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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执迷, 名妓代言: 自行车上的中国为何与众不同? | 文化纵横

✪ 徐涛/大风哥

【导读】我们往往从宏观视角来考察历史,然而人类社会之丰富,并非数字与节点式的历史事件所能涵盖。即使是一个日常物件,也往往承载了历史的诸多线索。本文正是以中国人最熟悉的物件之一——自行车——为线索,重览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从清末到民国的历史。本文作者认为,自行车与中国的故事,可以说串联起了和平与战争年代,勾连起平常人与贵族明星,从溥仪皇帝到晚清名妓都曾热衷于“骑士”风潮,自行车也在不同的时代被打上了不同的标签。将自行车视作一种文化符号深入探究,可以从微观展现人们的审美情趣、社会心理、生活习性、消费观念等诸多方面的现代性演变,充实我们对于历史的感知和理解。文章原载“智能国”,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读者思考。

发明自行车:列强的合作与竞争

今天看自行车,太中国了。20世纪60年代时,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并称“三大件”,是“生活品质”的体现。70、80年代后,中国成了自行车王国。图中的场面就算你没亲眼见过,也肯定不会感到意外。

这样深切融入中国人生活的东西,却有着很深的西方渊源。它的引进实在说不上顺利,一度还是文人墨客“群嘲”的对象。中国是怎样一步步向自行车敞开了怀抱?

作为现代交通工具中独具特色的一员,自行车的发明体现了人类拓展自身行动能力的不懈追求。关于自行车的诞生有许多传说,欧洲列强长年就发明者争论不休。有人从达芬奇手稿中找到了第一辆自行车的雏形,那就是意大利咯?不,德国人果断提出该手稿系伪造。另一边,在一座1508年建成的意大利教堂中,后人找到了一个木制的自行车原型。然而制作者不明。

尽管大家对自行车“理论创始人”争论不休,列强们对第一位实际发明者有共识,那就是法国人西夫拉克。第一台自行车据说长这样:

有轮子但没有踏板,靠双腿跑步驱动,因此也被叫做“跑步机”。再看那贯穿整辆车的蛇形木杆,浓郁的“权力的游戏”画风,注定它不能流畅地拐弯。

第一辆能拐弯的自行车,还要等到1817年,相传德国的一位林场看护德莱斯因为马匹涨价,眼看行动受限,穷极思变,在原有的跑步机基础上为前轮装上了转向系统,这才让这一代步工具有了点使用价值。

随后法国人登场,1863年,马车修理工米歇尔为自行车带来了革命性的改进。他为自行车装上了可以方便长时间骑行的踏板。但即使这样,要安全、舒适、稳定地骑行在人流中依然是个巨大挑战。19世纪,当自行车遇到了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技术得到长足发展。英国人发明了滚珠轴承、钢丝辐条、刹车和充气轮胎,全面改进了自行车性能。

自行车发明者中也有一股中国力量。

有人在明代机械爱好者、天主教徒王徵的《新制诸器图说》中,找到了一段关于四轮小车的描述:

有轴、有金属齿、需要人力驱动,文中记载他还曾做出过模型。书中还附上了草图。

王徵提出这个设想时,也正值世界范围内自行车从草图到实用的中间时期。小车没有受到重视,也没有证据表明他发明了自行车。

如果说,上面那张图上的车和现代自行车还有一定差距,那么在对中国清代发明家黄履庄的生平记事中,现代自行车已经跃然纸上。黄的表兄在《虞初新志·黄履庄传》中对他的发明做了介绍,有这样一段描述:“犹记其作双轮小车一辆,长三尺许,约可坐一人,不烦推挽能自行;行住,以手挽轴旁曲拐,则复行如初;随住随挽,日足行八十里。”遗憾的是,由于史料不足,没有人能确证他是自行车的第一发明人。

自行车源自中国一说就此不了了之。

西物东渐:从群嘲对象变成文明象征

尽管东西方都对自行工具产生了兴趣,但是自行车在近代的传播过程,主要是从西方进入东方。这一过程中,中国人对自行车的情感随着民族自信心的涨落而起伏,自行车也被赋予了交通工具以外的意义。

19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北京被占,圆明园被毁,给中国百姓造成了心灵震撼,中华民族这才感到了危机,开启了“走出去”的旅程。外面的世界,除了西学、西制,还有西物。西物除了船坚炮利,还有居家旅行之日用品。此时,自行车正在西方风靡开来。总理衙门组织的出国视察团成员们,与自行车有了第一次的接触。斌椿在日记里描述:

第二年,张德彝的《稿本航海述奇汇编中》也谈到了vélocipède,并作出论断,这一新事物的出现,会改变城市的格局。

就连晚晴最著名的外交大臣李鸿章,也被坊间流传在美国街头酒馆,与一位骑自行车的少女有一段轶事。内容虽为八卦,但足可以一窥清朝官员对自行车的兴趣。

图中楼上是戴着小瓜帽、梳着长辫的中国人,楼下的街道上有一位盛装骑车的少女,李鸿章看见骑车少女,托人请来一聊

官员尚且如此新奇于自行车,年轻的留学生们就更不必说了。1872年,第一批30多位留美幼童走出国门,此后还有三批学子远赴重洋,共120名小留学生中,就有未来的民国骄傲在美国大学校园里练就了高超的自行车技艺。

到此还仅仅是中国人在外国看到自行车。1868年,《上海新报》上的一则软文,透露出些许自行车进入中国的端倪。这份报纸兼顾商业信息和城市景观。软文中对自行车的骑行方式、行进速度、外国使用中的便利进行了描述,结论是:客商可用,换句话说是值得推广。

