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兖州 知天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政策带来了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物质的丰富，人民生活的提高。可是究竟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什么样的一种政策，国家是什么形势，人民的生活状况如何，现在的人们有很多就不了解了。要想真正地认识改革的政策好，好在什么地方，就应该对之前的形势和社会实际有所了解。
笔者是1972年去王因工商所工作的，那时叫半脱产或亦工亦农的工商管理员，用现在的话说叫“打工”。每月领30元工资，要向生产队里交一半买工分的钱，参加生产队里的分配，至1982年下放回家务农，前后共历十年。这十年，笔者正是25岁至35岁的年龄段，也是精力充沛、积极学习、追求进步的好年华。工作中我服从领导听从分配，一门心思把工作干好。这既是责任也是想着干好工作，做出成绩，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个正式的工商管理干部。那时工商所里人员不多，不管有什么任务，我几乎阵阵到。我们所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商所”和“济宁地区优秀工商所”。我虽然是半脱产干部，也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垂暮之年，回望那曾经工作奋斗的历程，仍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我刚去工商所工作的时候，负责王因、娄庄两个集市的粮食交易、过磅和收款。
1974年，所里设立了检查站，经过两年的工作实践，我的政策水平、业务水平都有了提高，逐渐成了所里的骨干，几乎大小工作都参与，如物资的检查，案件的审理，社队企业的调查、办证、年审、收费等。县物资交流大会时，每年都被县工商局抽调为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协调、帮助工作。
王因工商所管理着54个大队，一万多户人家，六万多口人和王因、娄庄两个集贸市场，在集市的管理上，主要是市口的安排和物流的检查。市口有粮食市、青菜市，干鲜果市、猪羊市、禽蛋市等。检查的重点是计划经济下，国家统购统销的油脂、油料等。
所有私有的物资商品也在检查之列。如肉鱼类、四坊产品（粉制品、面制品、豆制品、油制品）、木制品、针织品和土产品等。有些商品只允许在本地集市出售，如果到外地去出售必须持有本地基层单位“自产自销”的证明，否则，便是违犯政策的。处理的方法是扣留没收或变价处理。当时，工商管理业务涉及的范围面广、量大、政策性强，与基层社队企业、副业和社员的生活、生产、经营密切相关，工商管理人员的任务艰巨，工作繁重、压力也很大。
第一节 对集市的管理
1. 查花生：花生是油脂、油料作物，是当时国家统购统销物资，是不准上市的。可是王因公社是花生的主要产区，社员们既有生产队分配的，也有在自留地里自种自收的。总想把花生拿到集市上多卖点钱，有的炒成熟果（炒花生）去出售。按照当时的政策是不允许的，对于花生的检查也就成了使工商人员感到比较麻烦，也是很头疼的事情。放弃管理那是失职，加强管理又谈何容易。
就王因、娄庄两个集市来说，一年四季每个集上都有很多出售炒花生的，赶走一个又来一个。而且他们为了躲避检查，变换各种方法把花生藏在亲友家，藏在市口的蔬菜中，藏在衣物中、草苫子中，拿出少部分来到市场上出售。有的还设了了望哨，专门防备工商人员的检查。针对这种情况，工商人员也只得机动灵活地变换各种方法去进行管理，我们有时候藏在屋角处、厕所旁、坑崖下、市场口、人群里，一旦发现就进行围堵查扣。小贩们就仓皇逃匿，东躲西藏，集市上也就经常上演这种“猫追老鼠”的游戏。
