想到这样的字眼，我就打颤。

 

汽车在山上摇晃了三个小时，终于到家。推开门，母亲静静地躺在床上，一条薄被半掩着身体。

 

“我娃回来啦，快叫你姐给做饭。”母亲还是那句话，只是声音已经十分微弱。我坐在床边，握着母亲干瘦的手，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母亲安详地躺着，黑白夹杂的头发有些蓬乱，干瘪的嘴唇起了一层皮，呼吸短促，肚子里一直咕咕作响。

母亲看着我，我看着她，过了一会，母亲说：“妈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话没说完，泪水就顺着眼角往外涌，我跟着母亲一起哭。其他人站在门口不敢进来，他们怕大家都哭，母亲会更难受。

 

母亲说，肚子里像火烧得一样痛，让我给她捶捶背。母亲得的是肺结核，肚子里一直作响，我约摸是腹水了。母亲很瘦，我不敢使劲，怕把她捶疼了。

 

过了一会儿，母亲不哭了，开始和我说话，我竟没意识到这是她最后的话。母亲说：“妈对不住你！你两个姐都交待过手了，光景靠她们自己奔。你还小，妈什么都没给你留下，还有一堆烂帐，不过，你也十八九了，男子汉，啥事都要顶住，好好把书念出来，光景总会好的。妈对不住你……”

母亲说不下去，哽咽着。我不住地摇头，她又开始流泪，气又喘得急促。

 

姐夫喊我过去吃饭，我吃不下去，可母亲一直摇手让我去。坐在厨房里，双手托着脸，不住地抹眼泪。过了十多分钟，母亲开始在那边大声叫喊。我赶忙跑过去，母亲拉着我说：“让妈走吧，妈受不了啦，让妈走吧。妈疼得受不了啦……”

 

我把母亲搂在怀里，不知道该做什么，她发直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大夫给母亲打了半支杜冷丁，她很快就睡着了。这一睡，母亲就再也没有醒来。母亲就这样走了，再也不呻吟了，再也不喝药了，再也不用怕咳嗽声吵着我们，再也不用怕花了钱，没钱给我娶媳妇。

 

肉夹馍里还散着热气，买回来的梨还没有拆袋，可是，母亲再也不吃我给她买的东西了。我后悔没给她说一点言语，后悔没来得及给她准备寿衣，攥着她的手失声痛哭。姐姐把我的手拽开，说：“不要握妈的手了，过一会手就拳不住了。”

我的手被二姐拽开……

 

母亲安睡在用木板支起的灵床上，盖一条薄被。入殓那天，我把身上仅有的50块钱偷偷塞到了母亲的袖筒里。我知道她为人大方，身上少不了几个小钱；我知道，母亲真的走了，躺在黑兜子里永远也回不来了；我知道，纵然有一天我腰缠万贯，她也吃不上一点，喝不上一点了。

家里没钱，时间也仓促，我们只给母亲修了一个简单的墓。接连几天，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去墓地送灯，在母亲坟前打一堆火，守几个小时。怕她冷，怕她孤单。

夜深了，我拿一叠火纸，从山坡上下来，在每一关坟前烧纸磕头，求他们照顾母亲。

 

农村人穷，家家都拮据，没什么大灾大难，一家人和和气气过日子就算幸福。母亲总想光景过得比别人强，儿女比人有出息。可到头来，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日子过得磕磕绊绊，没过上几天安稳日子，临终前还留了很多遗憾。

 

母亲在娘家做女的时候，姊妹多，前边一个大哥，下边还有四个妹妹，两个弟弟。母亲跟我说，外公把她当男娃使唤，重活都是她和大舅扛着，上坡拽猪草，回来摘点果子也要留给弟妹们吃，晚上躺在床上饿得睡不着，就舀一勺凉水喝下去。

 

外爷在一个黄昏背回来一袋米，让母亲给全家人吃了顿饱饭。第二天，母亲就被送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见到一个有些呆滞的男人，母亲才知道自己被卖了。她不服输不认命，跑了几天几夜，脚底掉了一层皮，又跑回来了。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父亲。

 

父亲常年在外工作，一点微薄的工资养活着我们一家五口。母亲在家种地，拉扯着我们姐弟三个。后来，母亲让父亲从山外拉些米面粮油回来代卖，家里渐渐宽裕，有了结余。

父亲在供销社工作，认识一些人，母亲靠着父亲的那点关系，在家里做起了收购木耳的生意。刚开始，赚了一点钱，后来赔得一点不剩。紧接着父亲就下岗了，要债的人踏破门槛。

 

父亲经常责怪母亲心野炸了肺，母亲一句话不说，拉东家还西家，说尽好话，看遍脸色。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抹下了最重的一笔，以至于我后来在困难的日子里，一直撑着，很少问人借钱。

