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汉语本位，重建句型理论！

在20世纪汉语句型的研究史上，以来自欧洲语法的“主谓结构”为框架的结构分类占了主流位置，也往往被认为大致“同化”了汉语句子结构。上海市哲学规划办优秀课题《汉语功能语法句型系统及其历史发展》（批准号为2013BYY008）指出， 欧洲语言的句子和汉语的句子，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深刻的文化差异，因此要以汉语本位重建句型理论和方法。

原文 ：《在文化认同中重建汉语功能句型理论》

作者 | 复旦大学教授   申小龙

图片 | 网络

中西句型并不是“大同小异”的关系

对于中西语言句型的比较，前人在结构方面有不少研究成果。这些比较有四个特点：

第一， 认定汉英两种语言在基本句型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或对应关系。

第二，无法对应的句型，用翻译的方法进行比较。

第三，抽象地谈论英语主谓之间有强制性的一致关系，而汉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语法形态变化和形态之间的照应关系。

第四，表面化地进行汉英句子成分的比较。例如，英语有形式主语，汉语有“双主语”；英语作主语的代词有格变化，汉语没有；汉语“的”字结构可以作主语，英语没有。

这样的比较实际上是用英语句子的结构关系来看待汉语句子的结构。它在大致“同化”汉语句子结构的同时，对“大同”之后的“小异”作浮面的打扫。这样的比较再细致，也无法真正理解两种语言的差异。因为它的“大同”的框架是英语的框架。把大框架套不进的现象视为汉语特点，这是用“例外”的办法看待汉语的特点，从本质上误解了汉语的特点。

汉语句型和欧洲语言的句型，并不是一种“大同小异”的关系。中西语言句型的不同，只有从根本上进行比较，才能发现真正的差异。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文化中的多姿多彩的文化样式，都是按该文化特有的思维方式建构起来的。因此，只有深刻理解了一种文化的思维方式，才能对这种文化的语言结构有深刻的理解，以避免强势文化先入为主的影响，从而在文化比较的意义上把握不同语言的句型特征。

为中西句型比较开启文化维度

为中西语言的句型比较开启一种文化的维度，这是汉语句型研究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根据我们的初步探讨，中西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五个对立”深刻影响了中西语言的建构：

一是整体思维和个体思维的对立，造成中文句子的散点样态和西文句子的焦点样态；

二是综合思维和分析思维的对立，造成中文的高语境策略和西文的低语境策略；

三是具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对立，造成中文的名词性意象和西文的动词性陈述；

四是耦性思维和单性思维的对立，造成中文的骈句习性和西文的单句习性；

五是主体思维和客体思维的对立，造成中文的写意风格和西文的写实风格。

从19世纪末《马氏文通》第一次引进欧洲语法理论开始，我国现代语言学就把欧洲语法作为人类语言的“普遍语法”来接受。欧洲语法的主谓结构，是从欧洲语言句子的形式框架概括出来的。对于欧洲语言来说，从结构形式建立句型系统，有充分的形式依据。

汉语的句子可以在科技和政论文体中大量使用欧化的主谓结构，但在文学语言以及日常口语、书信邮件中，句子在形式上呈现一种短语（句读段）流动铺排的样态，不存在一个形式上的主谓关系框架。而这样的句子正是我国传统语文的特点：用文辞的长短伸缩句法，用音句（句读段）的顿进显示节律，用节律的音乐性启发意会，用内容的完整性息止义句。

中国现代语言学形成之初就认为，中国古代语文学者是没有句法意识的。马建忠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而“正名”的方法，就是植入西方语法的概念，通过对“名”（术语）的“界说”，建构中文的分析范畴和框架。而所谓“界说”，就是系统地打开分析中文的欧洲语法视角。

由此，汉语句子的形式要点被欧洲语法规范为三：其一，汉语句子结构的主干是“主语＋谓语”；其二，汉语句子的谓语在句子结构中起核心作用；其三，汉语句子其他成分都附加在主干成分上而起作用。

中国语文传统的句法观

这真是汉语句子的形式？为什么这样的形式没有在历时千余年的古文句读中表现出来？中国古代语言学真的没有自己的句法意识吗？我们认为，这是汉语句型研究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从中国古代语言文学研究的文献中梳理和阐释中国语文传统的句法观，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四条基线：

