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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的反击于8月8日中午12时20分发起。在魏特曼的带领下，停在准备阵地的7辆“虎”式开始沿着N158号公路向北推进，麦田在履带的倾轧下支离破碎，伴随着坦克的掷弹兵们紧随其后，分散为散兵线向目的地前进。
行驶在公路东侧的是各由魏特曼（Wittmann），多林格（Dollinger），伊瑞恩（Iriohn）和基斯特斯（Kisters）指挥的4辆“虎”式，而霍夫林格（Höflinger）与冯·威斯特哈根（von Westernhagen）则是行驶在公路西侧。霍恩里希（Heurich）虽然也行驶在道路东侧，但他比别人明显落后了一段距离。与此同时，在这支坦克纵队的东面，瓦尔德穆勒战斗群也开始向反击的目标发起进攻。
迈尔此时仍待在桑托北缘的临时指挥所里，遥望着魏特曼的坦克纵队穿越广阔的田野，冲入盟军交织的炮火中。一位机枪手打断了他的思绪，迈尔抬起头，望向西北方向的天空，映入眼帘的是盟军那遮天蔽日的轰炸机群。
这将是“警卫旗队”重装甲营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8月8日当天，迈尔所见的按兵不动的盟军，实际上是完成了“总计”行动第一阶段后驻守阵地的部队。在反攻前的有限侦察中，德军指挥官已注意到了N158公路以东那正在活跃的盟军装甲集群，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情况比自己所预计的更加糟糕——即使并未参与“总计”行动第2阶段的作战，这些驻守的盟军也已经准备好了一个真正的死亡陷阱。
克拉梅尼勒（Cramesnil）树林后的花园中，部署着英军第33装甲旅第144皇家装甲团（144th Regiment, Royal Armoured Corps）B中队。第144皇家装甲团由陆军中校艾伦·乔利（Alan Jolly）指挥。而拉加卢西（La jalousie）后的树林则是122高地。
圣埃尼昂-克拉梅尼勒（Saint-Aignan-de-Cramesnil，即上图中的Saint-Aignan-de-Crames）西南郊的树林中，部署着英军第33装甲旅第1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1st Northamptonshire Yeomanry）A中队。其第3分队由詹姆斯（James）中尉指挥，拥有3辆谢尔曼坦克和1辆“萤火虫”坦克，驻扎在树林最南侧的果园中，负责防守桑托以北的德军。
高米斯尼(Gaumesnil) 的古堡庄园石墙后，部署着加军第2装甲旅第27装甲团舍布鲁克燧发枪团（Sherbrooke Fusilier 27th Canadian Armoured Regiment）A中队。舍布鲁克燧发枪团A中队由悉尼·拉德利-沃尔特斯（Sydney Valpy Radley-Walters）少校指挥，拥有拥有6辆谢尔曼坦克，2辆“萤火虫”坦克。
拉德利-沃尔特斯少校下令让士兵们在石墙上凿出缺口，以方便炮塔转动以及开火。在石墙与树林的隐蔽下，舍布鲁克燧发枪团A中队成为了德军意料之外的变数。
后来，拉德利-沃尔特斯回忆道：
（良好的环境让）我们隐蔽在德军的眼皮子下，（通过石墙上的缝隙）我们能观察到任何沿着卡昂-法莱斯公路向北移动，或是穿越卡昂-法莱斯公路以东的田野上的目标。
借助谷歌街景，我们可以更加确切地观察当日的战场。幸运的是，虽然已经过去了近75年，但时光并未给当地带去很大的改变。
这张街景摄于2018年8月，74年前的8月8日，魏特曼的“虎”式部队沿着N158公路，向北推进。街景所面向的方向就是北面，即魏特曼的部队所朝向的视角。
这张街景所面向的是圣埃尼昂-克拉梅尼勒（Saint-Aignan-de-Cramesnil）西南郊的树林最南侧的果园，虽然当时茂盛的树林如今只剩下寥寥几棵大树，但在当时，第1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A中队第3分队的坦克就隐藏在树林之后。
