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婷
郭稼(1926- 1999 年), 原名郭清澧, 笔名树, 惠安县峰尾镇( 现为泉港区) 郭厝村人。中共党员, 高级编辑, 曾任福建省新闻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长期在福建日报社从事记者、编辑工作及新闻理论研究、美学研究, 著有《美学品藻》一书。1982 年获福建省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 1984 年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1999 年8 月9 日去世。其骨灰采用树葬, 是福州市第二例。
郭稼从事新闻工作五十余载, 如果追根溯源, 少年时期的他就有了与后来事业相关的第一笔。抗日战争爆发后, 中国沿海城镇屡屡遭受日寇飞机的轰炸, 惠北也同样难免厄运。日寇的侵略罪行, 激起山腰锦山小学(山腰中心小学前身) 全体师生的义愤。在郭端修老师的主持下, 先是在校内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继而走出校门向当地群众进行宣传演出。1939 年,成立了由三十位师生组成的抗日话剧团, 郭稼当时正就读于锦山小学, 他是最早加入的成员之一。不久, 惠北第一支军乐队成立, 与郭稼等几位同学为主的演讲队互相配合, 形成一支有声有色的抗日宣传队。这段不平常的生活历练, 郭稼学会了与普通百姓交流沟通, 体会到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他自己写演讲稿, 他的演讲声情并茂。福建省抗敌后援会惠安分会成立后, 全县组成十二支抗日巡回宣传队, 锦山小学宣传队列入抗日第六巡回宣传队, 他们走出山腰, 走遍惠北, 甚至进惠安县城, 东向涂寨, 南到东园等地, 形成强大的抗日宣传热潮,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斗争。之后, 郭稼在晋江中学、培元中学完成中学学业。抗日宣传队的生活经历对郭稼有很大的影响, 他早早地认识到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兴亡是休戚相关的。
1947 年高中毕业后, 郭稼报考上海暨南大学新闻系。上海是国统区, 郭稼虽不能亲赴战场, 却密切关注国内形势, 与进步师生们互相交流传递着每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1949 年5月, 上海解放。郭稼再也按捺不住早已积蓄在胸的热情, 当即加入革命队伍, 并随军南下。1949 年8 月, 福州解放, 《福建日报》创刊,郭稼分配在福建日报社编辑农业方面的稿件,此后一直在该社担任新闻编辑工作。
郭稼不仅是博学广闻、清醒睿智的新闻工作者, 而且是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的学者。他下乡采访, 写新闻报道, 搞调查研究, 观察问题, 既注重客观把握, 又注重微观透视, 既看到现实问题, 又看到潜在危机。他恪守新闻职业道德, 坚持讲真话、报实情、不溢美、不护短。每次撰写社论, 他总是数易其稿, 直到自己满意、上下肯定。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 郭稼开始致力于新闻学和美学的研究, 并在此领域长期探索, 追求终生。为了编好一本新闻心理学的参考书供广大新闻工作者学习, 他认真研读了华东师大、西南师大和东北师大编著的三本心理学教科书, 参阅了美国、苏联等国家的心理学著作, 博览约取。郭稼的文章虽然是理论性哲学性的, 但并非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而是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自然中浸透情趣, 平实中蕴含哲理; 写得有血有肉, 事理相间, 情深韵浓。那些针砭时弊的篇章, 字里行间表现出一种为民鼓与呼的气概, 让人感到信服。
五十多年间, 郭稼采写并发表了大量的新闻、通讯、调查报告、社论、评论、杂文、随笔和学术论文等不同体裁作品, 并屡获大奖。1982 年, 被评为福建省优秀新闻工作者。改革开放以来, 他在省级和中央报刊上发表了探索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论文十二篇, 新闻业务研究论文八篇, 新闻史研究文章十七篇, 美学随笔四十多篇。其中《马克思新闻工作美德》一文在1983 年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并被编入《马克思新闻思想研究论文集》一书。1984 年, 《试论新闻崇高美》一文在全国新闻学会第一次学术年会上交流, 并被编入《新闻学论文集》一书, 同年11月, 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仅五十名)。此外, 郭稼编印的《中国女记者》、《新闻美学初探》、《新闻心理学刍议》等参考书,在省内外新闻界也颇有影响。1985 年, 郭稼因体弱多病提前离休。离休后, 仍坚持写作, 年年有新作问世, 并完成四部书稿, 从而获得福建省“ 老有所为精英奖”。在身罹重病住院期间, 郭稼卧在病榻上, 对自己的遗著《美学品藻》一书, 认真翻阅了清样, 细心校订筛选,并用医院护士发药的小白纸写出意见。诚如他生前的同事友人所云: 郭稼如骆驼负重在人生旅途上跋涉, 如老黄牛般一生辛勤笔耕。郭稼有着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在他生命的天平上, 知识的重量远远超过人世间一切事物的总量。