 

这样的日子一直到我上初中，家里还清了外债，母亲该直起腰过几天安稳日子了。不料，却积劳成疾，得了肺结核。一病就是六年，一直到她去世。

在与病魔的纠缠中，伴着呻吟咳嗽声，母亲走完了她生命中最后的六年，也是最痛苦的六年。期间，有一次治愈，母亲让我们摔了药罐，又开始为儿女操劳奔波。

 

母亲跟父亲说：“我现在身体好了，咱们再好好干几年，供应孩子上大学，说不准咱还能到城里去享几天福！”母亲渴望着幸福，她是家里的顶梁柱，总把压力压在自己身上，给父亲鼓气，为儿女操劳。

 

母亲患病的第二年，二姐出嫁了，姐夫家里穷。按农村的风俗，结婚前男方要给女方拿一笔彩礼，但母亲什么也没要。还拿出家里仅有的一点钱，给二姐做了一套组合家具，在当时很是脸面。

 

交代完两个姐姐的婚事之后，母亲的病就复发了。一天吃十几顿西药，喝三大碗中药，打一两次针。病却不见好，人一天比一天瘦。

药把母亲的胃闹坏了。她开始吃不下饭，见药就恶心。我和父亲还是监视着她按时吃药。偶尔，母亲会趁我们不注意，把倒出来的药又倒回瓶里。被我发现了，我就批评她：要对自己负责，只有好好吃药才能康复。

 

她说：“是妈不好，妈一定好好吃药。”

到现在，我吃几片西药就觉得难受时，才理解母亲为了活着，为了把儿女交代过手承受了多少痛苦，在死亡线上做了多少挣扎。

后来，有人埋怨大夫不该给母亲打杜冷丁，说不打那针，母亲还可以多活几天，可我知道，母亲多活几天就多痛苦几天。我不忍心看她拧着眉头喝下大碗的中药；不忍心看她打针时浑身打颤；不忍心看她喝完药、打过针之后，长久地躺在床上，泪水从眼角慢慢滑落……

  

1997年，我中考，以零点五分之差未考上重点高中，很多比我成绩低的同学，托关系进了重点高中，我很沮丧。回到家，父亲批评我，我顶了一句：“人家比我分数低的，照样进了重点。”

父亲不言语，母亲却哭了，当天就下床，去找在外地干事的亲戚帮忙，到处送礼，可我终归还是没进重点。

第二年，我以全校第三的成绩考进重点高中，母亲高兴地笑了：“老子有用怎么啦？！我儿子有能行，不求人也能上重点高中。”

母亲偎在床上给我纳鞋垫，绣出许多花来，家里一来人，母亲就说：“娃要到县里上学啦！”那言语中的自豪或许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1998年夏天，也就是我考进重点高中的那个暑假，母亲病情恶化。父亲带她到市里去看病，我在家看门干活。期间，我和父亲换了一次班，我去医院照顾母亲，父亲在家看门。

 

母亲见了我，病像是轻了许多，要我陪她逛街。

 

我扶着母亲，从北新街走到文艺路。在商场里，母亲给我买了一个当时比较流行的报时器，人家要十五块钱。我说不要，母亲还是给我买了，那是母亲最后一次给我买东西。

那天，逛回来已经很晚，在银行门口，母亲说累了，我让她坐在银行门前的台阶上，我去给她买雪糕。我小心翼翼地穿过马路，走到商店门口，才发现口袋里只有两毛钱。

我说：“叔叔，我只有两毛钱，能给我一支雪糕吗？我明天再给你送三毛钱来。”

“没钱还想吃好的？两毛钱就吃冰棍吧！”

 

我买了一只冰棍，朝回走，快到银行门口时，一个打扮入时的女人正在对母亲叫嚷：“银行门口不能坐，快走！”我在马路中间停了一会儿，看着母亲蹒跚地走开，才过去。我知道母亲不愿让我看到她被人欺负，我就装着什么都没听见。

母亲说：地板上有些凉。

我说：那边没雪糕了，就买了支冰棍。

她说：冰棍好，雪糕化得太快。

一根冰棍，我让母亲吃，她让我先吃。咬一口不行，再咬一口还不行，直到剩了三分之一，她才肯吃。

病房里有个大娘是癌症晚期，她对母亲说：“你多幸福呀！有你娃在身边，我怕是到死也见不到我娃了，他去广州打工，大半年了也没个音信。”话没说完眼泪就下来了。

那天晚上，母亲给我十块钱，让我去买一斤水饺。买回来后，母亲把水饺分成三份。我的最多，她的最少，中间一份让我给那个大娘端去。大娘比母亲胃口好，吃饺子一口一个，母亲看了就笑。

