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大师致敬 |
| 2012-04-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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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先生是真正的学术大师，不是个别无知者信口捧出来的那种所谓‘大师’。温州人民和全国学术界都应该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代大师而骄傲。”4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王世民在温州市图书馆举办讲座，解读440万字的《夏鼐日记》，追忆夏鼐先生的卓越贡献，与市民一同分享这位考古大师的读书生活和治学之路。此次活动是今年温州市图书馆“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之一。 夏鼐1910年生于温州，主持国家考古研究机构三十余年，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界的引路人和掌舵者。王世民是夏鼐的学生，在夏鼐身边学习和工作达32年。在生活中，他们又是关系紧密的邻居。去年，王世民与夏鼐的子女们一起编修的《夏鼐日记》面世，这套书籍前后整理10年有余，其间克服了诸多困难。《夏鼐日记》面世后得到学界高度评价，认为其“内容丰富，意义已经超出了考古学界。” 王世民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年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主持编纂的多卷本《殷周金文集成》，获国家优秀图书奖等多种奖项。 悦然 《夏鼐日记》跨越50余年， 对学术和社会都有独特反映 王世民就读北京大学历史系时，受教于夏鼐先生，以后他又在夏鼐先生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秘书工作，可谓与夏鼐先生渊源颇深。 此次来温州，王世民向温州市图书馆捐赠了一套《夏鼐日记》。“通过10年有余的整理工作，我们深感自己过去虽然常在夏鼐先生身边，可对他渊博而谨严的学养，感人的高尚品德，仍是所知甚少也很肤浅，通过整理、阅读他的日记，对夏先生更为理解和崇敬，相信认真研读夏鼐先生的宝贵学术遗产，后辈学人将获得莫大的启迪和教益。”77岁的王先生如今虽已满头华发，但一谈到夏鼐先生，就有说不完的话。听着他的讲述，我们能感受到他的深情和专注。 夏鼐的日记始记于1931年元旦，止于1985年6月17日他突发脑溢血当天，历时五十余载。 由十本厚厚分册组成的《夏鼐日记》的出版发行，对默默努力了十年的编辑出版团队来说是无比的喜悦。 “虽然整理《夏鼐日记》的十年间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是我们在做这个事情时始终感觉义不容辞，到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从2000年第四季度开始，王世民便与夏鼐的四位子女一道，共同进行日记的整理工作。当时商定，夏鼐的子女依年龄长幼分别负责日记从早到晚的初步整理，进行誊抄和录入；王世民则负责统稿，从政治上和业务上把关，直到最后定稿。意想不到的是，整理工作着手不久，原拟接受出版的某著名大学出版社因故推托，联系北京其他出版社也不顺利，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幸而得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不仅于2004年签订约稿合同，并且预支了部分稿酬，从而极大地推进了整理工作的进行。 王世民先生谈到，《夏鼐日记》基本上保证了原貌出版，是一部信史。夏鼐不但在日记里记录了自己求学、治学、工作的详细情况，而且留下了大量有关当时学界重要人物的记述，对20世纪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都有独特的反映。读者可以在《夏鼐日记》里读到大量文坛掌故、社会新闻，各地寺庙牌匾、碑刻文字，还有夏鼐个人和朋友的诗作。“其中内容涉及方方面面的专门学问。夏鼐的日记多是以行草体书写，字小如豆如蚁，加上历时久远，在整理时辨认中文还比较容易，但日记里也有大量的外文人名、地名、书名和专业名词，有些比较潦草，要把它们准确地录入并且翻译成中文，非常困难。日记里的英文和法文内容，后来请了专人做中译。” 