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灭亡，是很多明粉心中永远的痛。那么，如果当年崇祯不自缢而是南迁，会得到拥护，像南宋一样延续百年吗？
估计应该是可以的，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成功率。为啥敢这么说呢？咱们就先分析明朝的两大敌人——李自成和满清。
虽然最终取代明朝的是满清，但明朝真正的终结者无疑是李自成。然而，李自成所建立的大顺，从一开始就问题重重，并不是一个可以管理天下的政权，李自成也不是合格的统治者。
别的不说，只说军费一事。为了得到老百姓的支持，进入北京后，大顺坚持“三年免征”的赋税政策，军费哪来呢？主要有以下渠道，没收明朝内帑、宗室、勋戚、太监的家产，以及对明朝官员实行追赃助饷。
说白了，就是打土豪、抢钱财。这种策略偶尔用可以震慑群小，也可解一时之急，但若是成了常态，路可就走偏了。
仅这一件事情，大顺就得罪了平民以上所有阶层，仿佛只将平民当作自己人，其他全是仇敌。起事之初，宣扬这样的观念也是一种拉拢民心的方式，但中后期再这么做就显得愚蠢。
任何一个政权，想要长久都得团结所有能团结的力量，然后找准敌人、孤立敌人、消灭敌人。大顺的敌人是明朝政府，但这并不代表明朝统治下的官员富绅都是敌人，他们是可以争取的。
李自成却没能明白这一点，在统治地区内将官员富绅当肥羊来宰，使得各地官绅人人自危，造成的结果是树敌过多，除了一无所有的贫民，估计没人愿意大顺执掌天下。
道理很简单，谁都不愿过苦日子，可按大顺这种行事方式，富了就有可能被针对，难道只能一直苦下去？不，这不是他们要的生活。大明遗臣和富豪们更不用说，都视大顺军为贼军。
就算李自成调整策略，那也来不及了。若是立刻调整，那更惨，为啥？因为李自成对大顺的掌控力，似乎并不强。
他要调刘宗敏去打吴三桂，刘宗敏竟然说“大家都是做贼的，凭什么你在京城享受，让我去前线卖命？”听听，都站在武英殿了，刘宗敏还自认是做贼的。而李自成也没有任何挟制刘宗敏的办法，无奈之下御驾亲征，刘宗敏不好再推托，只能追随前往山海关。
换言之，大顺军的散漫风格已经形成，李自成在短期内根本无法更改。如果强行改，只怕刘宗敏之流立刻就要犯上做乱或者内部分裂。对于李自成来说，这个后果更严重。
和李自成相比，满清显然更有政治智慧，体制什么的较为完善。但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崛起时间太短，人太少。
1644年入关前夕，满清所能动员的兵力大致有这些，满洲八旗约五、六万人，蒙古、察哈尔八旗约两万人，汉军八旗不到三万人，三顺王、一顺公部不到一万人，外藩蒙古数万人，加起来大约十四、五万人。
这点人马，如何统治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中华？如果不是吴三桂，满清也就能入关抢掠一番，根本站不住脚。
何况满清还是异族，天然就没有中原百姓的支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道理，大部分古人都懂。从清朝入关至覆灭，无论镇压得如何残酷，反清的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这足以说明人心所向。
后来的南明小朝廷之所以干不过清廷，并不是实力弱，事实上哪怕满清在北京立了朝廷，南明也不认为他们是大敌。
一来，南明还有几十万精锐明军，怎么看都打得赢清军；二来，南明占领着淮河以南，疆域并不比清廷少，财政收入说不定比清廷还高，毕竟南方素来富庶。
问题在哪儿呢？在于谁都不服谁，为确定新天子的人选，文臣武将们先斗了几场，最后上位的是原福王朱由崧，可持反对意见的将领很多，朱由崧勉强登基，也是君不信臣、臣不信君。
大家能相信吗？多尔衮将军事重心东移，命多铎移师南征时，南明内部正斗得热火朝天，驻守武昌的大将左良玉是朱由崧的反对者，准备顺长江东下争夺南明政权，朱由崧的支持者马士英被迫急调江北四镇迎击，致使面对清军的江淮防线陷入空虚。
而名将史可法，也被朱由崧所猜忌，无法调动四镇之兵。一月之内清军便破徐州、渡淮河，兵临扬州城下，史可法兵败战死，南京城失去最后屏障。
此后南明四分五裂，再无统一的核心领导机构。如果崇祯迁都南京，这样的情况不会出现，纵有内斗，在国破家亡的威胁下也不会这么激烈，明朝未尝没有中兴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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