7日晚上，英军第33装甲旅第1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与英军第51（高地）步兵师第154步兵旅黑色守卫第1营（1st Black Watch ）所组成的装甲分队抵达圣埃尼昂-克拉梅尼勒，他们遭遇4辆德军坦克歼击车的伏击。在战斗中，第1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A中队以4辆谢尔曼坦克的损失为代价，在凌晨4时30分成功拿下圣埃尼昂，随后A中队第3分队在圣埃尼昂西南郊的果园代勒德拉洛克(Delle de la Roque)的树篱后建立起一个隐蔽良好的防御阵地。
这张街景摄于2011年4月，由于季节原因此时这里开满了菜花。67年前，第144皇家装甲团B中队驻守在此处，街景所面向的方向是南面，即站在第144皇家装甲团B中队的位置上，向南望去。在当时，他们可以看到沿着158公路向北进攻的“虎”式部队。
高米斯尼的古堡庄园在战后的不久因为意外被焚毁了。古堡庄园所在的方向是高米斯尼以北，厚重石墙围绕着古堡庄园一直延伸至N158公路旁。街景所面向的位置就是曾经的古堡庄园所在的位置，其石墙环绕四周，将古堡庄园与N158公路隔开，舍布鲁克燧发枪团A中队的坦克就隐藏在与古堡庄园(château)相连的农场（farm）周围的石墙后面。在被焚毁后，当地人又建起了新的屋子，而旧的农场屋舍以及延伸至农场一带的石墙后来被拆除。
7日晚上，在抵达了预定地点罗克昂库尔（Rocquancourt）之后，舍布鲁克燧发枪团作为预备力量准备投入战场上的热点地区。在皇家加拿大团于6时占领了122高地，并于9-10时之间击退一波德军仓促发起的小规模反击后，拉德利-沃尔特斯决定将他的装甲部队先行转移到高米斯尼，若是皇家加拿大团接到占领高米斯尼小镇的命令，他的部队也方便进行支援作战。
10时30分时，拉德利-沃尔特斯开始带着部队离开原先的树林向前推进，途径拉加卢西，前往高米斯尼，他与舍布鲁克燧发枪团A中队第1分队先行抵达高米斯尼，村子周围的树篱为他们提供很好的掩护，除了几个的德军散兵之外，村子并没有被德军占领。在进行一番侦察后，拉德利-沃尔特斯在农场（Farm）周围建立起阵地，而整个A中队直到11时15分才抵达这处阵地。
站在石墙的位置向东望去时所能看到的景象，从这张街景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古堡庄园石墙离“虎”式部队行军路线的距离并不远。正如拉德利-沃尔特斯所言，凿开石墙后，于此处可以清晰观察到穿越田野向北行进的德军部队。
这张街景展示的是当代仅存的石墙遗迹，实际上在44年时这道石墙远比现在街景中所呈现出来的要长得多。在一次访谈中，拉德利-沃尔特斯回忆起1993年时，他最后一次拜访高米斯尼，虽过境时迁，物是人非，但在当时，街景所面向的这堵石墙还在，而古堡庄园早已在多年前毁于一场人祸。
环绕着古堡庄园和农场的石墙曾经延伸至这副街景所示的前方。
这张街景展示的是魏特曼的“虎”式部队前进时所面向的北面。
在当时，由于兵力困窘，侦察有限，虽然已知北面一定驻扎着盟军的坦克，但长期作为指挥官的经验让魏特曼对部队前进方向右侧的树林保持着警惕。他的经验的对的，街景所面向的这处树林实际上隐藏着第1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A中队第3分队的坦克。然而他的经验从某种程度而言又是错的，因为魏特曼万万没想到，在离他们最近的地方，在高米斯尼的古堡庄园石墙后，还藏着舍布鲁克燧发枪团A中队。
无论如何，投入这样三面对敌的死亡陷阱，即使是把德军最强的坦克尖子全都拉来参战，都不够盟军塞牙缝的。这场仓促发起的反击，在迈尔拍板决定的那一瞬间，其结果就已经注定了 —— 反击的部队将会被牺牲掉，用以换取时间，让德军得以在莱松（Laison）和波蒂尼（Potigny）一带重新建立起新防线。
将近12时20分时，第1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A中队第3分队的士兵们观察到在1200米外，有3辆“虎”式正沿着N158公路向北移动，接近高米斯尼。第3分队的“萤火虫”的指挥官戈登（Gordon）中士立即通过无线电向A中队指挥部报告了这一情况，戈登随即被告知，在A中队副指挥官博德曼（Boardman）上尉抵达之前，不要向这些“虎”式开火。
博德曼很快就开着自己的坦克来到了第3分队的防御阵地，此时已开始有零星的德军迫击炮和火炮的炮弹落在果园周围。德军的“虎”式纵队保持着移动的方向，仿佛丝毫没有注意到那隐藏在行进方向右翼，位于果园树篱后的威胁。
