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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米:一个颠覆传统审美的女人——读格非的《人面桃花》
  秀米死了,死于心绞痛。
      本人向来不喜欢阅读小说,一则缘于其繁杂的人物关系和缓慢的叙述方式;一则是因为小说是借着镜子观察社会、品味人生,似真亦幻,少却了那份直截了当。可是,最近在各种媒体关于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及其获奖作品强大的宣传造势下,我还是经不起诱惑买了相关的作品,并以猎奇的心态去寻觅,渴望能够找寻到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王蒙的《这边风景》朴实中带有些许的磁性,但是展卷不多,就无法继续。虽然取材于特殊的历史切片,但是因为把其投放到特定的地域——新疆,加上王老叙述故事的方式,即使强迫,也只能隔三差五地展读几页。
     《这边风景》没有如己所愿,只能把视线外移,转向那边风景,看格非的《人面桃花》可否给自己带来别样的惊喜。(坦言陈述,之所以对《人面桃花》投注好感,最初起于偶然对江南的踏访。尽管时隔多年,但那里的小桥流水人家,独特的建筑范式,厚重的文化气息仍然不时萦绕脑际,挥之不去;更主要的是《江南三部曲》截取三个历史的横断面,从独特的视角,借几代人的成长史来反映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史。立意高远、结构宏大<这是权威的文评家之语>,如果不读将有终身遗憾之感)正是怀着极大的心里期许,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完成了第一部《人面桃花》的阅读。可能是因为能力有限,学养不够,当几乎把所有的闲暇和精力投注到小说之中,与所有的文字做最终的告别,合上书页,回溯一路走来的阅读感受时,即使“众里寻他千百度”,也没有体验到各种媒体给予它的那份至高的礼遇和赞美。
      不过,“开卷有益”,尽管没有发现“字字珠玑”背后隐含的“稀世珍宝”,但仍有点滴的收获。《人面桃花》,以“桃花”饰“人面”,自有美人之隐喻。从这个层面来审视,小说的主人公秀米自是一个大有话题可道的角色。按照传统的审美和评价人物的标准,秀米的轮廓是模糊的。对她的界定,真的无法用非此即彼的条条框框进行廓清。诸如真善美,假丑恶;高尚伟大,卑鄙猥琐等。也许正是这样,才能彰显作者塑造和刻画人物的良苦用心。因为在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当下,传统的是非评判界域已经变得日渐混沌。
      作为孩子,秀米是不幸的。出生乱世——民国。家国天下是密不可分的。世道的混乱让每一个家庭都难以置身世外,秀米家也不例外。混迹官场的父亲因为奸佞之人的诋毁丢官闲居在江南小镇——普济。妄凭一己之力建立自己的桃花源般的大同世界,结果可想而知。仕途的打击、理想的破灭,加上一个不贞妻子,三重打击,精神崩溃成为必然,直至一天拎着箱子走出家门而一去不复返。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生长在这样的时代,秀米的童年没有鲜花绽放,少有了阳光明媚。除了偶尔看到失去三分之二生命的父亲怪异的表情,就是母亲的严苛。即使有佣人的陪伴,但每一个人身上隐藏的无法破解的秘密让年幼的秀米始终感觉不到快乐与幸福。怪异的生活氛围,灰暗的童年,在其幼小的心灵种下畸形的种子,这为其接下来接二连三的遭遇烙下深深的印记。童年本身快乐无忧的,尤其对生活在家道殷实的孩子来说,可是,秀米却是例外。随着似狂非狂的父亲的离家出走,秀米就开始在自己的人生舞台演绎一幕幕悲怆的大戏。
      在“男子拼爹,女子拼色”的时代,女人要有好的归宿,先天的体态姿色是要具备的,而在民国时代,这一铁律同样具有很大的威慑力。可是,身为女儿身,秀米的姿色到底如何,格非没有专门花笔墨像《乐府诗歌》中描绘刘兰芝那样精雕细琢、浓墨重彩地进行刻画。正是这样,这位出生并成长在江南的女子是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容颜,还是具有掉梢眉掩衬下的三角眼的五官,不得而知。从全书看,作者有意无意地对其容貌进行的处理也只有寥寥几处:所谓革命家的张济元每次见到秀米时的眼神和表情反应,被土匪劫到花家舍囚禁在一个小岛,初失女儿身时土匪的垂涎和疯狂,马弁枕着她的香肩时的呢喃呻吟,饱学之士、身为老师的丁树则每次的逼视,还有就是故事即将结束时作者轻描淡写的几笔勾勒。对主人公容颜的如此处理不知是作者有意为之,还是真的无法做出清晰的界定,反正从容貌上看,秀米是模糊的,按照现有审美的标准是无法给出准确分类的。这也许正是作者在处理人物形象时的匠心独运吧。
