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清王朝一直坚持对死刑执行复核审转制度，最终裁判权掌握在皇帝手里，这固然可以说是为了维护皇帝的绝对权威，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看重人命的体现。面对太平军掀起的浩大声势，咸丰皇帝病急乱投医，不惜自坏法制，以皇帝诏旨的形式授权全国各级地方官，可以不管法律规定之程序，对抓获的“土匪”即行“就地正法”，试图以此威慑造反者。
本文摘自《随笔》2011年第3期，作者：黄波，原题：从“就地正法”说起
门丁敲诈引发的血案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正月，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向清廷奏报：
门丁之弊更甚于胥吏，上年抵粤，即经严札通饬将大小官员衙署沿用签押稿案名目一律禁革，讵料仍有署广西桂林府全州州同刘荫琛，纵容门丁，串役诈赃情事。据事主蒋志道等分呈控告，当将门丁李云甫、李松甫提省，并传原告蒋志道等到案，由桂林府知府吴征鳌督同谳局委员研讯，据李云甫、李松甫供认，串同书办蒋吉安借案吓诈，得赃三起不讳，并据原告蒋志道等质讯确凿。值此禁用门丁严防诈扰之际，非严惩一二，不足以儆效尤。当将李云甫、李松甫二犯亲提正法。该署州同刘荫琛知情故纵，请旨即行革职，发往新疆效力。
这说的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原来，各官衙及大官僚私人雇佣的门丁仗势勒索早成晚清之积习。岑春煊到两广后，即下令禁止官衙使用门丁。但就在这时，全州州同（州同为知州之佐官，从六品）刘荫琛的两个门丁却顶风违禁。据事主蒋志道举报、控告，因为卷入了一个案子，刘州同的门丁李云甫、李松甫和书办（胥吏之一种）蒋吉安串通，对自己借案勒索敲诈。经研讯属实，岑春煊认为对这两个顶风违禁的门丁应该严惩，以儆效尤。于是将二犯“亲提正法”。至于州同刘荫琛，因为属于朝廷命官，岑春煊向朝廷请旨，将其革职，发配到新疆。
岑春煊另外又奏称：“此等积弊，恐不独两广为然，可否仰恳明降谕旨，将大小衙门沿用门丁之弊永远革除，庶得稍肃官箴，藉苏民困。”
门丁之积弊人所共知，“稍肃官箴，藉苏民困”的说辞也非常正大，殊不料，这一封奏疏却在朝廷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刑部的疑问：就地处斩，除弊还是立威？
起初一切似乎都显得风平浪静。清廷将岑春煊的奏折批交政务处，政务处即依岑氏之请，通令全国，禁革门丁。看来，岑春煊在广西的此番作为又要成为整肃吏治的先进典型了。
然而，岑氏之奏折却引起了中央一个重要部门的不满。这个部门就是刑部。清王朝的中央司法机关有三，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俗称“三法司”，互相制约，但因刑部享有审判权和复审与执行刑罚之权，实际权力最大。而按照清朝司法制度，对死刑一直采取复核审转制度，京师以外的死刑案件，都由案发地的州县进行初审，经府、省查验后，由地方的军政首脑即巡抚和总督上报中央，三法司再进行复核，并提出意见，向皇帝呈奏，由皇帝作出终审裁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