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
路鸣
我生在一个战乱的年代，国内的战争不断， “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丢掉了东北三省。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比日本国土大几倍面积的中国东北，还亡我之心不死，他们不断地制造事端，以进一步吞并我国华北。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发动了 “ 芦沟桥事变 ” ，北京已岌岌可危。八月十三日侵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并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可见日本侵略者狂妄之极、野心之大。我们的国家、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记得失去家乡的流亡学子们那首“松花江上”的歌曲，那凄凉、悲愤、期待、抗争的声音响彻大江南北。那歌声是对全国同胞的奋起抗战的呼唤，是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呐喊，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吼！
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布“全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的号召。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从此共产党的军队，得以正规军参加了抗日战争。延安是中共中央军委的所在地，是陕甘宁边区的首府。许多爱国志士、青年学生纷纷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积极参军参战奔赴革命胜地——延安。
随着年龄的增长，每当回忆到那段历史的时候，都会意积到国家必须强大，有国才有家的道理。人民企盼有个完整幸福的家庭，有一个不受外敌欺辱的强大国家。作为公民的我们当然也要热爱自己的国家，增强人们民族的凝聚力，有着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奉献与担当。
我的老家居住在兖州东南城内奎星楼街。是曾祖辈辛勤劳动置办了些家产。有前后三个院落，南园一片空地和南乡部分土地。祖父路峙洲是个读书人。喜欢买书、读书、考取过秀才。老人家是个慈善之人，肯于赞助别人，街里有什么大事都请他主持，深得邻里的爱戴。他曾在南园请人盖了三间草房，办了全部免费的私塾，亲自给学生授课，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路二先生。我在百子堂小学读书时，爷爷路过学校，到学校看我。教导主任及老师们都很尊敬他，据说爷爷当时在学校担任学校的董事。
我大爷爷家有一个儿子，我祖父这边有四个儿子，父亲路钟简排行老五。在我的记忆中，我从小和爷爷、奶奶、四伯母、母亲一起生活。听说四伯父抗战前就在外经商，一直杳无音信。母亲说，我父亲在我还没有学会走路的时候就离开了家乡，去寻找抗日的队伍。他也是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不甘心当亡国奴。听说是从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到徐州去参加革命的。临走前，父亲对母亲说：“孩子太小，不然就带你一起走了”。千言万语均在他们的握手告别之中，这一走就是十年。对于五口之家，一方是渐渐衰老的祖父、祖母对儿子的思念与牵挂，一方是妻子对丈夫的担心与期盼。没有音信，没有地点，全家在等待与盼望中度日。年幼的我，只知道别人都有爸爸，而我的父亲是墙上那张镶着镜框的黑白大照片。年经、英俊、有气质，好像是戴着礼帽照的，可惜这张照片没有留下。因为我年小还保护不了那张照片，失而不能复得，至今感到遗憾。因为他是我父亲的象征。
我的少年时期，在家乡仍然经受过了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军佔领的年代。兖州是津浦铁路的抠扭，凡城内重要的地方，都有日本兵站岗。我从外婆家去小学上学，要经过的一座桥，桥上都有日本兵把守。我很反感他们，特别是带有飘带的帽子和手里上刀的枪，都是躲着他们走过。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国民党的兵又住进了我三伯父母的家。可想而之，如果父亲与这个家有书信来往，知道是共产党军队的家属，那是要吃官司受迫害的。十几年我没有见过父亲，没有叫过一声爸爸，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没有见过他的字迹，没有离别的回忆也没有父爱的感受。只有见过的照片，只有长辈在讲故事中的想象。可以理解，祖父、祖母两个小儿子长期没有下落，他们是如何在牵挂与失落中度过。两个儿媳妇对丈夫的思念与生活的艰辛又能向谁诉说。
