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城》取材的背景是军阀混战的动荡年代，故事发生的地域背景是一座军事要塞——普城。故事的梗概是逆天理而行的军阀曹瑛以势不可挡的强劲势头直逼军事腹地。兵近普城——兵家必争之地，因受到以城保杨以难为首的普城守军的坚决抵抗而停滞不前。在两军对垒相持不下之际，战争之外的故事在进行中（这些故事的叙述其实都是为了电影很多巧合的情节做铺垫的）：白老师带着一群孩子为了躲避战乱逃向城市，半途遇到劫匪得马锋相助才得以脱险。在一路的逃难中，正是游侠马锋的暗中相助，才顺利抵达普城。一个矛盾的解决，另一个导火线又开始点燃。曹瑛之子到叛军潜入普城滥杀无辜，残忍地剥夺三个人的性命被杨以难擒获。杀人者偿命，违法者接受法律的制裁，这本是天经地义。三代为城保首领的杨以难出于对公理和正义的捍卫，决定把杀人者绳之以法。到此，各方矛盾开始汇集到一个焦点——普城百姓、乡绅与守城的官兵围绕杀与不杀曹瑛之子展开了争论。与此同时，以杀人犯为轴心各种矛盾开始集中凸显：守军与乡绅，守军与百姓，守军与刘乡绅的护院，杨以难与刘乡绅，曹瑛之子的护卫大军与普城守军等等。当把所要的矛盾进行梳理归结，本质上就是不杀可以保全性命（一厢情愿的意淫，以曹瑛之子嗜血成性的本性，不可能让他们遂愿的，故事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杀还死难者以公道，捍卫公理与正义。整部电影矛盾冲突的焦点就是在这两点形成焦灼。而拉锯中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所展现的心理把人性鲜明地透视出来。
一己之力的自我保护，无暇顾及大义与公理，以刘乡绅为代表的就是典型。为了保住个人的利益，不惜歪曲事实，怂恿百姓，助纣为虐，到头来身首异地，自己的如意算盘只能在另一个世界进行精打细算；为名为利，不顾礼义廉耻，出卖自己，出卖灵魂，甘当奴仆走狗，离经叛道以求升官发财，结果反误了卿卿性命；游走江湖，行为放旷，行侠仗义，快意人生，惩恶扬善；嗜血成性，践踏公理正义，视生命于草芥，终得惩戒；为功利所惑，甘做奴仆，关键时幡然悔悟，舍生取义；目光短浅，满足于眼前，只求暂时做稳奴隶，把命运交给别人。当希望破灭，终奋起抗击；恪尽职守，铁肩担道义，舍小家保大家，舍生忘死；秉持信念，不离不弃，用行动诠释了“大义”的要义……一部电影，没有好莱坞大片宏阔的场面，没有高大上的现代高科技媒介的介入，在多镜头交叠中呈现的只有自然风貌的迤逦和战场杀戮的惨烈。两相对照，映射的是人性最本真的东西。
人之为人，一旦被欲望加持，所有的真纯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欲壑难平的驱使，不同的人往往都会在趋利避害思想的作用下，选择适合保全自我的方式实现自保的前提下，开疆拓土，不断地把体内的欲望进行释放。而这种无节制地蔓延的结果，给自然、社会和自我带来的最终会是什么，很多情况下是真假难辨、纲常混乱、人性泯灭。毫无疑问，《危城》通过一个小小的视角折射出来的就是这种严肃的话题。
一部艺术作品，其价值的有无，以现代成功学的标准进行估定，世人更多关注的是票房收入的多寡。但是，从艺术作品本身出发进行衡量，外在人为的附加只能消解其本身固有的价值。艺术是不可捉摸的，是一种固有的自我存在形式，其给欣赏者带去的只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妙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除了观照艺术本身所具有的东西——入乎其内，更要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和意义——出乎其外。只有内外兼修，才能称得上真正的艺术。不可否认，在商业气息无孔不入的大环境中，《危城》无法逃离商业效益的诱惑，但在追求商业价值的同时，能够顾及电影本身的特质，及其电影给观众带去的情感冲击与社会人生的思考，就不失为艺术的上品。
《危城》之“危”，乃危险之意；“城”城池，更有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一书旨归的意义。除了具象的客观存在，更应该有抽象的主观的人性思辨。活在当下，以当下的思维观照自我、观照自然、观照社会，也许一部电影真的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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