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先一步命丧大革命广场

1792年6月20日，巴黎的爱国者和冒险家们冲进杜伊勒里宫，路易十六深知反抗已经没有用了，他让50个守卫佯装抵抗。国王亲自和群众们对峙了长达三个小时，最后群众扔给他一顶代表着大革命的红色无边帽，国王欣然接受这顶帽子，把它戴带到头顶上。

1792年9月21日，法国国民公会成立，同时在第二天宣布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与此同时，国王一大家子都被软禁，国民大会在想办法进行对国王的审判。

他们一时间找不到什么好的理由，去对法国的一国之君提出无可反驳的罪状，直到11月20日，在杜伊勒里宫发现一只铁箱子，箱子里面据说有国王和国外勾结谋反的证明。于是国民大会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借口。

12月2日，从法国各个省区来的国民大会代表，要求对国王进行审判。审判由罗伯斯庇尔主持。一些保王派认为，是国王允许了三级会议的召开，此国民公会应该网开一面，饶了路易十六性命。起诉人回答道，国王犯了勾结外国势力打击国内人民的罪，有箱子中的文件为证，这罪是逃不掉的，而且只要国王还在这世上存活一天，就会有死灰复燃的可能。

1793年1月15，国民大会开始投票决定国王的罪行，749位中的638位代表认为国王有罪。定罪了，国王勾结国外势力背叛国家。接下来，有人问了一个众人不好启齿的问题：国王该受到怎样的判决？

在国民大会的走廊上，群众高呼“死刑”。这些疯狂的群众在街道上咆哮，并对任何赞成其他判决的人加以性命威胁。这股力量太强大了，乃至于后来没有人给国王说句好话。马拉认为国王应该在24小时以内处死。

罗伯斯庇尔一开始认为国王罪不至死，但看着街头的群众，他认为对国王的刑罚每拖一天，共和国将会危险一天，于是他也赞成最快时间对国王施以死刑。

罗伯斯庇尔

当然，疯狂的群众里面也有清醒之人，如孔多塞请求国民公会废除极刑，布里索认为对国王处以死刑将会挑起欧洲对法国的战争。他猜对了。

之后公民大会对国王是否应该处以死刑进行投票，最后的投票总数是361票赞成死刑，334票赞成缓刑。

1793年1月21日，大革命广场的寒风中，群众瑟瑟发抖，似乎这一天特别阴沉，断头台的斧子闪着冷银色的光。国王在死前大呼：“法国人民，我无罪而死，从断头台我将接近上帝，我宽恕我的敌人，我愿法国——”话还没说完，巴黎国民卫队队长迫不及待的命令刽子手行刑。路易十六的脑袋落地，但他已经宽恕了法国人和自己的罪孽。

断头台是在路易十六的建议下设计的，他曾建议该装置使用斜刀片而不是新月形刀片，以确保头部在第一次撞击时会脱落。这种设计，无论颈部的形状如何都可以很利索的完成处刑。

但这一天王后却并没和国王一起被处刑，为什么呢？

这和王后的身世有关，也和当时的欧洲局势有关系。国民大会要留着王后这张王牌，来对抗其他国家对法国的讨伐，尤其是近邻奥地利。

王后，晚点死，对法国很有用处

法国和奥地利，在七年战争中结盟，关系一直都不错。七年战争结束，两国联姻，特蕾莎之女玛丽·安托瓦内特，嫁给路易十五的儿子。

1792年之前，奥地利与普鲁士正有条不紊地对波兰发起瓜分行动。奥地利与普鲁士的焦点都放在波兰，所以法国国内可以相对无事地对国王进行逮捕以及一系列审判。

而当国民大会将国王处以死刑之时，奥地利首先反应过来，法国国王是他们的亲戚，他们理应对法国进行一些人道上的指责，如有可能的话，借着这个理由讨伐法国，瓜分完波兰再瓜分法国。

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是奥地利国王约瑟夫二世的妹妹。1770年，玛丽成为法国的太子妃，而后路易十六登基，玛丽成为王后，但因为路易十六的包皮过长，玛丽一直没有生育。因为没有孩子，玛丽王后的生活一直很奢靡，华丽的服饰与珍贵的珠宝堆满了凡尔赛。

约瑟夫二世在1792年去世，儿子利奥波德继承皇位，是为利奥波德二世。约瑟夫二世在世的时候，奥地利早就准备好一支军队，并准备和普鲁士结盟对抗法国。其子继承了讨伐法国的遗愿，对法国发起军事行动。

法国国王被处死之后，1793年2月1日，国民公会向英国与荷兰宣战。3月7日，西班牙，普鲁士，撒丁王国，英国，荷兰，组成了抗法第一联盟。

西班牙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是法国的小弟，且王族之间通婚较多，但现在奥地利国王弗朗茨二世的老婆，是西班牙公主，因此，西班牙此时实际上归属于奥地利统治，所以西班牙也参战了。

奥地利国王弗朗茨二世，知道姑姑玛丽·安托瓦内特还被关押在巴黎，如果直接和法国人撕破脸，姑姑的性命也难保。好在法国此时的军队实力，也大大削弱，从大革命起初的百万之众，现在只剩22万。看起来，法国很好打。但法国王后仍然是国民公会的一张底牌，至少可以勒索奥地利一大笔钱。

