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背锅侠'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每当一个朝代行将就木之时，就会出现一大批嘴炮文人站在无关痛痒的角度上发出各种评价，进而指出或直接或间接的问题，最终证明这个朝代气数已尽，新王朝顺天应人，天命所归。其实这种态度是非常鸡贼的，一方面在古代文人们掌握了话语权，作为普通人你能听到且只能听到他们的言论和观点，长期下去不由自主地就会被洗脑认为正确。另一方面，文人在推卸责任上是一流的，错误都是君主身边的小人蛊惑君主，或是宠信奸佞、或是沉迷女色，我们拼死劝谏了但是没用，这也很为难啊。总之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文人绝对没错，不仅没错，还是人品标杆、道德旗帜，轻轻松松就把问题归咎到别人身上了，而自己转个头又去做了新朝的官员，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嘛！
这种情况发展到极致必然会出现反噬，到了元代，蒙古人进入中原后，因为之前在金国见识到了各种文人的无能表现，由此对文人产生了生理性不适，直到恨屋及乌厌恶起了文人赖以维系其意识形态优越感的指导思想：儒家文化。这种情况到了元世祖忽必烈身上被体现的淋漓尽致，他有句名言一直流传到今天仍然被不少人所接受，即'辽以释废，金以儒亡'，并且还成为了不少人反对儒家的利器。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金朝真的是因为吸收和融合了儒家思想进行统治才最终灭亡的吗？
常言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想回答一个问题，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目标有一个非常清晰明确的了解。因此，我们第一步要搞清楚，金王朝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权，它为何能够击败辽帝国和宋帝国统治中原长达百年，只有明白了它得以成功的优势所在，对于它失败的原因才能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在大部分人的眼中，女真人所建立的金跟契丹的辽，蒙古的元，乃至于之前的匈奴和突厥所建立的汗国，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异民族政权，而对于中国古代意识形态中占据核心因素的儒家价值观来说，异民族政权又往往跟粗鄙、野蛮或是落后等等这些负面词汇捆绑在一起，实际上这种偏见是毫无道理的。
须知任何一种文明，它都有自己所赖以扎根和繁衍的土壤，这种土壤可以是它们的自然环境，也可以是他们的生产方式，但无论是何种情况所造就的土壤，从本质来说都以生存为第一要务，在古代的社会条件和水平下，所谓的'发达'与'落后'，绝没有达到工业革命时期的生产力代差。因而中原文明的优势往往取决于在软实力层面，即社会的文化以及制度上，这就需要持续长久的时间来作用并且同化才能够实现超越，但是在能够量化和明确对比的军事以及政治决策上，这种情况却会有所不同。具体到女真人身上，他们起家于东北的边境酷寒地区，人丁稀少，再加上辽王朝长久不断地对其压迫和削弱，直接导致了女真人民族性的彪悍和残酷，在野外环境下强者方可存活，而当他们共同结成一个严密的组织以狩猎的精准眼光和猎人的身份去面对自己的敌人时，这种天生的军事才能和决断力，就会得到更好的展现和发挥。
女真族时常被人所误会的一点是，他们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游牧民族'，更确切地说是'渔猎民族'。其区别在于，游牧民族以畜牧业作为自己的立身根本，而畜牧业本身对于群落和宗族间的定居没有要求，这很容易理解，所谓'逐水草而居'，无论是牛羊还是马匹，他们本身生活的环境都非常依赖自然条件。某片地区的自然环境如果衰退，牧草枯萎，那么这篇环境对于游牧民族就没有了实际意义，因而我们时常会发现游牧民族缺乏凝聚力，他们所建立的政权内乱频仍也源于此，族群的生产生活方式从根源上决定了他们对于宗族和家族之间血缘关系的淡薄。