由于穿深不足，装备了75mm炮的普通谢尔曼坦克在对抗“虎”式坦克时会很吃力，而“萤火虫”坦克则是得益于它的那杆17磅炮，成为了英军装甲部队屠虎驱豹的主力。在当时，A中队第3分队的防御阵地上只有1辆“萤火虫”，因此亲临前线指挥战斗的博德曼上尉格外谨慎，他要求部队保持隐蔽，等待“虎”式慢慢步入“萤火虫”的狩猎范围——在800米的距离上，17磅炮的穿深足矣击穿“虎”式那厚重的装甲。
博德曼上尉回忆道：
令我惊讶的是，德军的指挥官就这样大摇大摆地带领着他的“虎”式坦克们迎着我军的炮火前进，将“虎”式那脆弱的侧翼展露给我们。但在那时候，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普通的谢尔曼坦克难以在远距离击穿“虎”式坦克。我相信在当时，魏特曼所预想的是他会遭到来自西侧——莱兹河畔布雷特维尔（Bretteville-sur-Laize）方向上的进攻。
由于德军和盟军火炮的不断轰击，密布的浓烟与扬尘使得高米斯尼周围的能见度并不高，但古堡庄园石墙后的舍布鲁克燧发枪团A中队同样注意到了在火炮与迫击炮的支援下正向北移动的“虎”式部队，其中4辆“虎”式作为前锋，而稍微落后的那辆“虎”式则是带领着IV号坦克，坦克歼击车以及装甲运兵车向前推进。拉德利-沃尔特斯少校做出了与博德曼上尉相同的抉择，从观察到德军的反击行动开始，他就下令让坦克手们保持静默，不要开火。
两位猎人——博德曼和拉德利-沃尔特斯，都在等待着猎物——德军这支对侧翼毫无防备的坦克纵队，慢慢地拉近与自己的距离。
12时35分时，第1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A中队第3分队与“虎”式的距离已拉近至约800米，“虎”式那脆弱的侧面装甲刚好暴露在果园树篱中的“萤火虫”17磅炮的射程下。在这个距离上，“萤火虫”可以击穿“虎”式的装甲，但问题在于，这辆“萤火虫”要面对的是3辆“虎”式，而普通的谢尔曼在800米的距离上无法对“虎”式造成威胁。
12时39分时，戈登中士下令，在他的“萤火虫”与德军“虎”式交战时，其他的谢尔曼坦克呆在树篱后隐蔽好，不要暴露。随后，戈登中士将他的“萤火虫”开到果园南缘，那里视野广阔射界良好，是伏击“虎”式的绝佳位置。履带摩擦着土地，铿然作响，戈登中士将他的头探出指挥塔外，虽然这样做会有危险，但他能更好地观察到他的目标。
那一天，这辆昵称为“大卢基（Velikye Luki）”的“萤火虫”，其炮手是乔·伊金斯（Joe Ekins）。1944年8月8日的这场战斗，是伊金斯第一次在实战中开火，在这之前，他只去过一次训练场，在当时的训练中打了6发“萤火虫”的炮弹。
伊金斯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在1200码之外，有3辆“虎”式排成一排，间隔很大。我们一直等待着他们开到约800码的地方，然后车长将车开出果园，告诉我瞄准好队列最后的那辆“虎”式。
在当时，我心里想的是：“1辆“萤火虫”怎么可能打得过3辆“虎”式？这绝不可能！就算让5辆谢尔曼一起去对付1辆“虎”式，那也够呛的！”
但戈登中士仍然坚持将我们派出去（伏击“虎”式），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活下来的，我们原本应该会被干掉的。尽管十分紧张并且感到恐惧，但我唯一想到的是：“在这群混蛋干掉你之前抢先把他们干掉！（Get the bastard before he gets you！）”
戈登中士下令道：“瞄准目标，但不要开火!”
理智与沉静占据了上风，伊金斯用心地瞄准着，在他做好准备后，“萤火虫”乘员们捂住耳朵，闭上眼睛，张开了嘴——一切都是为了减轻17磅开火时对车内乘员的影响。
“虎”式离我们越来越近，当它们行进到约800码之外时，戈登中士下令道：“开火！”
12时40分，戈登中士话音刚落，伊金斯右脚踩下位于炮塔底板的电击发主炮发射按钮。伴随着巨大的噪音、闪光与浓烟，“萤火虫”开火了，MK 8 风帽被帽穿甲弹以近890m/s的炮口初速向“虎”式呼啸而去。装填手很快又上好弹，伊金斯毫不犹豫地再次开火，这两次射击都完美命中了他所瞄准的目标。
在我打出第二发炮弹之后，队列最后的那辆“虎”式燃起了大火。
“萤火虫”首先摧毁了视野中3辆“虎”式里位于队列最后的那辆由赫尔穆特·多林格指挥的008号“虎”式，由于现场可见度并不高，前面的2辆“虎”式并没有及时注意到，在他们身后已有一辆“虎”式被击毁，而这致命的疏忽给了“萤火虫”更多的开火机会。由于射击位置已经暴露，戈登中士让驾驶员倒车回树篱后，以免遭到其余“虎”式的还击。