      虽然受教于失意的“大儒”——丁树则,饱受封建纲常思想的熏陶与教化,但是对秀米来说,教化的东西一旦与现实相遇只能是美丽的谎言。正是这样,身为女儿身,她没有守身如玉,也没有被“失节事大”的贞操思想禁锢。尽管没有表现出极度的放荡和纵欲,但随着一页页张济元遗留日记的撕去,少女的心锁被打开,再加上目睹成人的游戏之后,她似懂非懂地明白女儿身在那个时代,在男人的眼中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在花家舍经过与土匪痛苦而销魂的搏杀后,她把自己的身体看得更淡。与马弁的温柔一梦,同谭四的媾和,到后来出狱乞讨回普济途中遇到又老又丑又脏的乞丐时,她也动过......的念想。不需要用正统的纲常来框定,不论高低贵贱,基本的廉耻底线一般不会被常人轻易突破。但是,在秀米的思想深处,这些对她已经失去了约束力。正是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她和从怡红院走出来的翠莲已是别无二致。
      作为生命的个体,秀米的成长环境是畸形而灰色的,而作为社会谱系的组成部分,秀米的成长轨迹同样是偏离正轨的。为人子女,她是不孝的。面对给予她身体发肤的双亲,她始终没有表现出对亲情的眷顾。看着疯子般父亲的怪异,秀米是躲在不被发觉的地方偷偷地欣赏。除此而外,没有更多的言谈举止。即使在父亲做出离家出走的决绝,她也没有言语和行动上的阻止。而对以冰冷相待的母亲,因为同一个男人——张济元的缘故,秀米心中始终对母亲怀着芥蒂。特别是经历了被土匪绑票,需要母亲交赎金而不得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之后,秀米对母亲除了恨,似乎没有任何的依恋。就是在母亲在痨病晚期,将有绝尘而去之时,秀米也不愿意多呆在母亲身边,也不愿意多看母亲一眼。对母亲的冷漠,甚至是残酷,尽管有诸多外在的因素,对其造成的心里伤害所致,但是,当她经过社会的历练,而且以所谓的革命家的身份出现在普济,以秉承孔夫子之道的担当穿行于尘世时,这样的绝情与冷酷就有悖于传统意义上的为人子女的道义。
      对待父母如此,可以用很多无需置疑的理由加以搪塞和遮蔽,可对自己亲生骨肉小东西的冷漠就无法理解和宽宥。在整个故事链条中,小东西是无辜和不幸的。时代的动荡,成人的恩怨原本与他是没有关联的。毕竟,他只是一个孩子,而且只有五岁。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时代和成人硬是把本该由成人承担的东西强加在他的身上。对外婆来说,由于他身世不清,所以平时更多的是以冷眼相向,直至外婆在弥留之际,他也很少从她那里感受到亲情的关爱和温暖。没有外婆的接纳,如果有母亲的呵护,这种缺失的爱多少也可以得到些许的补偿。但是,经过几次劫难,东渡日本回来后的秀米以校长的身份出现时,没有了女人的贤淑,仅存的只有冷寂和沉默。半隐半世的生活状态,不可捉摸的神情与举止,所有这些,无法不让人把她与疯子对接。而这种外显的,让旁人无法接近的状态,除了让外人远而避之,就连自己的亲骨肉小东西也不敢靠近。因为历史的错误和自己的不幸,被她带到这个世界的小东西除了与老虎在一起时可以无拘无束地享受快乐外,从秀米那里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的温暖,直至他倒在官兵的枪口之下,红润的脸蛋渐渐变白变青,瘦小的身体由软变硬。作为母亲,给予孩子以生命,这本是痛苦而又幸福的,可是对秀米而言,除了痛苦,她似乎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幸福。这给可怜的小东西幼小的心灵带去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为人母,秀米是不称职的,是失败的。
      当然,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作为女人,格非在秀米身上投注的意义是复杂而丰富的。而由于小说文本的独特性,让秀米这个特定环境和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女人具有了鲜明的时代印记,更具有了自己独特的秉性。但是,不管用什么样的文明标尺来度量和推定,秀米与正统始终保持着一种距离。如果说距离产生美,也许只有格非可以发现和品味。借助稍显繁复的文字,通过带有几分诡异和玄机的故事,我们所看到的秀米除了可恨、可怜,真的没有多少可爱之处!(安徽霍邱陈士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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