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着漫长而灿烂的文化与历史,其丰厚的底蕴也影响了周边的许多国家。朝鲜、日本、越南、老挝、印度等国,都曾在历史的长河中汲取了许多中国文化,从而推动了本国社会与经济等方面的发展。
以日本为例，唐朝时期著名的遣唐使模式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给日本带去了灿烂而宝贵的中国文化，从而对日本的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日本当时的科技，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与推动作用。
日本遣唐使的航路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有着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而在古代唐朝，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已经总体达到了扩展期，耕作技术进一步成熟，唐朝后期在江东地区甚至出现了曲辕犁。因此，农业发展相对落后的日本，势必需要向唐朝取经，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知识。
由于两国地理位置临近，气候相似，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农业技术知识的学习与传播都较为便利。而遣唐使的派遣，正是促成了两国农业方面的交流，为日本学习唐朝农业技术知识提供了机会与途径。
遣唐使对日本农业发展产生的影响，是各方各面的。
唐朝时期交往密切的中日两国
首先，遣唐使往返两国之间，从唐朝带回了农作物茶种与柑子并进行种植，将这两种作物从唐朝引入了日本。随着年代变迁，茶和柑橘在日本逐渐变得普遍。
其次，在农业制度方面，遣唐使的作为亦有可探寻之处。比如日本天平宝字三年(759年)，政府施行规定：在驿路两旁种植果树，方便行人乘凉或摘果充饥。这条制度被认为是学问僧普照的发明。《旧唐书.玄宗本纪》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有如此记述：“春正月，两京路及城中苑内种果树”。这是我国唐朝关于在道旁种树的记录，时间为740年，此时普照正在唐朝留学。而日本颁布在道路两旁种植果树的政策，是在普照回国六年之后，因此，很大可能是普照将唐朝之事传至日本，从而效仿实行。
曲辕犁模型
另外，在农具方面，唐朝制水车的技术，也被当时日本模仿学习，这是由于遣唐使的多次交流，使得唐朝农业技术知识传到了日本，日本获得了新的技术信息，从而进行模仿。
在作物、农具和农业制度方面，遣唐使都作出了一定贡献，从而推动了日本精耕细作的农业发展。在研究日本农业发展问题上，需要注意到遣唐使不容忽视的影响作用。
在唐朝，手工业相关技术继续普及提高，特别是冶金与纺织。基于对金属的大量需求，金属冶炼的生产规模超过前代，冶金业变得相当发达。精美出色、技艺高超的手工业水平，吸引着日本不断派出遣唐使前来学习。
遣唐使所乘的船
一方面，遣唐使从唐朝返回日本时，携带许多手工业相关物品如铜镜、大刀、漆器、陶器等；一方面，遣唐使不仅只带回了器物，更是将制作技术一并传到了日本，在日本进一步发展创新。比如从唐朝漆工艺基础上发展出的“莳绘”，再比如从唐三彩发展出的奈良三彩制作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唐朝不仅将手工业技术传播至了日本，同时，唐朝工匠阶层这种精益求精、不断进取的工匠精神，也一并影响了日本手工业的发展。在习得唐朝先进技术之后，日本并未停滞不前，拘于模仿，而是继续发展创新，融合本国特色，不断钻研尝试，孕育出许多出色的艺术成果。
日本漆工艺便是典型事例之一。从中国（特别是唐朝）传入的漆工艺，为日本漆工艺的发展和风格确立有着重要影响。而平安时代以后，日本本国的漆工艺，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创新、制作、加工，糅杂本国文化，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日式漆艺风格。中国明朝时期，由于漆器制作愈受欢迎，从日本流入的漆器工艺品广受喜爱，风靡一时。
日本精湛的手工漆艺
与农业相同，古代中国的医学水平相当高，远远走在了其他国家前面。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黄帝内经》这部影响极大的医学著作。及至汉朝，又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和众多秦汉医学家集结而成的大作《神农本草经》。唐朝时期，中国医药学继续发展，代表性著作有孙思邀的《千金要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方》，这两部属于综合性医学专著。
同时，唐朝依设太医署，在校师生多达三百人，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医学校。如此先进的医学水平，同样吸引着许多日本人士前来学习请教。遣唐使中的一部分成员，也是如此。
《神农本草经》
遣唐使通过入唐学习医术、购买药品和大量医学著作一并带回的方式，将中国医学成果传播至日本，提高了日本医学知识水平，推动了中医学在日本的发展进程。及至十六世纪末，西方医学传入日本，为与西医作区别，日本在十七世纪将中医学称之为“汉方”，即如今的汉方医学。