在800码的距离上，虽然目标看起来小极了，但我仍能看到队列中的第2辆“虎”式开始向我们开火还击。
事实证明戈登中士的决定是明智的，在“萤火虫”开始倒车时，队列中第2辆“虎”的炮塔已经开始转向“萤火虫”的方向，随后朝“萤火虫”开了一炮，但这一发没打中“萤火虫”，当“萤火虫”彻底消失在树篱后时，“虎”式又朝这个方向开了两炮。
在这时，我意识到，我们将要独自面对剩下来的那两辆“虎”式，因为站在我们身旁的普通谢尔曼坦克无法在这个距离上对“虎”式造成威胁，而中队里的其他几辆“萤火虫”也并不在这里。迄今我仍不知道为何指挥官没有多部署几辆“萤火虫”去应对当天的这种情况，而是让“大卢基”独自扛下这么重的担子。
不知道是被“虎”式击中了炮塔舱门，还是因为倒车时碰到了树枝，抑或是倒车时的颠簸，总之那不靠谱的舱门让探头的戈登中士吃了一个大亏 —— 在最后一发“虎”式炮弹掠过“萤火虫”时，戈登中士的头狠狠地撞在舱门上，这让他几乎失去知觉，踉踉跄跄地从炮塔上爬下车。然而祸不单行，倒霉的戈登中士马上就收获了德军那蔓延到果园的间接火力无意间的“关照”。由于伤势严重，戈登中士不得不退出战斗，而他的乘员们在当时完全不知道，怎么一倒车，车长就离奇消失了？！
詹姆斯中尉见状，立即决定接管戈登中士的“萤火虫”——这是他们当时唯一能对抗“虎”式的武器了。詹姆斯中尉离开了自己的谢尔曼坦克，很快地冲过德军的炮火然后手脚麻利地爬进“萤火虫”里，他马上向驾驶员下令将“萤火虫”转移到备用的射击阵地——训练有素的坦克手们在布置防御阵地时都会做好这样的准备。虽然花了几分钟的时间，“萤火虫”才转移到新的位置，詹姆斯随后让驾驶员稍微往前开，这样就能获得更好的视野，虽然会将自己暴露，但也会给伊金斯一个瞄准队列第2辆“虎”式的机会。在伊金斯将瞄准镜对准这辆几分钟前向他们反击的“虎”式的时候，乘员们再次做好准备——迎接17磅炮射击时对车内的冲击。
只需要一发炮弹就足矣将这辆“虎”式坦克变成地平线上一团浓烟滚滚的大火球。
12时47分，在詹姆斯中尉的指挥下，伊金斯打出了第3发炮弹，将彼得·基斯特斯指挥的331号“虎”式击毁。
而第3辆“虎”式则是开始倒车寻找掩护，以躲避英军的攻击，但它很快就逃不动了——来自其他方向火力的射击使得它的悬挂受损，开始在原地打起转。
12时52分，伊金斯连开2炮，让威利·伊瑞恩指挥的314号“虎”式被炼狱烈焰吞噬。
我（当时）吓得要死，在我如释重负之后，我对伙计们说：“今天不会是我们（完蛋）了。”
3辆“虎”式的战绩，5发MK 8风帽被帽穿甲弹——尽管在800码的距离上，伊金斯的目标看起来与微缩模型差不多，但这12分钟无疑成为了他人生中的一次高光时刻，但最令人惊叹的是，作为炮手，伊金斯在这之前并没有接受到大量严格的训练。
由这张航拍图可见，007号距离第1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A中队第3分队的位置是最远的。在第1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的团史中，记录了当时戈登中士向上级汇报的时候，只观察到3辆“虎”式，即331号，008号与314号，而007号则是因为离得太远而看不清。
实际上，在“萤火虫”对“虎”式下手之前，还有1辆“虎”式前进在队列中，那就是一开始比较落后的由弗朗茨·霍恩里希指挥的304号“虎”式。
12时40分，“萤火虫”首先摧毁了视野中3辆“虎”式里位于队列最后的那辆由赫尔穆特·多林格指挥的008号“虎”式。
几周之后，多林格如此记录：
8月8日，大约在正午时分，我们对突破了卡昂南部的英军发起了反击。盟军将大量的的火炮、坦克、战斗机与轰炸机投入战斗，确保了新阵地的稳固。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成功地向前推进了大约3公里的距离。隐蔽良好的重型反坦克炮——我们一开始根本看不出来，从有利的位置向我们开火，并击毁了几辆坦克。作为前锋，我的坦克被击毁了。炮弹击穿了坦克的炮塔，坦克内立即燃烧起来。我的前额也受了伤，并昏迷了几分钟。但在失去意识之前，我向车组发出了撤离的命令。
当我苏醒并自己从车里爬出来时，发现我们正处于猛烈的炮火之中。在坦克下面，我找到了我的驾驶员和机电员阿尔弗雷德·巴罗（Alfred Bahlo），巴罗告诉我，装填手肖特（Schott）还躺在炮塔后面的车体上。我们立即将他抬了下来，把他拖到坦克下面，因为盟军的火炮又开火了，而反坦克炮也在朝坦克开火。肖特此时仍十分清醒，他告诉我他不疼，只是让我给他包扎伤口。他的右臂被扯断了，有几块弹片打进了他右侧的身体。