渔猎民族则不同，无论是渔业还是狩猎，对于固定生产资料的采集和积累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也进一步要求他们在定居地点的选择上高度固定化，某片区域的资源产出需要他们自己去勘探和维持。因而渔猎民族实际上兼有游牧民族的彪悍善战，以及农耕民族的宗族血亲，可以说他们之间连接的纽带关系极为紧密，而在此基础上，女真族甚至也利用东北地区的土地优势进行了一部分的农业生产耕作，所以实际上从总体看，他们与汉族之间的差异远远小于游牧民族，对汉族的了解程度却远远大于游牧民族。正因其如此，在针对于辽与宋两个庞大帝国的打击上，他们也摸索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特军政制度。
要讨论金国起家的法宝，不能避开的有两个词，猛安谋克和勃极烈，这两者相辅相成，一个在基层实施，一个在高层决断，共同构建起强有力的金国军政制度。先说猛安谋克，其实这是两个女真语词汇共同构成的组合词：'猛安'意为'千'，是计数单位，但是常被用作指代女真部落中的千夫长；而'谋克'是'族'的意思，生女真部落一族往往由百人组成，所以同样被用作百人长的称呼。
他们来源于女真族诞生初期，进行狩猎和生产活动时根据血缘所组成的小规模团体，这些团体往往以血缘和家族为单位构建，不仅在战斗和生存能力上具备相当程度的可观性，并且相互之间还配合紧密，可以说也同时拥有天然的军事性质。而负责管理猛安谋克的首领名为'孛堇'，大大小小的孛堇虽然能够管辖的人数或多或少，但无一不是在女真部落中具有丰富生活经验和杰出作战技巧的领袖人物，当完颜部于辽代末期统一生女真部落后，便将众多孛堇聚集起来，重新制定猛安和谋克的人数范畴，将之归于完颜部的统一领导下。
'其部长曰，行兵则称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也；谋克者，百夫长也'。
——《·兵志》
这样做一方面是更好凝聚女真人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是强调完颜部作为女真人最高领袖的地位，紧接着在猛安谋克之上设立了勃极烈这一政治制度，勃极烈分为五等：最高名为都勃极烈，地位等同于草原的可汗和中原皇帝；次一等为谙班勃极烈，即太子、皇储；又次一等为国论勃极烈，相当于宰相，最低的两等为阿买勃极烈和昊勃极烈，实际上等于次相，而这也就是女真人最初的军事政治制度。
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出来，此时的女真人从领导模式和体系状态上，还停留在一个非常原始的状态，其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军政一体化，女真人没有非常明确的政治官僚，而是将军事官员的身份中加入了政治权力的行使；另一个是部落民主制的风气保留和残余居多，关于这点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金国置库，收积财货，誓约惟发兵用之。至是，国主吴乞买私用过度，谙版告于粘罕，请国主违誓约之罪。于是群臣扶下殿，庭杖二十，毕，群臣复扶上殿，谙版、粘罕以下谢罪，继时过盏。
——《三朝北盟会编》引《燕云录》
大意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曾经跟所有重臣有过约定，不能随便动用国库中的东西，但是金太宗吴乞买为满足私欲使用后被国相粘罕得知，于是粘罕联合元老们，决定对金太宗采取廷仗二十的处罚并且施行，金太宗无法反抗只能乖乖受刑。这个故事虽然看起来有些搞笑并且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但是也确实能够看出，所谓的勃极烈制度更多的只是便于区分决策上的责任范畴，而从地位上以及权力上，此时的女真人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集权传统，所有决策的施行，还是需要通过相对完善的民主讨论并且筛选才能加以落实。
