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家有君子

“邻家有好女，自名秦罗敷。初阳照高楼，罗敷采桑去。”有感于汉乐府诗歌中优美的诗句，并以之观照当下，不觉想起“邻家君子”。因为与之朝夕相处，自然也对之有话可说。
先从罗敷谈起。乐府诗歌中的罗敷一般指向的是貌美如花的女子，不是单一的个体指称，而是一种广义上对一类人的泛称。要配得上罗敷之名，必须要貌美。至于品行如何，也许不再成为评定其的标准了。看来“以貌取人”的审美取向已经古已有之，人类成为视觉动物也已亘古不变了。既然如此，在传承与发展思维的指引下，我们要讨论的“邻家君子”自然也不应该停留在具象的目标上。“君子”之谓,爬梳典籍，应该有悠久的历史。而最初的定位应该是只有那些品行高尚、学识渊博，且能够起到表率和引领作用的人才能有资格用“君子”称之——文质彬彬(不野、不史），然后君子。
既然是君子，在与人交往时，一般不会拘泥于个人狭小的时空，不会太专注于自我的存在感，不会戚戚于贫贱、汲汲于富贵。正是如此，才有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说，才有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谓。滚滚红尘东逝水，大浪淘尽后剩下的只有名与利两种——这是对小人而言，自然不会入谦谦君子的法眼。也正是基于此，君子表现出的是不同于“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的“敏于行而慎于言”的慎独风范。因为“诚于中，形于外”，所以君子可以做到“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因为君子深谙“财者，末也；德者，本也”之理，所以能够做到“先慎乎德”，进而才出现了“有人、有土、有财、有用”的佳境。
试想，普罗大众如果都能够以上面的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都能够以那样的价值范式作为自我塑造的标杆，丛林法则自然就没有了框定力，人世间也就没有了掠夺和杀戮。可是，畅想只能是畅想，仅仅是建立在一种假设的前提之下，其存在的可能性是根本没有的。正是这样，当我们再回到标题中的“邻家君子”，讨论君子之道时，就不可能再用古代圣贤们的那一套进行衡量，应该以与时俱进的思维对其进行评定。既然被冠以“君子”之谓，首先要在言辞上高喊“为了普度众生，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口号，以此彰显自己赴黄泉而取义的伟岸，进而以此感召世人，让他们也效法自己表现出舍小家保大家的果敢和勇毅。语言的张力是没有边界的，不同的人从中间可以搜罗到自我需求的东西。而各司所需的价值存在，让处于顶层的君子在发出呐喊之后，就心安理得地躲进小楼成一统。至于行动付诸实施的重任自然落在那些受到君子语言的鼓动，激情澎湃之人的肩上。前方冲锋陷阵、血流成河，后方华灯初上、歌舞升平。邻家君子踏着一条条余温未退的尸体，一步步登上自己的“金銮殿”。
“语言上的伟人，行动上的侏儒”，这是一个普世性的存在。活着本能的驱使，不论是凡夫俗子，还是谦谦君子大多数都会表现出行动与语言严重失衡的悖论，很少有人会表现出“做了而不说”的默默奉献的精神。所以，在号角尚未吹响，兵刃没有出鞘时，君子的一声呐喊鼓舞了士气，但很少有人会以身先士卒的绝决以身垂范。如果现实仅仅止于这个层面，人情世态也许就少了许多的乌烟瘴气。可怕的就是，君子们说了冠冕堂皇的话之后，在华灯初上时就使出飞檐走壁的绝世武功，走街串巷，夜不归宿。在东方已露鱼肚白时，则满载而归，然后再酣然入梦。有时候也不得不佩服君子们高超的变脸术：衣冠楚楚时，俨然一副百毒不侵的铮铮铁骨之躯；夜幕降临时，则不辞劳苦地做起鸡鸣狗盗之事。而为了以正视听，在公众场合还必须表现出一身正气。
“贼喊捉贼”“此地无银三百两”为世人留下茶余饭后谈资的笑柄。但审视现实，现代版的演绎则是随处可见。邻家君子毕竟是闯荡江湖的高手，见多识广，所以他们自然懂得“人在做，天在看”的道理，也明白“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脚”的魔咒。在日积月累的播种中，日渐有一种积重难返的危机感。为了转移视听，他们不得不以一身凛然的正气陈述着各种各样的理由，振振有词地重复着底线和雷池的杀伤力。在声如洪钟的布道中，岿然不动稳如泰山者有之，战战兢兢几欲先走者大有人在。其实，稍有感知力者都可以感受到从君子们嚼着口香糖的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是带着极微弱的颤音，中气是严重不足的。
随便浏览各种媒介，不可否认近期各地诸如黑龙江抢银行、香港砸金库的等新闻无疑是最吸引大众眼球的。而那些一时得逞者在享受着胜利带来的快感的时候，惶惶似丧家之犬的生活状态当是其最真实的写照。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红通一号无奈的回国自首充分说明世界看上去很大，其实很小。大环境、大气候的逼仄，可怜的邻家君子多少也会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感。出于一种道义、一份厚重的友谊，真的应该为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的他们掬一抹同情之泪。不需要泪如泉涌，湿了眼角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