付出很大的努力，我们终于将他抬出交战区。所有的乘员都受伤了。我叫来医生和一辆大众桶车，肖特此时已经失去了知觉，他的面容平静而苍白，他没有表现出痛苦的迹象。那是最艰难的时刻，因为我们都知道没人能帮的了他。然后医生把我们俩都载上了他的大众桶车里。
肖特最终死在法莱斯附近，他没有再醒过来。在那时候我也再次失去了知觉。
多林格那时候的机电员阿尔弗雷德·巴罗回忆道：
在当时，我的多林格少尉的机电员（负责与师里联络）和机枪手，我的车长多林格少尉是营里的通信官。肖特是超短波电台（负责与其他坦克联络）的机电员兼装填手。这种分工只有在指挥型“虎”式中才会出现。我已经不记得驾驶员与炮手的名字了。
我们的坦克的车体右侧面被击穿了。这发炮弹在战斗室里爆炸，导致肖特受了重伤，我的脖子也受了轻伤。我并不知道这发炮弹从何而来，后来有人提到是加军的反坦克阵地。
多林格少尉，驾驶员和我一起下了车，后面跟着肖特，但他受了重伤，行动不便，我帮助他从车里爬了出来。我试图拦住一辆正在撤退的坦克带上肖特，但失败了，伊瑞恩少尉（第3辆坦克）没有打开炮塔上的舱门，而第4辆坦克随即在我眼前被击毁了。随后我和多林格少尉用临时担架将肖特抬到了卡昂-法莱斯公路上，在那里我们将他抬上一辆桶车，随后他们就开走了。
在路上，我们经过了魏特曼上尉那被击毁的坦克，这辆坦克的炮塔已经被炸掉落在地上了。随后我步行前往急救站。
12时47分，在转移射击阵地后，“萤火虫”再次出击，将由彼得·基斯特斯指挥的331号“虎”式击毁。
在发现被盟军反坦克火力伏击后，314号与304号急忙倒车，企图脱离“萤火虫”的射程范围。12时52分，304号仍未被“萤火虫”发现，成功逃离，而威利·伊瑞恩指挥的314号“虎”式成为“萤火虫”的又一个战果。
在第1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A中队第3分队的“萤火虫”与他们视野中的3辆“虎”式交手时，第144皇家装甲团B中队与舍布鲁克燧发枪团A中队也没闲着，在各自指挥官的默契之下，三支部队不约而同将这出华丽的死亡舞台剧推向了高潮部分。
拉德利-沃尔特斯在战后回忆道：
接近中午时分，我们注意到有德军向桑托以东移动。一段很长的树篱从桑托小村向东延伸到田野里，我们的炮兵当时正在对该地区和这个村子进行炮击，由此也就观察到德军的这一动向。我记得德军的反击是在12时15分至12时30分之间发起的。在高米斯尼一带，由于德军和我们火炮的不断轰击，密布的浓烟与扬尘让周围的能见度很低。在火炮与迫击炮的支援下，德军部队在与（N158）公路平行的区域上行进，朝122高地移动。
在我的印象中，有5辆“虎”式在前，带领着这支反击部队，其中4辆作为前锋，与第5辆保持着一段距离，而第5辆则是带领着许多的IV号坦克，半履带装甲车辆以及坦克歼击车向前推进。
其中1辆“虎”式行进在高米斯尼附近的公路旁，2辆坦克歼击车紧随其后行驶在公路上。
从观察到这支德军反击部队时开始，我就一直朝士兵们大喊：“别开火！先不要开火！”
直到他们离我们越来越近，那是相当近的一个距离——将近500码，我才下令让部队自由开火。那辆引领着反击的“虎”式坦克——离公路最近的那辆，很快被我们击毁了。跟在后面的几辆坦克歼击车也很快成为我们的猎物。我的车组击毁了1辆行驶在在N158公路上的的坦克歼击车。
除了我的中队外，有2辆来自（舍布鲁克燧发枪团）B中队的“萤火虫”也在我发出开火反击的命令后立即前往拉加卢西，狙击其余的“虎”式坦克。我们一开火，德军部队就开始转向东北方向，朝圣埃尼昂的林地前进。
我还记得，趁着后面的德军部队转向更远的东面时，我们又击毁了2辆IV号坦克。战斗结束后，我们打扫战场并清点了战绩：2辆“虎”式——第1辆靠近公路，第2辆则是在这支德军反击部队稍微靠后的位置，2辆IV号坦克，2辆坦克歼击车。
关于那辆离N158公路最近，首先被高米斯尼石墙后的舍布鲁克燧发枪团A中队击毁的“虎”式，拉德利-沃尔特斯如此描述到：
我已记不清那辆“虎”式在被击中之后具体是什么时间所发生的剧烈爆炸，我只记得那是如此猛烈的一次殉爆，蛮横的气浪将炮塔从车体上硬扯出来，最后炮塔又沉重地砸落在地上。
毫无疑问，在8月8日中午的反击中，唯一因为不明原因导致炮塔与车身分离的，只有007号“虎”式。