赶集的人们有的说我们太狠心，不灵活，有的还暗地里咒骂。有的说这种政策不合理，老百姓种两棵花生卖点钱不容易，又不是偷来抢来的，有的说卖花生的不自觉。
老百姓自有评论，可又有谁知我们表面看似狠心严厉，心里也有热血柔情，我们也知道这些小贩们都不容易，可我们又不能置国家的政策于不顾，而放任自流。所以，管理人员也只能酌情处理，达到管理好市场的目的。对于少数被查扣的，也是将花生就地变卖，将款付给本人教育放行。
2. 查辣椒
1975年的春天，有一次我和所里的老边同志在王因集巡查时，发现有一个人慌慌张张地掩藏货物躲了起来。老边说这个卖菜的很可疑咱去看看。走到货摊前，老边指着一个黄大衣盖着的编织袋问：“这是谁的袋子？”无人应声。老边一摸袋子里是干辣椒，反复询问还是没人应声。老边提着袋子刚要走，来了个五十多岁的男子说袋子是他的，是自留地里种的辣椒来卖点钱。男子是本公社业庄村的王XX。要按说当地的社员自种自销点农副产品是允许的。男的这一藏一躲就告诉了我们他的辣椒不是自产自销的，而是贩卖来的。那时正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打击“投机倒把”，这种行为是政策所不允许的，我们把王XX带到工商所，将辣椒扣留听候处理。
当天下午，所里派人到业庄大队进行了调查，证明王XX家根本没种辣椒，王XX是个菜贩子，经常贩卖些辣椒、大葱、大蒜。
第二天上午，王XX来到工商所听候处理。此案是我和王会计俺俩审理的，一开始，王XX极力辩解是自产自销，又说是亲戚给的，反复教育仍不改口，最后我们叫他回大队里去开证明信。到了大队里，大队干部说：“工商所里昨天下午已经来调查完了，怎么再给你开证明？”他一看没法，再说假话也蒙混不过去了，又回来承认是从兖州市场上贩来的，是投机倒把，并一再检讨、认错，请求给予从宽处理。最后，所里将他的28斤红辣椒，按每斤0.70元变价处理，得款19.60元，当即交给了王XX。按市场价格王XX少卖近20元钱，其本人也基本满意，他知道，如按投机倒把处理，货品没收他是一分钱也得不到的。
第二节 对物资流通的管理
从我到工商所开始，王因工商所对所有物资的流通和管理，都是严格按照国家的政策执行的。所有物资的运输流通都必须随身携带本单位的证明信。因此这项工作的管理便成了工商部门既艰巨又广泛又复杂的重要工作。工作中我们采取了定点设卡，流动巡查的方式，针对不同的物质，不同的季节的流通情况进行管理和检查。
1. 查粮食
当时就粮食而言，也只能在本地的市场上出售，如果去外地出售，也需要有自产自销证明。
那时，我们济宁地区农作物的种植情况是：兖州县、汶上县多种小麦、地瓜和棉花；曲阜县、泗水县以小麦、玉米、花生为主；这样一来各类粮食的余缺和价差也就较大。虽都是农民自产，但为了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就形成了长途自卖购销，这里边就难免有一些有违反政策的情况掺杂其中。工商部门只要出去巡查或设卡检查，总能查到一些违犯政策的现象。
1975年的秋天，有一次我们在王因公社和黄屯公社交界处设卡检查，凌晨四点，查住了一起来兖州卖粮食的商贩30多人，查扣粮食20000余斤，其中大豆1500斤，杂粮5000余斤。还有一起是12人，每人骑一辆自行车，他们带的粮食竟多达5400斤，人均450多斤。载重量最多的达540斤，最少者280斤。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一辆自行车载重500多斤，再加上骑车人的重量应达到600余斤，而且竟然还能上车骑行，这是谁都不相信的。是利润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也是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才使我长久难忘，记忆深刻而由衷的叹服。
