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角度分析，武昌起义后，清政府为什么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武昌起义这事其实出乎了所有人意料，朝廷没想到这事居然能搞这么大，革命党人没想到这事居然真能搞成，所以一时间双方都很尴尬 --不到半年前，孙中山等人筹谋已久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刚刚失败，大家都觉得这次武昌起义要组织没组织要严密筹划没严密筹划，怎么看都不像个能成功的样子，结果偏偏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起义成功的革命党人群龙无首，大家忽然发现虽然这旧秩序被打破了，可新秩序到底怎么建，谁也不知道啊!于是商量来商量去，大家觉得还是得找几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来做领导。

就在起义军用枪逼着黎元洪大都督上位领导他们造反的同时，真正的革命党精锐 --比如黄兴、宋教仁这些人正在星夜兼程地往武昌赶。而大清呢？大清朝廷则急着调兵遣将，派人去清剿武昌义军。

不过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武昌起义之后，关税被断了。

当时大清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四大块一一一块是传统的田赋，也就是农业税;一块是盐税;一块是厘金，也就是过路费;还有一块，就是关税。

这四大块里，农业税最没搞头一-大清圣祖康熙他老人家当年掐指一算，自觉我搞定了三藩又弄死了噶尔丹，这大清江山必然牢固万年永无后顾之忧啊，所以干脆咱们来个「永不加赋」，把农业税基本固定下来，彰显我大清之仁德。

当然，我大清作为一个要脸面的大国，祖宗说了永不加赋，那做子孙的谁也不好意思去打祖宗的脸。可问题是日后白莲教起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作乱乃至甲午大败、庚子拳乱那都是要钱的买卖，你这边永不加赋了，那边钱从哪来?

好办，咱们可以加「捐」嘛，捐这东西，名义上是大家为了促进大清又好又快发展而自愿捐献的，那就没法归到赋税上了不是?可捐来捐去，总也有民力耗尽的时候，然而这时候大清猛然发现原来世界上还有关税这种玩法一-你往我国内运输货物，竟然还要给我交钱？

更可喜的是，由于我大清连吃败仗，海关极其屈辱的被洋人给把持了。但把持来把持去，朝廷却惊喜地发现，这洋人恪尽职守，为了查关税兢兢业业，在他们的把持下这关税竟然收支翔实，全然没有我大清官员上下其手、偷税漏税的弊端！这可真是意外之喜。

于是清政府很开心地把关税给了洋人，而洋人也很开心的把持着大清的关税，于是到了武昌起义这会儿，一个大问题出现了。

当年的武汉，是通商口岸。

是通商口岸，自然就有海关。

于是这边一革命，那边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就指示手下把关税给扣下，都汇到上海汇丰银行一-他的理由十分冠冕堂皇：之前各种条约跟外债大多是拿关税做得抵押，你现在起义了，这帮人把关税挪用了损害咱们在华利益怎么办?所以这关税必须扣下来，我放到汇丰银行里，帮你们看着。

这下问题复杂了。

虽然全国的叛军捆到一起未必是北洋六镇的对手，可现在的问题在于朝廷并不能够如臂使指的调动这六镇部队，因此调动北洋军南下攻打武昌的进程并不是特别顺利；而洋大人们觉得你这拖延下去恐怕情况不妙，咱们是不是赶紧找个管得住北洋六镇的铁腕人物来出面镇压叛乱?

怎么办?

没招了，载沣捏着鼻子来请袁世凯：那什么，你回来吧，回来就是湖广总督，剿匪这事由你全权负责……

袁世凯表示，呵呵。

实际上此时无论是朝廷还是袁世凯，他们都对剿灭这些革命逆党有着绝对的信心一一前面咱们讲过，北洋六镇对其他新军有着决定性的优势，更不用提各地旧军其实还颇具实力了。因此大家担心的只是其他省份的革命党人会不会群起响应、这次剿匪如果操之过急会不会导致革命军四处流窜。

然而在朝廷跟袁世凯纠结的过程中，革命则以星火之势开始燎原--武昌是第一个能坚持这么久的起义，它的存在，使得各省的革命党人都充满了无限的憧憬。于是在武昌起义的鼓舞下，各省开始纷纷独立了。

对大清来讲，这是最坏的情况。

更倒霉的是，原本以为朝廷大军一到革命党顷刻土崩瓦解的美梦也破灭了。十月十八日，清军与革命军在汉口大战一场，竟然败了。

然而在大部分人看来，这分明是北洋军有意磨洋工，为袁世凯复出造势嘛！袁世凯的复出终于成了定局。

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十月十八日，袁世凯还在《覆军谘/咨冯国璋函稿》中考虑一旦战事结束，自己该怎么安置自己要求增添的兵员，然而再过一个月，他考虑的就是怎么结束这个王朝了。

公元1911年11月1日，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抵达湖北孝感，开始直接指挥平叛。

咱们前面说过很多次，把全国的新军捆到一起，也未必是北洋六镇的对手。

所以袁世凯一到前线，汉口就失守了。

不过袁世凯并不着急继续推进，他敏锐地发现了现在的问题所在：独立的省份越来越多，关税被断、东南财源被断、朝廷甚至在考虑跟法国人搞一个9000万法郎的60年长期贷款一-而自己刚刚从朝廷手里拿到了一大笔军费跟军权，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自己现在就是能左右整个中国未来走向的那个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