他说, 一个人工作无法“ 终身制”但学习则例外, 活到老, 学到老。早年, 他在当记者时家中悬挂着明代书法家董其昌的“ 天道酬勤”条幅自勉, 做到脑、脚、手“ 三勤”,离休在家仍然做到读、思、写“ 三勤”。正因为勤学才使他既拥有渊博的知识, 又具有精湛的专业修养。除了新闻学和美学方面的书籍, 郭稼还通读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邓小平著作。数十年来, 他购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五十卷, 离休后, 又把细读“ 全集”作为晚年生活的主要任务。郭稼广泛涉猎古今中外名著, 唐宋明清诗词更是常读的书。数十年来, 他读过的许多书都有见解独特的眉批, 有的还附纸写上心得, 或随时记下感兴趣的题材。他还非常关心当前多种学科互相交叉渗透而不断产生的新学科, 努力于知识的拓展补充和更新。对于读书, 郭稼在1999 年元旦日记中写道: “ 读书, 对我来说, 不单是求学问、增长知识的途径, 而且是求解脱、入佳境的审美享受。”
关于写作, 郭稼如是说: “ 我写文章不是为了扬名或别的什么, 在成败得失之间, 老年人总应该有一种超脱的心态。重要的在于追求———追求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 追求对社会能有更多的贡献。生命不息, 追求不止。”郭稼视事业重如山, 看名利淡如水,为人耿直, 爱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清高, 矜持不苟, 不畏权势, 不走上层, 不阿谀奉承的品格。正如他历来崇尚的“ 四钱” (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钱钟书) 一样, 淡泊名利, 宁静致远, 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曾请夫人刘泓把钱钟书的名诗“ 雕疏亲故添情重, 落索身名免谤生”裱褙挂出, 作为终身的座右铭。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 郭稼因肝硬化引起食道静脉曲张, 施行脾脏切除手术后, 又连续数次大出血。每一次医院都发了病危通知书,医生一再严肃地告诫他要休息, 郭稼并没有过清闲自在的生活, 而是以更坚定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争取继续贡献社会, 让生活过得更有意义。1984 年初冬, 郭稼又一次大出血, 连续昏迷八天八夜, 出院后, 在家中调养了一个冬春。病情日趋稳定, 但他考虑到自己如老马残阳, 大病初愈身体较弱, 假如勉强上班, 必然半工半休, 虽然没有人会责怪他, 但内心会感到不安。因此, 尽管正是工资改革和职称评定之际, 郭稼却毅然放弃了这个机遇, 提前正式向报社领导呈上申请离休报告。不求名利、不计所得, 对郭稼来说是常事。他在职期间, 许多同志乔迁新居, 一再改善居住条件, 而他一家却三次主动“ 礼让”, 仍然住在条件差的旧砖混房。夫人刘泓曾送他一副对联: “ 无私无求,一生清白; 不贪不沾, 两袖清风。”郭稼诙谐笑之: 一个布衣战士, 何来两袖清风?!
1999 年夏, 郭稼两次病危住院, 他是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属新闻系统全国劳动模范),可以住高干病房, 报社领导和院方几次想为他调整, 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仍然挤在六人一间的普通病房。按照以往他人住院的惯例, 病人均由同事们轮流值班护理或单位雇人代劳, 郭稼却每次都谢绝同事们的盛情, 直接由两个女儿日夜分班护理。郭稼对死生始终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把死生看得很淡: 他认为人死了就是回归自然。正如他在生命垂危之际绝笔诗云: “ 老梦残更觅新篇, 夜路漫漫知谁边。如堕雾海苦争渡, 忽化一羽飞上天。”所以他百倍珍惜有限的年华, 不论顺境或逆境, 始终保持精神焕发,让生命在奋斗中延伸。离休不久一部五万余字的《鹭江报史话》脱稿了, 这对一个被判“ 活不多长”的老人来说, 是多么不寻常的事! 1999年8 月, 郭稼的癌症恶化了, 又被送进医院,此时的他双颊深陷, 骨瘦如柴, 但在他心脏停止跳动前十小时, 还在极端艰难地进行《美学品藻》的清样校阅和订正工作。他的手颤抖得厉害, 写出的字七歪八斜, 许多字迹即使看惯了他的字的编辑也须费力才能辨认出来。至于自己, 郭稼一再叮嘱亲人: 身后不发讣告, 不搞遗体告别, 不开追悼会, 不收花圈, 骨灰实行“ 树葬”, 亲属不戴孝, 送行者不哭, 就当我出差去了。他还交代, 他死后不穿新衣, 将简办丧事节省下来的钱捐献给“ 希望工程”。郭稼逝世后, 有不少文章赞他真是“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然而, 郭稼真的是走得无声无息无牵无挂吗?试看郭稼在1999 年6 月29 日听医生判决后写的“ 有感”: “ 弘一法师留绝笔, 悲欣交集四个字。人生百味加百感, 尽在悲欢离合里。回顾一生辛酸泪, 欢欣将临了却时。如今唯留遗憾事, 但悲不见台湾归。”诚然, 若笼统地说郭稼无求无牵挂, 也不准确, 他一生爱国爱民爱自然, 就连最后的一把骨灰也要献给大地母亲,让生命在大自然里延续。
（原文刊载于《炎黄纵横》200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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