1976年冬，有一次我们在新庄村北的交叉路口，设卡检查时从凌晨一点到早晨七点，共查获100多人，自行车70多辆，地排车10多辆，带着这些人回所里时，排队的人员和车辆长达二、三百米。处理结果是：粮食30000余斤，其中大豆20000余斤，杂粮8000余斤。有证件放行的占20%，无证明的占70%，让其回原籍的开来证明放行的占其中的20%；没收处理的所占比例很少。这个运输大队也全部是嘉祥县、金乡县、巨野县的农民。
2.查猪肉
1977年秋，有群众向工商所举报称钱家村大队的钱XX曾在泗河滩里卖肉，时间是在逢道沟集日的时候所长非常重视，派王会计、老孔和我三个人前去巡查。道沟集的那天上午八点钟，我们骑自行车赶到距工商所东边十多里路的泗河大堤。放下自行车到河堤上一看，距河堤约有500多米的泗河滩里有一群人，估计就是有卖肉的。我们分三路包抄过去。那时泗河里没水，深厚松软的沙子直往鞋里灌，当我们离那群人大约有50多米时，有人大喊：“所里来人了，所里来人了。”但卖肉的想跑也是比较困难了，他也知道是跑不掉了。一看果然是钱家村的老屠宰户钱XX，因政策不允许私人宰杀便停业了，但却时不时地偷着杀头猪到偏远的河滩里来销售。八九点钟赶集的人还不多，所以还没卖多少就被我们查获了。
经给他讲明政策，钱XX态度还比较端正，自觉承认违犯了国家政策，并交待了以上已宰杀过三头猪，也是在泗河滩里卖的。按照我们的要求，当即将肉和宰杀工具交到了工商所。
所里根据钱XX的态度，给予从宽处理，此次的120斤猪肉按当时国家定价每斤0.71元的价格变价处理，计款85元没收上交。对以往三次的非法宰杀不再追究，屠宰工具由钱XX领回不准再犯。
3.查羊肉
前竹亭村的第四队，约50多户、300多人，全部是回民，王因公社宰羊卖肉的几乎全是这个回民队的。
虽是回民队，养羊的却不很多，人们可以经常看到他们用自行车拴个柳条筐带着几只羊回来，对外说是买来喂养的，可明白人都知道那是买来宰杀的。羊没有了可你想查到羊肉，那却是非常困难的。
虽是少数民族，但当时的政策也并没有对他们法外施恩，私自宰羊销售也是被禁止的，可回民却将这一切行当作为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全队大多数社员从事这一职业。
所里也非常了解这种情况，也到大队里进行调查和暗访，也在附近巡查设卡堵截，费了很大精力却始终没有管理好。
1976年腊月的一天夜里，我们凌晨一点在蓼沟河的一个小桥上设卡，这里是前竹亭去济宁的必经之路。凌晨四点从前竹亭方向过来一人，身上似带有货物。我们正在隐蔽处观察，那人却拐弯叉入小道遁入了河东边的树林里。我们循迹追去在树林里搜索了好长时间，也没再发现那人的踪迹。直到早晨六点桥上来来往往有十几人通过，却无一个是宰羊卖肉的。
我在王因工商所工作的十多年里，从所里的工作日志上，从没有查获过一起回民私自宰杀的记录。我们总结原因有四：
一、回民的宰杀技术熟练，而且男女都会，他们宰一只羊比汉民杀一只鸡还要快。放血、剥皮、剔骨都悄无声息，在屋里宰杀，你就是在院子里也听不到声音。宰杀完立即出手或藏在粮囤里、衣柜里。没有确凿的证据，任何机关都无法进家搜查，这证据你是难以得到的。在家里宰杀时，都锁上大门甚至屋门街头有放哨的，屋里有了望的，人家锁着门就示意家里没人，你有何理由去叩一个上了锁的大门？即便你进了村子，那村头路口抱孩子的妇女，乘凉或晒暖的老人，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个声音传递出去，你就是有千条妙计也别想再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二、回民有其少数民族的特性团结。他们内部不论有什么矛盾或隔阂，对外却非常的一致，你别想从他们嘴里得到不利于其本族人员的任何信息。
三、回民队里的社员多是亲戚连亲戚，关系都很密切。他们的亲戚大多数都在外村、外县市的回民居住区有的远有的近，他们宰杀的羊肉不零售，都是早已有了客户，按定购的肉品配置好，称好，包装好，对方准备好钱，按约定的地点货到付款，信用程度极高，绝无欺诈行为。那些外出带着条筐购羊的回民，按照定好的销量酌情买羊，有的在河滩的树林里，庄稼地里就宰杀完毕销售一空，就连那羊头、羊骨、羊皮也是物有所需，绝不会留下半点痕迹。