目睹到007号“虎”式毁于一次大爆炸的，除了拉德利-沃尔特斯外，还有魏特曼的老朋友，第101重装甲营行动官汉斯·霍夫林格（Hans Höflinger）。1946年，为了解释那黑暗的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时候还在战俘营中的霍夫林格为魏特曼的遗孀画了一幅潦草的战斗示意图：
而1944年8月8日的几周之后，霍夫林格在记下8月8日当天所发生的事情时，也根据自己的经历描述了德军的反击过程：
然后我们就发动坦克，奔赴战场。
米歇尔在行驶在道路的右侧，我行驶在道路的左侧，其余4辆坦克跟着魏特曼一起走，而冯·威斯特哈根的弟弟则是与我一起走。在米歇尔右边大约800米的位置，有一处小树林，在当时，我们感觉这片树林十分可疑，未曾想命运如此无情，致命的死神镰刀将从那里向我们挥出。但不幸的是，当时由于任务在身，我们无法事先对这片树林进行仔细侦察。
在开了大约1~1.5公里后，我收到了米歇尔发来的无线电，这证实了我对这片树林的担忧。
我们开始遭受反坦克炮的猛烈轰击，米歇尔再次通过无线电向我发来信息：
“前进！(Bewegung！)”
“注意！注意！右侧有反坦克炮！（Achtung!Achtung!PAK nach rechts!）”
“撤……（Rückwärts……）”
他没有说完，通话就中断了。当我向左望去时，我看到米歇尔的坦克一动不动。我用无线电向他喊话，但没有收到任何回应。随后我的坦克就遭受了可怕的一击，震得车身猛地一晃，我不得不命令我的乘员们赶紧弃车逃离，因为坦克里已经开始猛烈地燃烧起来了。我和我的乘员们迅速离开了坦克，穿越战火，向着位于队伍后方的战友冲去。在得到战友的接应后，我停下来环顾四周，结果令我感到不寒而栗，我发现我们的5辆“虎”式已经被击毁了。米歇尔那辆坦克的炮塔居然落在了车体右侧，并稍微向前倾斜着。他的乘员都没有出来。我爬上冯·威斯特哈根的坦克，与霍恩里希（他的坦克完全没有受到任何损伤）一起，试图接近米歇尔的坦克，但没有成功。拉贝博士也做了相同的尝试，但同样没有成功……我还记得这件事发生的确切时间，那是12时55分，地点是桑托附近的卡昂-法莱斯公路旁。
霍夫林格所描述的实际上是魏特曼的007号被击毁之后的景象。唯一能确定的是，007号内那满载的弹药发生了猛烈的殉爆——只有化学的伟力才能将重达数吨的炮塔从车体上撕扯下来，将它抛向几米高的空中。在被击中之后，007号的乘员要么当场阵亡，要么已经丧失了行动能力，而随后的爆炸实际上已经足矣消除对车内5人的命运的所有猜疑了。
然而在这次反击失败之后，第101重装甲营的人们仍然抱着希望，他们认为魏特曼可能成功逃离了坦克。营医官沃尔夫冈·拉贝博士就尝试过接近魏特曼的坦克，因为他相信可能有人能从车底的逃生舱门逃出来了，但拉贝博士一离开路边的壕沟，他就会马上遭到盟军猛烈的射击，因此他无法更加地接近魏特曼的坦克。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魏特曼仍旧没有返回，马克思·温舍（Max Wünsche）下令让SS第12装甲团参谋霍斯特·博格斯穆勒（Horst Borgsmüller）寻找魏特曼的踪迹。博格斯穆勒回忆到：
我奉命在N158公路两侧搜寻魏特曼与他的乘员，我与司机克莱茵（Klein）首先向霍特梅尼勒（Hautmesnil）的方向驶去。那时候暮色已经降临，我什么也看不清。过了一会，我们开始受到来自公路右侧的机枪的射击。我们在交战现场与急救站的搜索一无所获。从一些掷弹兵那里，我得知“虎”式是被来自公路右侧的盟军反坦克炮所击毁的。“虎”式营的文德罗夫中尉同样没法告诉我什么有用的信息。奉伊塞克（Isecke）上尉的命令，我又一次驾车潜入黑夜，朝格兰维尔（Grainville）的方向驶去。蒙克（Mohnke）中校的指挥所设在那儿，他警告我不要再继续前进了，因为盟军离那里已经很近了。我们继续往前开了一小段路，但事与愿违，随着照明弹的冉冉升起，我们再次遭受来自右翼的射击。
魏特曼与他四名乘员的生死未卜折磨着所有人的身心，许多人都难以接受魏特曼已经在作战中阵亡的这个消息。他的死讯如同野火燎原般很快就传开了，整个101重装甲营与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的人们都惊得目瞪口呆，各级官兵沉浸在悲痛中，而101重装甲营则是弥散着悲伤与痛苦，营部的官兵沮丧地坐在诺曼底的小屋中。他们无法理解，毕竟在不久之前，魏特曼还与他们呆在一起。第2连的一名士官，也是魏特曼的老部下，格奥尔格·康拉特（Georg Konradt）写到：