那么，当猛安谋克和勃极烈制度相互结合时，会呈现出一个怎样的运转状态呢？答案非常简答，四个字：高效灵活，而这也正是女真人得以成功的秘籍所在。试想一下，经过了近两百年发展的辽帝国和宋帝国，无论是统治机关的臃肿不堪还是政治决策的层层筛选都已经迟缓的令人绝望，甚至于出现紧急军事命令下达数十天之久还没有传递到具体方位上的情况。而此时的金军，其猛安谋克作为最基础的军事单位，却能够直接接收勃极烈的军事指令，对某个地区的宋军或者辽军进行定点打击，等于在对方的中枢神经还未接收到信息时就将其与大脑的链接斩断，成为断肢，这种作战方式等同于降维打击，其效能之显著，成果之丰厚，即使相对于此后蒙古人的丰功伟绩也不遑多让。一言以蔽之，落后和先进在冷兵器时代，从来不因其文化软实力的昌隆与否而决定。
然而，无论是猛安谋克还是勃极烈制度，他们的局限性跟他们的高效性是并存的。当女真人在中原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且被统治的民族主体从女真变为汉人后，这两套制度注定无法维持下去。先说猛安谋克，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制度，它对自身的定位就是以军事扩张为主，所以才能在战争中无往不利，而当这种军事扩张对女真人来说达到极限时，猛安谋克就失去了自己作为群落集合的存在意义。面对汉族王朝固有的郡县制，它们无法及时地转变和适用农业生产，而原有的出色战士们也因为年龄加上数量的限制无法适应南方作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依靠军功所形成的权力阶层已经成了转变为封建国家的金王朝皇权的最大隐患。
而勃极烈制度也与之相似，之所以能够屡次作出正确决策，跟勃极烈制度中负责具体岗位的人有直接的关系，在最早的勃极烈中，每一个负责决策或者谋划的贵族，无一不是女真族起家时立下赫赫战功，并且拥有丰富军事政治经验的人杰。而当消灭北宋占领北方时，老一辈的功臣宿将或老或死，接替他们的人，有的是才智平庸的二世祖，还有的干脆连军事政治经验都没有，借助出身才得以爬上高位，这种情况下的勃极烈，逐渐沦为了推诿扯皮以及弄权者的舞台，再也发挥不出曾经的作用。
因此，儒化是一个统治的必然现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于中原地区汉族为主体的占领范围，儒学本来就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极高认同感的支配意识形态，女真人想要统治这片区域，唯一的办法也只有积极儒化，将自身的文化迅速转变为东亚封建王朝的风格，而全盘吸收其政治体制和模式，才能够坐稳天下并且有效的完成自身从渔猎民族原始政权到农耕民族封建政权的转变，可以说这是不得不为之的举动。
那么，金王朝的灭亡应该谁来背锅呢？实际上最大的问题与'金以儒亡'的定论恰恰相反，是金王朝没有彻底完成儒化，仅仅是在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上吸收了中原王朝，和军事上没有根本取消猛安谋克和勃极烈的残余。在金王朝统治的后期，出于对契丹，汉，渤海等民族的天然不信任，猛安谋克依然作为金国依赖的根基用以维系住他们的军事优势，然而随着战争的烈度变小，对象变弱，猛安谋克早已经腐化到毫无还手之力的程度了，而负责决定军事作战的勃极烈，权力越来越小，地位却束之高阁，对猛安谋克根本没有约束的能力。当蒙古人崛起时，曾经横扫东亚大陆的猛安谋克已经成为了一触即溃的混混军队，屡战屡败，真正有战斗力的反而是被逼无奈的金王朝临时启用的募兵——忠孝军。然而多年的放任和虚耗实力让金王朝即使拼尽全力抵抗也无力回天，无论是财政上还是政治上都被这群旧的军事贵族侵蚀的千疮百孔，最终只能跟随着已经被时代抛弃的猛安谋克和勃极烈制度一起走入历史的坟墓。
怎样的环境构成怎样的文化，而文化是否能够源远流长也取决于它在面对崭新的环境和变革时能不能够及时调整自己的状态和形象，去寻找崭新的道路。将任何问题推到一个客观的理由上而因此忽视了主观问题，都是一种狭隘的表现，所谓'金亡于儒'，也正是在这种片面的眼光下才被大肆宣传，我们在今天阅读历史时，就应该摒弃这种单向思维，而去寻找更多的真相所在。
参考资料：
《金史》、《宋史》、《三朝北盟会编》、《契丹国志》、《渤海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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