以两国医学著作（日本《医心方》与中国《僧深方》）为例，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遣唐使对日本汉方医学的影响作用。
《僧深方》由僧深所撰，著成于南北朝时期，盛行于隋唐年间，内容详尽，涵括各个科目如内科、外科、儿科等。此书对中国后世医学有深远影响。同时，《僧深方》这部医书对日本医药学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据《日本国见在书目》所载，《僧深方》大约在唐朝传入日本，根据当时两国交流情况，《僧深方》由遣唐使带回日本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医心方》
《医心方》是日本现存最古的医学全书，内容集合了古代中国、朝鲜、印度医书及日本自己的医学处方，共三十卷。而《医心方》所引用的诸多中国文献，是基于遣唐使从唐朝带回来的古抄本，因此保存了隋唐以前中国医书的本来面目。结合此论，《僧深方》由遣唐使带回日本一说更加确切。
隋唐时期的中国建筑，己经达到了相对完善的水平。稳定的国内环境与经济的高度繁荣，促使隋唐都城建设继续向前发展。此时期代表性的建筑就是长安城。它的建成，正是说明我国古代建筑水平逐渐趋于成熟。长安城内以中轴对称展开的布局格式，对后世城区建设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日本平城京乃至平安京的建设，便是受其影响的实例之一。
首先，在唐期间，日本画师为唐朝先进精湛的绘画技艺惊叹不己，全心全力临摹着各类画作，奉若珍宝地带回日本。这些临摹作品，内容多有寺庙建筑之物，其风格与建造之法，势必对当时日本的建筑发展有着很大影响。
壮丽的长安城
其次，遣唐使多次来唐朝见统治者，而朝拜宴会之地，多在唐朝政治核心长安城大明宫举行。数次朝见与受宴，使得遣唐使节对长安城尤其是大明宫的建制十分熟悉，回国后诉于朝廷，对日本当世乃至后世的建筑起到了影响作用。和铜元年二月(709年)日本天皇下诏于奈良平城建造平城京，便是最明显的实例。
此外，中国的建筑讲究意境的营造，而日本也在这方面受到了影响。比如唐招提寺，寺内种植了许多树木与花卉，以此烘托整个寺院静雅的氛围。而通过栽培树木制造意境，正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建筑艺术手法之一。
日本代表性的仿唐建筑有法隆寺、藤原京、平城京、平安京等。这一时期的日本建筑，不仅在结构上左右对称，在意境方面，也传承了静雅之风。随时代变迁，两国建筑风格各有变化，发展出更多样式技法，但内在风骨即使今日也偶有相似之处。在日本建筑学发展历程中，唐制建筑法势必是一块不可小觑的基石。
法隆寺
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较之周边国家，更为先进完善。早在两汉时期，就已经能够通过观测星辰运行，推算二十四节气。及至隋唐时期，中国的天文历法类科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天文仪器方面，有梁令瓒与一行共同造出黄道游仪和浑仪；历法方面，也诞生了皇极历、戊寅历、大衍历等，较之前代历法更为精确。
特别是唐玄宗在位期间，僧一行主持修订历法，首次实测地球子午线长度，甚至还发现了恒星的位置变动现象。如此先进灿烂的天文学知识，同样吸引着日本派遣使节前来学习。
据史籍所载，遣唐使从唐朝带回大量天文著作，以及一些测量用的天文仪器，例如吉备真备所带测影铁尺。遣唐使回国后，对当时日本天文历法方面的影响十分巨大。首先，日本多次沿用中国更为先进的历法，随着遣唐使的往返获取最新历法信息，从而更新本国历法制度。
黄道游仪
这些历法影响了日本千年之久，尤其是862年开始施行的宣明历，竟被连续使用了823年。可见由遣唐使带来的唐朝历法科学影响，是旷日持久、延续后世的。
其次，日本参照唐朝设立天文机构，分别在公元675年、693年建造占星台，并在693年设置天文博士，负责给学生传授天文知识。710年天皇迁都平城京之后，兴建太学，目的为培养有学识的官吏。在太学内任教的教师，便包含前文所述遣唐留学生吉备真备。吉备真备学识广博，尤善天文历算，在传播唐朝天文历法科学知识上，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
纵观日本在天文历法上更改制度、设立机构等举措，可见在遣唐使所带来唐文化影响下，日本的天文历法正在逐步走向系统化和精确化。从一开始的元嘉历，到大衍历，再到后来的宣明历，历法内容愈发丰富精准，科学性愈发増强。设置天文机构和学校，正是日本天文学逐渐系统化的表现，为日后的天文学科发展莫定了基础。
鉴真东渡
结语：此外，随着遣唐使来往两国，唐朝也派遣使者回访日本，许多唐朝人也移居日本，还有不少僧人入籍传教。他们对唐文化的移植传播也起到了不容忽视作用。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鉴真。
鉴真受日本遣唐学问僧荣睿、普照的邀请，携带弟子来到日本，而这些弟子大都是优秀的建筑家、雕刻家。唐招提寺便是鉴真与其弟子共同设计修建而成。无论是从制式、结构还是技巧上，唐招提寺都超出于前代寺院建筑。
夏应元 《相互影响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
雏维 《遣唐使与古代中日文化交流》
王金林 《遣唐使的使命》
王勇 《最后一次遣唐使的特殊使命》
遗唐使对日本的科技文化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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