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问题不是做生意，没有什么值不值这一说，再说很多事情随着历史的发展会发生相反的变化，好事会变坏，坏事会变好。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身处决策位置上的当事人的利益是否最大化。
宋朝在历史上给人的印象，从来都是一副经济发达、文化艺术鼎盛，却又军事孱弱的样子。这点很奇怪，按理说脱胎于五代十国军阀混战的宋王朝，有能力重新统一自中晚唐开始藩镇割据的局面，应当是强者中的强者啊！为什么对外战争总是显得很软弱呢？
解答这个问题，还得从宋太祖赵匡胤说起。
赵匡胤以后周大将的身份搞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创建北宋，得了天下，其中有很多投机取巧的成分，缺乏硬碰硬的实力，和那些靠武力征服实现政权更迭和国家统一的强大王朝相比，北宋天然就比较软弱。
在赵匡胤之前还有很多帝王都是这样干的。这个根子源于唐朝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在历史上的影响太大。安史之乱被镇压之后，李唐王朝出现了严重的藩镇割据，李唐王朝覆灭之后又出现了频繁的政权更迭，无一例外都是手握重兵的武将夺权。
所以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之处，虽在统一战争阶段仍然任用武将帮他打江山，但等到天下初定，就立即开始推行崇文抑武的政策，目的就是要压制武将的权力和影响，防止武将复制陈桥兵变模式。
赵匡胤抑武的第一个举措，就是把那些跟着他打江山的大将解除兵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和平演变“杯酒释兵权”，但该举措无疑会削弱北宋的军事力量。
此后历任宋朝皇帝，均延续赵匡胤的抑武政策基调，他们为了保住赵家江山不惜一切代价，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压抑武将，重用文人。甚至还立下了永不杀士大夫的规矩，故而两宋的文人地位十分崇高。
武将受到严重压抑，结果武将是没有了大权在握夺权篡位的可能，但是也造成很多武将失去了用武之地。
比如狄青，虽累积战功做到了枢密副使的位置，但是由于他是武将出身，遭到以文彦博为首的文官集团的排斥，被派到陈州任节度使，朝廷每月派人去看望他两次，每次去狄青都一整天坐卧不安，没多久便抑郁而死。
在北宋，士兵都要在脸上刺字。看过《水浒》就能知道，刺字是犯人才有的待遇，把士兵跟罪犯一样对待，可见军队和士兵在北宋内部地位之低下。
故而在宋代，有“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的说法，汉唐以来投笔从戎功封万户侯的价值取向，在北宋却成了好男儿都不愿意的职业选择。
接下来我们回到话题，简单的回顾一下订立澶渊之盟的这段历史。
1004年，辽国萧太后和辽圣宗耶律隆绪，亲自率军南下入侵北宋。当时辽军声势很大，逼得北宋内部竟然出现了南迁的声音！危急时刻，宰相寇准力排众议，极力促成宋真宗御驾亲征。
皇帝来到前线，宋军士气大振，交战中用强弓硬弩射死辽军统帅萧挞凛，使萧太后不得不坐到谈判桌前。辽国通过降将王照应给宋朝是传递和谈的意图。
真宗派曹利用前往和谈，谈出结果是北宗和辽国建立兄弟关系，北宋每年给辽国岁币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两国以白沟河为界。
这样的协议，可以说北宋是在花钱买和平，对北宋的后续发展至少造成了三点消极影响：
首先是承认了辽国占据幽云十六州的合法性，彻底失去了这片拱卫中原的天然屏障。
往后宋军若是越过白河沟进入辽国境内，自身在澶渊之盟的协议面前就站不住脚。古人打仗讲究师出有名，撕毁盟约的宋军，很难再做到正义之师的理直气壮。
其次宋朝从此开启了花钱消灾的外交惯性。
此后，宋朝在面对西夏、金国、蒙古三股敌对势力，均是效仿澶渊之盟，给敌方以巨额的岁币，来换取两国之间的和平局面。
尽管这些钱，宋朝能通过边境贸易的赚回来，而且宋朝商品经济空前发达，官员、百姓幸福感指数也很高，但这并没有改变北宋弱，辽国强的被动局面。
第三是宋朝皇帝在“温水煮青蛙”中逐渐消磨血性和斗志。
澶渊之盟若是作为暂避萧太后锋芒，积蓄军力反击辽国的手段，未必就不是一个极好的缓兵之计。
但这些花钱买来的和平时间，并没有用来整兵备武，北宋依然延续那套崇文抑武的政策，军事力量孱弱的局面根本没有得到改变。
最后的结果，是女真人的金国横空出世，灭了辽国又兵临汴京城下。直到金兵掳劫徽钦二帝和三千公卿贵戚北上而去，大家才回过神来，北宋的繁华灿烂，只不过是给贪得无厌的金人养了一头肥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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