第一，中国语文传统的结构繁简之法。西方语言结构的繁简是结构层次的增省，这是作为句子核心的单动词使然。中国古代句法不存在动词的单个中心，句法繁简的概念着眼于结构的长短。所谓结构之繁就是顺着时序如流水般延展之繁。西方语言句子“叠床架屋”的空间关系构架化作连贯铺陈的时间事理脉络。以时间为序还是以动词的“向心”为序，反映了中西文化完全不同的世界视角。前者是连续的、整体的，后者是切割的、个体的。

第二，中国语文传统的结构对应之法。中国古代《周易》用阴阳交感解释万物，古人很早就有“物生有两”“二气感应”“刚柔相济”“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朴素辩证思想。汉语的句子擅长在“刚柔判象”“比物丑类”“引同协异”中建构。它不是为世界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而是把世界放在一种虚与实、正与反、阴与阳的映衬中加以感受。这种“文必相辅，气不孤伸”的表述，是弹性的、动态的、具体的、诗意的，充满了特定语境之下的联想和暗示，在语词意义的相互映衬中引发意会。古人从长期的语言实践中找到了一条观察把握汉语句法的独特途径——结构对勘。当对勘顺通之时，就获得了一种句法齐整的美感；当对勘阻滞之时，又顿觉一种句法参差的不安。而追求以动词为中心的关系网络的西方语言，是难以理解中文的结构匀称与辞意对应的。

第三，中国语文传统的结构气韵之法。与西方语言把动词中心、主谓一致看作句子形成组织的框架不同，中国语文传统把“气”看作句子形成组织的手段。在古人眼里，汉语的结构之度是声气之度，雅章之成是气势之成。气把对空间结构之法的追求转化为一种时间体势，通过体势的流动来表情达意。以气韵之法熔铸结构之法，因而汉语的句法具有浓厚的声气内涵，充满了音乐性，所谓“抑扬顿挫，长短节奏，各极其致，句法也”（王世贞《艺苑卮言》）。

第四，中国语文传统的结构句读之法。句读是文章音节运行中一种暂时的休止。中国语文传统的造句法则即句读，是一种声气止息法则（音句之读），同时又是一种文意完备法则（义句之读）。古人断句，一靠精心审度辞气，二靠细心判断文理。所谓“文字有意以立句”（《论衡·正说》），“句，举其纲，文意断”（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句意的延伸不是漫无边际，而是在声气依托的前提下，以神统形，意尽为界。句意的延伸又着眼于顺序，所谓“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刘勰《文心雕龙·章句》），由此形成了以句读为本体，以句读的循序铺排为局势，以意尽为句界的句法观。将音句之读和义句之读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实把握汉语句法的脉理。

以汉语本位重建句型理论

清晰阐释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句法理论，我们就可以对汉语句子结构的特点有一种新的理解。而这一工作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上一直是一个空白，我们认为，以汉语本位重建句型理论，这是汉语句型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是必然无法绕开的基本理论建设。

基于对汉语结构的文化认同和本土化范畴建构，我们创造了功能和结构统一的汉语句型划分方法，简称功能句型的研究方法，即以句子的表达功能作为句子成立的基本要素，将功能和结构统一起来划分句型。

这一理论创新的要点有三：

一是汉语的句型是功能句型，不是结构句型；

二是汉语的每一类句型有特定的表达功能和与之相应的形式格局；

三是汉语的句型的下位区分依句子成分功能配合和结构关系的不同特点选择不同的划分视点。

我们提出并实践的功能和结构统一的汉语句型划分方法，是一个极其重要且有相当难度的方法论课题，是汉语句型研究在理论和方法创新上的重要探索。它直接贯彻和验证了我们对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句法理论的理解，对中西语言句型差异的理解，直接架构并层层深入新的汉语句型系统。

我们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专书穷尽性的语言分析基础上，建立起汉语本位的句型系统，这一理论系统已经成功运用于汉语史断代文本的句型语料库建设。在汉语史句型语料库和汉语史断代句型系统的基础上，研究汉语句型系统的历史发展，初步形成了汉语功能句型系统的发展史，总结出每一类句型在汉语史各历史阶段发展中结构的变化、语用频率的消长，概括出发展规律，由此完整地构建了汉语功能句型系统及其历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