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总而言之，南宋的偏安根本上是由南北双方民众的意愿决定的，对于南方穷人而言，打仗意味着食不果腹，命丧沙场；对于富人来说，称臣纳贡每年支付的白银、匹银和绢，从成本核算的角度看，远远比北伐开战后的浩大成本与巨大风险来得划算。
本文摘自《大科技(百科新说)》2011年06期 作者：李文岚 原题为：不得人心的南宋北伐
一直以来，南宋的偏安一隅和北伐未竟往往被归咎于皇帝的昏庸无能，以及秦桧等奸臣的祸害忠良。可事实上，当时南宋民众的主流也是不希望北伐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非如一些诗词中描述的那样，强烈地渴望朝廷收复中原，而是更愿意偏安一隅，求得安稳。
南宋初期穷人厌战
说到南宋时期的北伐，我们往往会想起陆游临终前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想起李清照的“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亦或是辛弃疾的“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但这些其实都只是文人们一厢情愿的爱国情怀，并不代表当时大多数民众的意愿。
南宋立足的江浙地区自古号称东南膏腴之地，“天下赋税，尽出其半”，但在南宋初期却并非如此。经过宋徽宗20年花石纲的征掠、席卷几百万人口的方腊起义以及宋金战争的动荡，这里人口锐减，满目荒凉，已经变成土匪、盗贼、叛乱者和豺狼出没的地方。
南宋建立之初，国土面积只有北宋时期的一半多点，人口也大幅度下降，但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却丝毫未减。南宋为了应对战争，常备正规军平时大约保持在40万人，战事激烈时人数还要增加许多。在南宋民众急需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的情况下，如此庞大的军队无论从军需供给还是人员补充上看，都是当时南宋民众的沉重负担。
再看税收，南宋初期的国家财政收入平均在每年4500万贯左右，其中1300万贯左右用于皇室开支，2400万贯左右用于在和平时期供养军队，其他所有开支只有七八百万贯。而一旦战事爆发，军费会成倍激增。这多出来的费用，政府只会不停地用通货膨胀和增加苛捐杂税的方式转嫁给民间。于是南宋一朝苛捐杂税的科目之多、赋税水平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经常达到北宋时期的一倍左右。
可见，仅仅和平时期供养军队就已经让南宋百姓力不从心了，而战端一开，他们甚至连生存都成问题。因此，对于社会底层的穷人们而言，主要矛盾是吃饭问题而非民族矛盾，他们的意愿只能是如姜夔在《扬州慢》中表述的那样——“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只要北方政权不入侵，是绝对不愿意打仗的，更不必提什么北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