弗朗茨二世

战事推进，法国不堪一击，1793年春天的一系列战败，让法国人感到十分恐慌。尤其是此时国内的财政也一团糟，通货膨胀十分严重，强征国民财富也引起许多上层阶级的不满。

1793年3月10日，为了防止国内暴动，法国国民公会设置了公共安全委员会，此时的法国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警察国家，公共安全委员会有权利对住宅实施突击检查，以及逮捕任何有犯罪倾向的嫌疑犯。4月6日国民公会投票成立了公共救助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一个战时内阁，几乎统管了所有国内的一切大小事务。

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双面人物丹东，表现出自己的高超外交手腕。丹东虽然和罗伯斯庇尔、马拉等人一起行动，但一开始就拿着国王的钱财，和法国的大贵族一直有联系，包括此时正和普鲁士一起进攻法国的不伦瑞克伯爵，也多少有点来往。

丹东成功说服了不伦瑞克伯爵停止他的攻击，并和瑞典结盟。内部动乱以及外国军队的逼近，让国民公会欲求和平。

1793年春夏，最首要的任务是抚平国内的动荡，国民公会给予了公共安全委员会很大的权力，后者在1793-1794年制造了大革命时期的恐怖行动，同时，为了将法国领土的敌人驱赶出去，在1793年夏天，国民公公在全国招募军人和打造武器，到9月底，法国已经有一支50万人之众的军队，武器也不差，但士兵因为没有得到充足的训练，士气比较消沉。

虽然是一支新军，但好在法国有比较好的火药（应归功于拉瓦锡），炮兵部队还是很能打的。1793年10月16，在瓦蒂尼，儒尔当和卡诺指挥的5万法军，战胜6.5万奥地利军队。这一战提高了大革命军队的士气，公安委员会一看自己的恐怖行动有了成效，行动更加放纵。

儒尔当击败奥地利军队之后，已然成为法国的民族英雄。但“杜伊勒里宫的奥地利人”，也就是王后，仍然能有力牵制奥地利的进犯。

奥地利军队在约瑟夫二世改革之后，军事实力大幅度提升，理应来说，如果正经应战，恐怕儒尔当率领的法国大革命军不是对手。奥地利战败，最大原因很有可能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奥地利国王的姑姑还在国民公会手中，奥军不可激怒这群疯子。

国内形势稍一好转，法国国民公会直视王后的问题，这个女人，很明显正在和外国势力通信，并将大革命军的战役对抗计划透露给奥地利以及普鲁士。

法国人理应恨她，因为她的奢侈让法国王室的支出无上限增长，间接拖垮了法国经济。除此之外，在软禁之前，王后还与外国政府联络阻挠大革命，欲恢复法国君主传统的权力。

但面对暴徒，她提出的自保出发点很好，因为法国本就是她和路易十六所有，她要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1793年3月份，王后有一个逃跑的机会，但要撇下自己的孩子，这次机会被他放弃了。之后，国民公会将王后和她女儿、她的小姑转移到司法大厦。在这里她又策划了一次越狱，但再次失败。

在儒尔当战胜奥地利之前，公安委员会就在考虑王后的命运了。9月2日，委员会投票赞成保全王后的性命，作为与奥地利谈判的砝码。而当10月中旬儒尔当击退奥地利之时，国民公会已经重新考虑王后的去留了。很显然，王后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一些性格比较火爆的国民公会会员，已及等不及将这位妇女的头颅割下。但按照司法程序，先要给王后定罪，定什么罪好呢？

10月14和15日，连续两天对王后发起审判。第1天审判了15个小时，第2天审判了7个小时，最终结果是：第一条罪，王后被控将数百万法郎从法国财政部转移至奥地利，交给了哥哥约瑟夫二世，并邀请外国军队进入法国，此乃贪污和勾结外国势力；第二条罪，王后让她的儿子变得堕落。

很显然，让儿子变得堕落这一条是检察官强加上去的，玛丽王后回答道：天性使我拒绝回答如此不利于母亲的控诉，我在此向在场的所有母亲寻求帮助。

当她再次被带回牢房之中时，38岁的玛丽王后已知道自己的结局。

在监狱中，王后写好了给儿子的诀别信，并鼓励他们不要忘了他们父亲的遗言。可惜的是这封信被罗伯斯庇尔扣留。

1793年10月16日上午，手法熟练的刽子手桑松，来牢房提人，他先将王后的头发齐颈割掉，并将她双手绑住。王后上车，在街道上接受巴黎的群众谩骂，些许的白发让她显得极为衰老，孝服之下看不出身体的震颤，但依然透露出贵气与不屈。中午，桑松在大革命广场割下王后的头颅，骄傲地展示给围观者。

许多年后，人们总结法国大革命的教训时，已经把王后的奢靡排在诸多因素之末。人们认为，法国大革命之因，首先是法国资助美国独立而掏空财政；其次，中产阶级的需求和法国农民的贫穷，推动了人民情绪的强烈不满；再次，大革命领头人的贪婪血性和对卢梭、伏尔泰、狄德罗等人的思想胡乱应用；最后，王后花了太多钱。

这位来自奥地利的漂亮女人，或许承受了过重的责备。

（文：轻磅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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