我们现在司空见惯的细节,用过去人视角看有些滑稽。

这则广告没有引起太多反响,原因很多。比如当时自行车技术不完善,性能有待改进。那时还没有刹车,车轮也还是实心的,加上中国当时的路况不佳,多是窄而不平的路面,骑上自行车颇为受罪。再加上构造的不成熟,操纵起来有一定挑战性。想要尝鲜,至少得花上3、4个月才能学会。没钱的人玩不起,有钱人就算学会了,还嫌骑上街丢人呢。

当时的中国人不仅自己不骑,对洋人骑车也十分看不上。在《花图新报》的漫画中,学骑车的少年跌到了泥坑里,非常狼狈。

这一波营销可以说以失败告终。不过没多久,风气就有所改变。1882年的一份《申报》敏锐地察觉到了舆论的变化。

随着崇洋之风日盛,过去国人俯视、平视西方文化,现今却开始投去羡慕的目光。自行车的形象也不那么不堪了。1897年《点石斋画报》上的一则漫画中,大家饶有兴致地看着自行车赛。配文写道:自行车越来越兴盛,也想试试。

 

国人在自行车上新投注的兴趣,无疑是西方心理征服的胜利。自行车从无用之物,俨然变成了文明象征。许多国内报刊,还流露出了自轻自贱的意味。

1888年的一期《游戏报》上,刊出了一则老农踏水车的寓言。老农自述自己踏板,水车不动,而西方踏板就能行进如风。这两件物品本来没有可比性,但撰文者却借此表达了对西方的仰视。在他眼中,中国和那个先进、现代的西方比,大概只能用“落后”来形容。

观念上的改变,也带动了自行车在中国的普及。渐渐地,自行车从周末的贵族运动,转而成为中下阶层的交通工具,从绅商的收藏变成了市民生活的一部分。也正因为它不再是少数人的玩物,而带上了越来越浓的中国味。

根据上海工部局的统计,到20世纪20年代,马车、轿子、马匹渐渐从路上消失了。中国从交通工具上,告别了旧时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天内外白渡桥上经过的自行车数量已经和汽车不分上下。自行车加快了在中国普及的脚步。

日本《通商公报上》也对中国各地自行车数量进行了统计,范围涵盖济南、营口、奉天、苏州、杭州、福州、南京、重庆等主要城市。并给出了加大生产,占领中国市场的建议。

1911年,上海租界邮政局购买了100辆自行车供邮递员投递使用,这是自行车第一次投入公用。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不少城市的邮政、警车部门都把自行车当做了标配。银行职员、教师学生、记者,越来越多普通人成了自行车的拥趸者。

1920年,上海公共租界四川路上的邮差自行车队伍

无疑,此时自行车仍然有一定的“地位”标签。

萧乾在写于1934年秋天的散文《脚踏车哲学》中,以敏感的笔触刻画出“自行车人”的特性,“在我们这伙穷朋友里,我竞被封为有产者了。……这头衔是在我买到一辆过手的杂牌车的那天颁给的。…… 我享到了新的舒坦,可也感到失去了原有伙伴的孤独。……同时,我在马路上交了许多朋友。速度和身份使我的友谊既不能去高攀,也无从下就,恰好是和我一样拥有一辆脚踏车的人。结交不必由哪方采取主动,我们在感着同样的不便,也沾着同样的光。”

自行车与中国人:从皇帝到妓女

自行车与中国人的故事中,最有名的大约要数溥仪了。在《末代皇帝》的电影中,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让溥仪从自己的外籍老师荘士敦手上接过自行车,甚至为了骑自行车锯掉了老祖宗设下的门槛。俨然是将这件“西物”化作了西方文化向传统东方禁锢开炮的武器。不过这故事有太多虚构的成分。历史的真相是:第一个骑自行车的不是溥仪,而是光绪帝载湉。送溥仪自行车的也不是什么洋人老师,而是光绪的堂弟载涛。他在溥仪1922年大婚时,将自行车作为大婚礼物赠送给他。这儿有个旁证,载涛的父亲就深爱骑自行车,命府里人都要学会。载涛因为送溥仪自行车,还被帝师批评了,说他不顾皇帝的安危。

不过溥仪是真的很执迷自行车,自己还买了很多辆。他也的确为了骑车而锯掉了门槛。为此,溥仪颇为自得,后人也津津乐道。有人专门研究故宫锯掉了多少门槛,推断溥仪的骑车路线图。自行车这件小事总算给这位皇帝的懦弱一生留下了点锐意改革的光鲜。

再值得谈谈的就是中国女性与自行车了。西方女性骑上自行车源于女权运动带来的着装改变,轻装为骑车提供了方便。而在中国,则是社会名流带动了自行车热。宋氏三姐妹中的大姐宋蔼龄,相传是第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国女性。此后自行车也自然而然成为新锐和流行的象征,广受时髦女性的欢迎。那时,最新潮的群体要数妓女,她们自然要赶这风潮。这些的妓女可不是现在意义上的性工作者,她们是晚清新奇大胆的时代代言人,具有着明星一般的地位,是公共话题的核心,时尚的标志。到了民国,女学生、女明星也被自行车吸引,为“骑士”队伍中平添了一道风景。20世界30、40年代,自行车几乎普及到了所有女性。

民国时期的自行车海报

自行车与中国的故事,可以说串联起了和平与战争年代,勾连起平常人与贵族明星,也在不同的时代被打上了不同的标签。将自行车视作一种文化符号深入探究,可以微观展现近代中国民众的审美情趣、社会心理、生活习性、消费观念等诸多方面的现代性演变,从而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纷繁复杂的社会日常生活,完整呈现自行车对于近代中国人的存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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