这是我们所经历过的最艰难的一场战斗。我们不得不后撤以组建新的防线，但我们没法带走上尉的坦克，它遭受了重创，它仍然留在战场上。盟军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他们的脚步已经越过了上尉的坦克，我们再也没法将那辆“虎”式修复了。我们不得不后撤，我们对（那辆“虎”式的）乘员的情况一无所知……
我们无法理解，我们最亲爱的米夏埃尔·魏特曼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他的逝去给我们所带来的打击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我没法用自己匮乏的词句来表达。全营官兵的都希望他仍旧还活着，只不过是受了伤，被英国人俘虏。而这些虚无缥缈的希望也助长了一些未经证实的谣言……一个刚从医院回来的上士声称他听说我们的上尉被英军俘虏，还受了伤。但我认为这一情况还没有得到证实，因此我不愿对此发表任何的个人看法。
就在8月8日之后的不久，当时因为旧伤复发而回国休养的第101重装甲营营长海因茨·冯·威斯特哈根(Heinz von Westernhagen)得知了魏特曼的死讯，在几天之后，他前往埃尔斯多夫(Erbstorf)，找到了魏特曼的妻子——时年19岁的希尔德嘉德·魏特曼(Hildegard Wittmann)，将这个噩耗告诉她，然而令威斯特哈根惊讶的是：
在我亲自去探望魏特曼夫人，并且告诉她，她的男人在1944年8月8日的战斗中牺牲在他的坦克上的这一噩耗之后，魏特曼夫人居然仍坚信她的丈夫在战斗中失踪了。
魏特曼和他的妻子希尔德嘉德，在魏特曼身后的，你猜？
1944年8月8日的8个星期之后，在给魏特曼的遗孀的信中，另一位目击者——拉贝博士写道：
SS第101重装甲营的医官拉贝博士
现在，致尊敬的魏特曼夫人，我接下来将描述在1944年8月8日那天所发生的事件。8月7日以来，我们一直呆在格朗布（Grimbosq）桥头堡，由赫尔穆特·文德罗夫（Helmut Wendorff）指挥的第2连在那里作战。8月8日上午6时，正处于休整的第3连接到了进攻命令，上峰要求第3连沿着卡昂-法莱斯公路向北推进，于11时30分之前抵达桑托（Cintheaux）附近。在早上大约7点的时候，我和魏特曼驱车前往师部，然后又去了第3连那里，我们大约在上午11点时抵达了桑托。我最后一次见到魏特曼是在11时30分，当时他正在爬上他自己的坦克。由于英国人进行了一次地毯式的轰炸，反击行动被推迟了一段时间，但我们没有遭受到任何损失。那时候我跟在“虎”式坦克后面大约有500米的位置。
进攻开始之后，我（跟在队伍后面）坐了几百米的车，然后下车徒步行走。（在当时我们的部队）遭遇了盟军那相当猛烈的反坦克炮与火炮的阻拦。我想前往米歇尔的坦克，在我距离他的坦克大概250至300米的距离时，我看到炽焰突然从他的坦克中迸射而出，炮塔飞向天空然后又重重地落在地上。他的坦克完完全全地被这场大火吞噬殆尽。即便如此我仍旧试图接近他的坦克，但我没法穿越这片开阔的田野，因为英国人在不停地用反坦克炮向我们射击。米歇尔不太可能在坦克被击毁之前逃出来，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肯定能看到他的。而他的其他乘员也全都没有回来。
因此，必须认为米歇尔已经在这次行动中阵亡了。我告诉您这些，尊敬的魏特曼夫人，是因为我相信虚假的希望会给您带来更大的伤害。我们同样很难接受——我们亲爱的米歇尔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不敢奢求真实的情况会有所不同。
我想我已不必再告诉你米歇尔是我们所有人的楷模了，他在整个德国早已声名远扬。
无论如何，受限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些可怜人在当时仍相信魏特曼还活着，但那也只是自欺欺人罢了。
在1944年8月8日下午12时49分之前，007号显然已经注意到前方2辆“虎”式——331号与008号被击毁。12时49分，魏特曼向霍夫林格的213号发出撤退的消息，007号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了右侧的第1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A中队第3分队“萤火虫”上，但魏特曼还未说完就被左侧隐藏在高米斯尼石墙后的舍布鲁克燧发枪团A中队给击中，此时霍夫林格在收到右侧有反坦克炮的消息时将炮塔转向了右侧，在霍夫林格向左望去时，他看到了魏特曼的007号一动不动。
