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回忆许震江蝎子是一种并不起眼的小动物，可它却名列五毒之首。农村老家有首儿歌：“蝎子蚰蜒（蜈蚣）和毒蛇，壁虎加上癞蛤蟆（蟾蜍）。五毒你若中一个，保证喊爹又叫妈。”可见这动物界也是不可貌相啊！蝎子入药。自1985年起，人工养殖蝎子的新闻便屡见报端。在此之前，蝎子纯系野生，据说山上较多，农村虽有却为数很少，有的人一生也无缘与其谋面。余却不然，不但与其有谋面之缘，而且还有两次尤深的“仇怨”。第一次是在我六岁那年的夏天，父亲、母亲下地干活去时就将我托付给对门的我大娘看护。有一天中午，我和本族的四姐在我家大门口用瓯子（酒杯）磕馍馍玩。四姐用小木棍从墙头的坯缝里往外扒细土 ，我看到她扒出来一只小虫子，象个小笊篱，甚是稀罕、可爱，就一把抓了过来，四姐愤愤地伸着头看。谁知刚抓到手里就被它“咬”了一口，刻骨铭心地疼。我“哎哟”一声，手一扬把它扔了出去。这一扬手正打在四姐的脸上，俺俩不约而同地大哭起来。在路西墙根里坐着的大娘拄着拐棍一步三晃地走过来问：“您俩哭什么？怎么着了？”四姐说：“他抢我的虫子还打我。”大娘弯下腰一看：“哎哟，你这孩子怎么抢了您姐姐的虫子还打她？看，鼻子都打破了。”一边说着，一边从她披着的那件破棉袄上往外揪棉花给四姐擦血，我在一边甩着右手大哭 。大娘说：“她不哭了，你还哭什么？”我说：“虫子咬我的手了。”大娘抓起我的手来一看，手掌已肿得象个小馍馍。大娘问：“什么样的虫子？”四姐用手比划着说：“这么长，黑黑的，卷着尾巴。”大娘说：“那是蝎子。是蝎子蜇的，不是咬的。”大娘拉着我到她家厨房里舀了半碗凉水，把我的手按在水里泡，说泡一会就不疼了。泡了一会，仍然很疼。我觉得整个手掌以及胳膊上的血管都在发胀，象要把肉皮鼓破似的，这滋味比刀割针扎的还疼。后来手掌发青胳膊打颤，这种疼痛实在找不到恰当的词语形容，只能说“异常难受”。大娘一看用水泡不管用，就把我搂在怀里一边给我擦泪，一边哄我：“别哭了，别哭了，越哭越疼。”大娘叫四姐去坡里喊来了我父亲、母亲。母亲看着我那肿胀的手直掉泪，父亲就用湿手巾给我捂。那时候村里没有医生，父亲步行着去谷村医院买药，等父亲回来时，母亲已把我哄着睡着了。这次被蜇，是我第一次受这么大的委屈，直到现在虽然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还依然记忆犹新。从前，每到农历二月二“春龙节”时，父亲就用个小盆子端着草木灰往墙角里、桌子底下、床底下撒，一边撒一边念叨：“二月二撒青灰，蝎子蚰蜒死成堆。”因此，每到二月二我便会想起挨蜇的事来。越极力地想将它忘却效果越差，成了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第二次是我在颜店派出所工作的时候。1976年夏天，公社机关干部支援农业生产，每天下午去搞积肥造肥，就是把路沟壕崖的杂草用铣铲下来堆成堆，等杂草腐烂了就拉到地里作肥料。那时，派出所、武装部、团委、妇联是一个小组，组长是团委书记张岚。公社里给每个人发一张铁铣，一顶草帽子，由各组的组长分发。一天下午出发前，我去团委找张岚领帽子。张岚说：“别人的都拿走了，就剩你的了，墙上挂着的那个就是。”我从墙上摘下帽子戴上，就和同志们一起上颜店村北的旧窑场去积肥。干了一会活，我觉得帽子里有东西爬动，还弄得帽子呼啦呼啦地响，便想摘下帽子来看看。帽子还未摘下来，眉头上就被狠狠地扎了一下，立时痛入心扉。我把帽子一扔，双手抱着头 “哎哟”起来。旁边的妇联主任付永云喊道：“蝎子，蝎子！”随即一脚踩了个粉碎。三组的颜华说：“来，我给你把毒汁吸出来就不疼了。”“病急乱投医。”我一听有道理，也想尽快地减轻疼痛，就伸着头让他吸。吸了一会，我觉得更疼了。颜华说：“坏了，没吸出来。”武装部的田世振说：“你还想给喝饮料那样，一吸一大口，要不就是你咽肚里了。”一句话说得大家都虾腰弓背地笑起来。我疼得直咧嘴，但再疼也不能象小时候那样咧着大嘴哭了。因为没吸对地方，很快我眉头上起了两个包，一个是蜇的，一个是吸的。张岚打趣说：“小许，别看一两面没用做的疙瘩还不小哩，你这也是失火挨板子——双倒运。”我皱着眉头苦笑。“哎，张岚，帽子在你屋里挂着来，这蝎子也当然是你屋里的。”我想吓唬她一下，“你屋里恐怕不止这一只蝎子吧？你就等着挨蜇吧！”别人也附和着说：“对，听说蝎子都是一窝一窝的，小张你还真得注意哩。”闻听此言，张岚还真的害怕了。她立马喊了两个人去帮她搬桌子、架床，满屋里找蝎子，又买了敌敌畏打了药，连墙缝都用纸糊上了。2006年，几位同学聚会，我专门点了一道菜叫“炸全蝎”，这回我可有机会发发狠报那一针之仇了。菜上来，我先讲了一遍两次挨蜇的故事，随即夹起一只蝎子说：“蝎子，蝎子，当初你蜇我，今天我吃你！”同学们看着我那滑稽的神态，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选自《兖州春秋》年刊第八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