四、回民拿羊肉走亲戚看朋友，不需要像汉民那样打成礼条。数量少体积小，无论是包装、携带和运输，流通都很方便，你就是发现一个挎包里带着羊肉的，他说是买的，亲戚送的，你又怎能说他是私宰贩卖的呢？稍不注意说错一句话，给你顶“不尊重少数民族”的帽子，立刻会引来一番无端的非议。
第三节 “爱心”引起的“风波”
1974年冬，一天凌晨三点多钟，我们路查时，查扣了一个骑着自行车来兖州卖大豆的嘉祥人，因为没带任何证件，大豆和自行车被我们扣留了，给他办理了扣留手续，叫他回去开“自产自销”证明信。
下午五点多钟，我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回家。行到供销社门口，发现有一个人在路边哭泣，身边围了许多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跟那人说着话。我也好奇地前去观看。一看这人竟是查着的那个嘉祥人名叫张文甫，家中五口人有妻子两个孩子，还有一个70多岁卧病在床的老母亲。他的大豆是生产队里分配的，听说兖州的价格高，想来兖州多卖两个钱给老母亲看病，再从兖州买点价格低的瓜干捎回去。不料大豆和车子都被扣留了。
通过与他交谈，我了解到他哭泣的原因，一是现在身上没有一分钱，从夜里到现在没吃一口东西，车子和大豆被扣留了，如果回去开不出证明信来，东西都被没收了，不光没法给老母亲看病，还可能把母亲气死，妻子也会埋怨。二是回家去开信既没自行车又没钱，从王因到他家一百多里路，恐怕撑不到家了。了解情况后，张文甫的难处又变成了我的难处，现在所里的同志们都下班回家了，他的自行车是弄不出来了。怎么办呢？最后我把他从地上拉起来，对他又教育又劝说：“老张，你骑我的自行车回去，尽快地把信开来，我们抓紧给你处理，只要有自产自销的证明信，你的车子和大豆是绝不会没收的。”我又给了他三块钱，让他吃点饭再走张文甫一再道谢高兴的走了。
我那辆“金鹿”牌自行车，是所长从县工商局里给我争取来的一个自行车票，我和妻子求亲告友花150多块钱买的，刚买了两个月。那时候谁有辆这样的自行车，不亚于今天买了辆小轿车！我那时每月的工资已涨到36元钱，就可以说明那辆车子的宝贵了。
我们全家人爱如珍宝，我每次回到家，妻子和孩子们都抢着帮我擦车子弹灰尘，妻子还弄了两块木板，放车子时前边垫上车轮后边垫上车撑不让它着地。买了两个多月，从来没出借过一回。那时候这辆自行车是我家里的一项主要财产。
我步行三、四里路刚进家门，妻子第一句话就问：“怎么跑着来的？车子呢？”我这才意识到又遇到了一个难题。怎么给她说呢？无奈只有实话实说。刚说到一半她就完全明白了，又哭又闹地给我吵了起来，说：“你看看咱家里除了房子以外还有哪样东西比那车子值钱？买车子借的钱到现在还有90块钱的账没还上。刚买了还没三个月的新车子，亲戚朋友都没人好意思来借，你却借给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外地人。你每天查住的人有困难的多了，你有多少钱，有几辆车子去行好？怕摔了车子，孩子想学车子都不敢叫他们学，你倒好........”我理解她的心情，耐着性子让着她，劝说她。
谁知，她却没完没了，非叫我今天把车子弄回来不可。我一时没控制住情绪，给她吵了起来，还摔坏了茶壶、茶碗和两个盘子。只闹得当晚都没有吃饭，妻子委屈地哭了一夜，我也满肚子是气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张文甫没有回来，这一夜我住在所里没回家，生怕再生气。第三天上午，张文甫带着“自产自销”的证明信来到了工商所，我们将他的自行车和大豆发还给了他。张文甫走后，我向所长请假赶快骑着车子回了家。妻子检查了一遍，确认自行车完好无损才放了心消了气，一场风波才宣告结束。
——选自《兖州春秋》年刊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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