12时50分，几乎是在收到魏特曼那残缺的喊话之后的不久，霍夫林格的213号也马上被击中了，他不得不马上弃车，与乘员们一起逃离燃烧的213号。而在发现被右侧的盟军反坦克火力伏击后，314号与304号也急忙倒车，企图脱离“萤火虫”的射程范围。冯·威斯特哈根指挥的333号已经察觉到了异常，他开始掉头准备撤离。
上文提到过的当地农民塞尔日·瓦林曾记录道：
我从未想过，这张我一时兴起，摄于1945年春季的没有炮塔的“虎”式照片会在那么多年之后引起如此大的讨论。从1944年的夏季开始，我就经常骑着自行车，带上我亲爱的柯达照相机，来回奔走于附近的战场进行考察。这辆没有炮塔的“虎”式就在离公路大约有60米远的位置上，一道高高的树篱将它的身形遮蔽住，这使得它难以被发现。它的炮塔就在离车体几米开外的地上，这一景象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马上就注意到在车体的右后方，引擎的通风格栅完全地扭曲并被扯掉了。在爬上车体后，我注意到车体内部被炸得一团糟，毫无疑问，这辆“虎”式的弹药被引燃并发生了殉爆，导致炮塔被炸飞。我围着这辆“虎”式转了一圈，没有在车体和炮塔上发现被炮弹击穿的迹象，这意味着（引擎通风格栅）那处损伤可能是由垂直或是大角度抛射的炮弹所导致的。
塞尔日·瓦林的这段记录，与他在附近找到的一发火箭弹，成为了“台风击毁魏特曼坦克”这一说法的力证，然而我们其实可以换另一种思路来思考。毫无疑问，007号是被舍布鲁克燧发枪团A中队击毁的，而007号的车体与炮塔没有明显的被炮弹击穿的痕迹，但引擎通风格栅却扭曲了。就像老话所说的，当你排除掉所有的不可能，无论剩下的是什么，即使是不可能也一定是真相——一发来自左侧的炮弹击中了007号“虎”式的炮塔，但由于入射角度的原因，这发炮弹发生了跳弹，在RNGesus的安排下，这发炮弹刚好击穿了引擎通风格栅，引燃了“虎”式，热量很快蔓延至弹药，最终引发剧烈的爆炸。
12时52分，304号仍未被“萤火虫”发现，成功逃离，314号被“萤火虫”击毁，而见状不妙的333号成功掉头后撤。
这张照片上，箭头所示的是各辆“虎”式的行进轨迹。魏特曼的007号是在一段比较硬的地面上被击毁的，那里的车辙不太明显。左侧放大的那张照片展示的是魏特曼的007号，可见在车体前还有一小段车辙，说明在被击中时，007号正在倒车，而在车体右侧的那个黑点，是它倒置在地上的炮塔。
观察其它“虎”式的车辙：
008号显然落后于331号、304号与314号，因为它向前的车辙是最短的。综合伊金斯的回忆以及第1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的记录，008号是最先被“萤火虫”击毁的。
331号前进至最远的地方，然后被击毁，成为“萤火虫”的第2个战果。
314号与304号有一段车辙是倒车状态，按照霍夫林格的回忆，304号完全没有受到任何损伤，最后甚至成功脱离了战场，而314号没有304号那么好的运气，在倒车途中，314号成为“萤火虫”的第3个战果。
这张照片则是揭示了反击队伍靠后的213号与333号的轨迹。
213号有一小段向右行进的轨迹，然后被击毁，这与霍夫林格的回忆完全契合。
333号的车辙虽然混乱，但最靠前的那段明显是在倒车，最终333号掉头成功并脱离战场。
在这场失败的反击中，第101重装甲营折损5辆“虎”式。在缺乏侦察的情况下，迈尔仍然拍板了这次进攻，他是否在期待着第二次类似于维莱博卡日那样的大胜？我们不得而知。历史唯一呈现给我们的真相就是：带着他的部队，魏特曼无法挽回地步入一个死亡陷阱中。
无论东西，此时的德军都在盟军的步步紧逼下呈现颓势，节节败退。德国的末日已成定局，没有哪个孤军奋战的英雄能拯救这个国家。
如果一位盟军指挥官犯下这样不可原谅的战术错误，那么这个案例将会被反复地提起，并且成为盟军指挥官无能的力证。而魏特曼的最后一战，显然有更大的渲染价值，我们可以提到勇气，提到牺牲，将这个人和他的战友当作英雄——显而易见，死亡将他推向了更高的层次，宛如死后前往瓦尔哈拉的传说英雄。
然而残酷的是，上帝所圈出来关键词并不是“英雄”，而是“死亡”。这点不仅适用于魏特曼，也适用于他所带领的士兵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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