晚上，病房里的人都睡了，我和母亲睡不着，就坐在阳台上拉家常。又说起病房里的那个大娘。

母亲说：“你爸每次给我端饺子，我吃她看，她一看，我就难过得吃不下。她家比咱穷，儿子不在，老伴卖了粮食给她看病，癌症晚期，怕是到死也吃不上她儿子给她端的饺子了，咱少吃点，让她多吃点！”

第四天晚上，大娘突然大喊大叫，折腾了几个小时，走了！

几天后，父亲来到医院，说老母猪难产，产了一个猪崽就死了，一分钱没卖到。家里也没什么指望了，父亲建议把房子卖了，继续给母亲看病。

母亲一听说要卖房子，就着急：“你胡说啥呀！家里一屁股帐，再把房卖了，万一将来孩子考不上大学，就害他一辈子。我现在没事了，先回去吧，给娃准备钱上学要紧。”

我不想让母亲出院，但我知道家里没钱，能借的都借了。第二天，我们一家三口离开了商州。此后，母亲一直在家里打针吃药，没再去医院接受系统治疗，也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在县城读高中的三年，家里从没苦过我。父亲照顾着母亲，再做点小生意。每次都不等我钱花完，就来给我送。我每月回家一次，每次回去，一进门，母亲就说：快给娃做饭。父亲就端出早已做好的饭菜。

在家的两天里，我一直坐在母亲身边，给她捶捶背，揉揉脚，母亲吃药吃多了，身上各个关节都疼；稍微轻一点，我就陪她看电视。

她知道我爱看球赛，一见电视上有球赛，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也不管是女足还是男足，都喊我去看。

2000年5月11，母亲的四十八岁生日，我正开始高三的第一轮复习。以前母亲过生日，都不曾在意，这个生日，似乎有些预感。我心想，母亲的生日怕是不多了。就请了假，买了个蛋糕回去给母亲过生日。

蛋糕切开，母亲说她不爱吃甜食，让我们吃，她看看就行。大姐说：“妈，你尝点吧，你娃老大远拿回来了。”

母亲用小叉子叉了一小块，说：“那就尝一点吧，也省得活了一辈子，连个蛋糕也没吃过。”一家人顿时都不言语。

我说：“妈，我明年还等你送我上大学呢。”

她笑着说：“只要我娃争气，能考上大学，我就是只剩下一把骨头，也要送你去上大学。”母亲话虽如此，可她还是没能战胜病魔，没能送我去上大学。

   

卧病在床的六年里，她一日三餐，粗茶淡饭。治疗断断续续，营养也没跟上。临终前的几个月，母亲瘦得皮包骨头，睡在硬板床上咯得疼。她让父亲给她买个床垫。父亲总说买，可赚点钱攥在手里，还没暖热就被讨债的要走了。

高三第一学期去报名，父亲带了八百块钱，准备三百块钱给我报名，剩下的钱给母亲买个床垫。哪想到学费涨了，给我交完学费，只剩下了二百块钱，连最差的床垫也买不到。

 

父亲揣着二百块钱回去了，这一走，竟使我们没能满足母亲最后一点要求。母亲去世后，我托同学从省城买了一套保暖内衣，入殓时，放在母亲身边。这是我给她买的第一件衣服，也是最后一件，她却没能穿上，连是什么颜色也不知道。

母亲是普通的农村妇女。一生短暂，一生劳累。未闻四书五经，不懂乘除加减，她却用言传身教，给了我最好的家庭教育。

母亲去世一年后，我去上大学，有邻居拿了四百块钱给我，说是母亲去世的前几天，他孩子生病住院借不到钱，母亲曾借给他二百块钱，现在他孩子病好了，他要加倍还给我。这是母亲留给我的最后一笔钱，也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母亲走了，在她平淡的一生中，没有耀眼的光环，没有辉煌的成绩。悄悄地来，在承受了过多的苦难之后，又带着遗憾悄然离去。

我深爱着母亲，爱她的善良淳朴，爱她的平凡无声，爱她在困难中的坚强不屈，爱她在贫困时依然周济他人。

 

我不相信人死了会上天堂，会下地狱，也不相信母亲会变作一颗平凡的星星。苍茫的宇宙里，我再也没机会与母亲相遇，但她一直都在我心里。每每遇到人生大事，我都会默默地与她私语。

 

2003年4月写于烟台大学

2018年5月改于北京

Ps：母亲对儿女是一口井，儿女对母亲是一碗水。井里的水在地下，取之不尽；碗里的水在桌上，浅可见底。

我给母亲的那碗水，没端出来，永远也没机会再端出来！今天是母亲节，你若还有机会，请把给母亲的“那碗水”，早点端出来。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母亲，也祝愿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