时常母亲带我到外婆家小住，他们家人多，有外公、外婆、舅舅、舅妈、姐姐、弟弟。在他们家我能体会到大家庭的温暖与快乐，感爱到他们对我们母女的关爱。至今，他们全家都深深地留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我和爷爷奶奶共同生活了十多年，也许，是他们把对儿子的亲情化成了对孙女的那份疼爱。他们对我崇爱有加，刚刚四岁的我，爷爷在书房教我识字，出门上街爷爷一手拿着文明棍儿，一手领着小孙女。我乖乖地跟着爷爷出去再一起跟着他回来。奶奶去走亲戚，总是叫人力车带着我一起去。我依偎在奶奶的身边，我可以在亲戚家玩耍，再陪她一起回家。这已经成了习惯与自然的事情，姐弟们很是羡慕。奶奶最喜爱他的小儿子——我的父亲。奶奶在兖州解放前一年病故，在她弥留之际还呼唤着父亲的名字，但她老人家始终没能听到儿子的下落。爷爷和奶奶相隔一年于解放后去世，那时候我刚上初中一年，放学回家看到爷爷已去世非常的难过。当时爸爸与家已有通信往来，但全国有的地区还没有解放。父亲在东北工作，终因交通不便，未能回来给爷爷送葬。我小小的年龄，对于战争的残酷，民众的痛苦，家乡的贫困，爷爷奶奶一生的操劳，与晚年的艰辛也有些感悟。父亲离家抗日救国十几年，忠孝不能两全。多少年来爷爷奶奶是靠卖地维持五口之家的生活，他们晚年的开销是由俩位伯父母来承担，其它繁重的家务劳动、侍奉病重的公婆，都是四伯母和我母亲身边照顾，她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怨无悔地为这个家奉献了几十年，直至为二老送终。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三日兖州解放，我还记得接到父亲离家十年后的第一封来信的情境，当时爷爷还在世，，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兴奋心情，年老体衰的爷爷有些伤感生气，母亲的心境更为复杂，一个人在屋里流泪。一年多后我们家享受了干属待遇。
也是从那时起给父亲写信就是我的任务，到现在我还保留着一九四九年父亲在泰来县任职时来的信件。我在信中汇报我的学习生活，也盼望着他的来信。同年四月二十一日，爸爸给我寄来一张照片，后面写了拍照片的时间地点。
这些信件和照片，我珍藏了六十五年。我是在兖州中学读完一年级后去东北的，父亲把我们接到泰康县委。以后我就留在父亲身边读书，那时父亲是泰康县委书记。当时老解放区的县级干部，都是穿着军装，实行供给制。因为父亲的缘故，在我去东北后也实行了一段供给制。去东北的第一个冬天，给我一套制服式的棉装，还有一个大皮帽子，我不喜欢，还被父亲批评了，说要与大家打成一片，后来我还是接受了。我慢慢的习惯了东北的生活，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先后到齐齐哈尔和哈尔滨读书。一九五三年国家开始搞经济建设，为支援地方，决定调军队干部到地方工作。父亲在富拉尔基北满钢厂初建时，参加过该厂建设的领导工作，以后调到哈尔滨金属结构厂任厂长。一九六一年父亲调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全家随迁北京。我那时已经在哈尔滨工作就没有同迁，从此与父亲又一次分别。
由于战争年代艰苦的环境与辛劳，地方工作的责任与压力、敬业与忠于职守，疏于对健康的重视，调到北京后不久父亲就患病住院。他在生病的一九六一年还剪下了《北京晚报》徐特立《对青年人的几点希望》的文章寄来，教育我如何对待困难，学习上如何持之以恒，生活上继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与诚实守信的作风。我都牢牢地记在心里并珍藏至今。
父亲还是没有能战胜疾病的肆虐，去世的讣告登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的《北京日报》上，当时他还没到五十岁，应该是英年早逝。姐弟中我与大妹妹参加了父亲的告别仪式，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弟弟妹妹们每年清明都去为故去的父亲扫墓，我只要去北京时，就和在北京工作的女儿一同前去为她外公扫墓祭奠。只是相隔千里，难得一见啊……
过去和父亲交流中，很少谈到他离家的十多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经历，我也只是略知一二，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现仅摘录悼词中的段落来补其不足吧。悼词中提到：“路巨彤同志，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电台指导员、县长、县委书记、东北建筑公司经理、党委书记，哈尔滨建筑机械金属结构厂厂长等职。”；“二十五年来，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给党和人民做了重要的贡献。”；“他以人民的利益和革命的需要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最艰难困苦的时期，他牢固地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充满了革命的乐观和勇气，没有丝毫畏缩和动摇，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他的生活艰苦朴素，保持与发扬了一个革命老干部的优良传统。”；“路巨彤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二十五年来他始终如一，忠心耿耿地献身与革命，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人类最伟大、最光荣的共产主义事业。”
回首这些往事，思绪久久无法平静，父亲的音容笑貌仿服就在眼前。他的革命精神，优秀品质是我们姊弟及其后代的精神食粮。在父亲重病期间，正值我女儿出生前后，我又担负着较重的教学任务和专业上的进修学习，没能前去侍奉父亲，身感内疚。必竟当时北京的弟妹们都年幼，全靠坚强的妈妈在北京支撑，我完全能理解她当时的心境与压力。父亲可欣慰的是他的儿女们均已立业成家，特别是孙辈，多位是从北京名牌大学毕业，从事着自己热爱的事业。
二零一三年十月，我们相聚时谈到，他们有的也已到退休年龄，也想在闲暇时，了解一下家乡的历史与家乡的发展变化。有条件时也可以继续叙述故人的历史、个人的奋斗及孙辈们兖州人的精彩人生。
在我已老年之际，《兖州春秋》给我这一机会，来回顾我父亲走过的那段历程，战争给亲人们带来的痛苦与分离，日本帝国主义给我们民族造成的灾难。在家乡的书刊上诉说这些往事，也圆了我的故乡之情。在此通过你们，表达对家乡的培育及政府关怀的感激，并对《兖州春秋》表示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