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写了清代唯一的正三品道员,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其地位与巡抚不相上下一文,有读者留言问清代哪个知府地位最高?这可真是难为御史了,因为不管从品级还是职掌来看,都没有证据表明有哪个知府地位最高。
不过,从经济收入的角度来看,倒是勉强能分出三六九等,从文献的记载中可以发现,清代有五个知府收入最高,甚至可以与督抚比肩。
经常看御史文章的朋友,大抵都知道清代府的等级是以“缺”定的,其标准就是在“冲、繁、疲、难”的基础上,衍生出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四级。
根据《光绪会典》的记载,晚清时期全国共有215个府,其中有29个府被划为“最要缺”,具体的就不罗列了,有兴趣的可以翻阅之前的文章。
按照清代的官制,这29个知府属于“请旨缺”,需要皇帝亲自任免。故而从任职资格的角度而言,此29府最受朝廷重视。
问题是,最要缺的知府人数较多,且品级都是从四品,所以我们不能具体说哪一个知府地位最高。
看到这里,有读者就会认为四川夔州知府想必也在“最要缺”的行列。答案是否定的,夔州知府属于“冲、繁”两字中缺,但历代统治者对夔州这个地方情有独钟,破格将其列为“请旨缺”,这也是清代府级别中,唯一的特例。
那么夔州府有何独特之处呢?原因就在他的地理位置上,明末时期,张献忠率领的大西军,就是从武昌逆流而上进入夔州,进而占据四川全省的。
从古至今都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要想拿下四川,要不就是从关中翻越秦岭入川,要不就是逆长江而上过夔州入蜀。
长江最险的地方就是夔州,故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也是清代统治者重视夔州府的根本原因。
夔州府不是一个富裕的地方,知府的养廉银数额也远不及苏州、江宁、杭州等府,每年仅有1600两。
可是衡量知府的收入,俸禄、养廉银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大头还在陋规上。据不完全统计,苏州、杭州、扬州等府,陋规银极高,不多吃多占岁入都在五万两左右,这已经超过“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标准。
夔州府由于地处长江天险,是内陆省份与四川的中转站。而这条商贸路线又十分发达,故而夔州知府每年在关税上有很多进项,这也是陋规高于其他府的主要原因。
清人笔记《水窗梦呓》关于清代地方官陋规收入有这样的描述:
“总督以两江为最,一年三十万,次则两广、四川矣。抚则广东、广西皆过十万,浙江不过六万,而四川、陕西、山东、山西平余为最多,地、丁巨也……府则四川夔州有二十万,广东广、潮,广西浔、梧四府皆十万外也。”
这是清人记述的可信度较高,如此夔州知府每年的陋规银将多达二十万,稳居全国知府的头把交椅,比起各省督抚丝毫不逊色。
广州府属于四字请旨缺,潮州府属于三字请旨缺,这两府知府的级别都在第一档位。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广州、潮州的收入排在前列不难理解。因为道光以前,实行的是“一口通商”,广州、潮州又都是沿海富庶地区,商人多孝敬一点也在情理之中。
清代官场素有“运气通,选广东”之说,又《啸亭杂录》中说,广东为天下繁华之区,凡是在这里做官的,无不穷奢极欲,搜刮明珠、翡翠、宝玉,离任时满载船只而归。因此清代也有“天下贪官属广东”的说法。
岂止是广州、潮州二府,其他沿海各府,也被视为肥缺,任凭是进士出身还是翰林出身,只要到了广东这个地面,就没有人能抵挡十三行商人的拉拢腐蚀。
让人颇觉意外的是广西的浔州、梧州二府,此二府级别都属于两字中缺,排在第三梯队。此外,这两个地方也是户部名单上的“贫困”府,朝廷每年不仅收不到二府的赋税,还要额外往里面搭钱。
梧州、浔州虽不富裕,但却是广西知府缺中最肥的,原因无他,梧州与广东接壤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浔州又与梧州交界,也能喝点剩汤。
用现在的话说,梧州、浔州正好在珠三角经济辐射圈中,靠着广东的贸易得以发家致富。
乾隆时期,由于贸易发展迅速,很多产业被转移至梧州、浔州,也有很多洋商和外省商人在两府设有产业,这也是正是梧州、浔州知府陋规较其他府多的原因。
至于说梧州、浔州二府知府的陋规银能不能达到岁入十万,御史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府远离政治中心,不像江浙地区那样惹眼,凭着天高皇帝远的优势多搞点副业应该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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