夏鼐游历过海内外很多地方，这些在日记里都有体现。在整理日记时，为了核准涉外的诸多信息，整理团队曾多方寻求帮助，得到国内外十多位专家学者的支持。比如涉及埃及考古部分，得到北京大学历史系颜海英教授的帮助；出访秘鲁、墨西哥时的日记，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所曾昭耀研究员校阅……如此等等，花费了太多精力。 令人欣慰的是，《夏鼐日记》自去年发行以来，曾被新闻媒体赞为“2011年上海书市上最受读者关注的十种好书之首”。首批印行的1200套书迅速售罄。今年2月，第二次印制的1000套书又已投入书市。 “整理日记的过程中， 体会最深的是夏鼐的勤奋严谨” 日记的可贵在于它的真实性和真情的流露，更在于它是对生活常态的记录。在很多情况下，日记更是理解作者心路历程的唯一孔径。 工作学习在夏鼐的生活中分量很重，日记中绝大部分是对这些方面的记录。《夏鼐日记》详细记录了这位学术大师早年刻苦钻研、勤奋成长的经历——就读清华大学时期，他师从陈寅恪、钱穆、雷海宗、蒋廷黻等名师，与吴晗、钱钟书等被誉为清华园的几大才子，先治中国近代外交史，后转中国近代经济史，在史学领域已经崭露头角。留学英国期间，他得到埃及考古学泰斗皮得里等名师的器重，奋力学习古老的埃及象形文字，提出独到的见解；系统进行古埃及串珠的断代研究，作出在该课题的研究中至今无人超越的突出贡献，成为中国第一位卓有贡献的埃及考古学家，被誉为“中国的埃及学之父”。 王世民先生在整理《夏鼐日记》的过程中，体会最深的是夏鼐的勤奋与严谨。以读书为例，夏鼐在日记中对自己每天读什么书、多少页、几天读完、共计多少页，都有详细的记录。在1936年的年终小结中，夏鼐说自己“今年因参加埃及和近东发掘及整理标本，仅读80部书，总计19534页，小说和杂志论文不算在内”。 夏鼐的学习方法是一种“倒架子看书法”，即深入书库整架逐本翻阅。从青年到晚年，从人文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古今中外，方方面面，无论公私事务多么繁忙，他总能忙中偷闲坐下读书。更令人钦佩的是，在阅读各种书刊时，他以严谨的态度探求知识，不粗疏，不迷信权威。王世民先生讲到，在光华大学附中读高中时，他曾指名道姓地向光华历史系主任江思勉公开提出质疑；在清华大学受教于陈寅恪时，他在作业中坦陈与老师不同的观点，陈寅恪为他写下“读书认真，敬佩敬佩”的评语；对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和清史名家萧一山的著作发表书评时，夏鼐曾不留情面地公开指出书中的许多硬伤，可见其治学严谨的特点。 从夏鼐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夏鼐阅读的数量既多，范围又广，古今中外，方方面面，从人文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他后来的学识渊博绝非偶然。另外，日记中还包括考试的题目，作者自己与他人的考试成绩，与鲁迅、胡适、郭沫若、李约瑟等国内外各领域专家学者的近距离接触，同事好友结婚的日期，游历各地时吃饭的价格，参加招待尼克松国宴时的菜单……都一一记录。正因为有这么多的细节，看着他的日记，更像是看着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翻过每一页纸的时候，读者仿佛感到自己正亲临现场，面对面接触着当时的名人名家。 夏鼐对于中国史前考古学、中国历史考古学，以及中国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的考古学研究，都曾作过深入的研究，作出了许多开拓性的杰出贡献。他的日记对于自己历年来撰写一系列名篇的过程都有记载。这些，对于后辈学者和青年读者，无疑会有启迪作用。 为使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夏鼐先生的一生，王世民等整理者还在《夏鼐日记》的卷前，刊印了夏鼐生前审阅过的《夏鼐先生传略》一文。书末附录的“生平事迹年表”和“交往人物索引”，都力求翔实。后者收录国内外各界人士近3000人，分别注明其在夏鼐日记中被提及时的任职情况，以方便读者检索。 “珍视并学习夏鼐的品德， 是纪念夏鼐最好的方式” “和夏鼐先生在世时相比，今天的考古学界有进步也有退步。科研经费、工作条件大大改善，这是进步的地方。退步的地方反映在浮躁的学风和治学态度上。”此次在温州讲座，王世民特意从个人品德方面向大家介绍了他所知道的夏鼐先生，勉励后辈珍视并学习夏鼐先生高尚的品德和学风，他认为“这是纪念夏鼐先生最好的方式”。 “夏先生在1950年10月1日正式到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履任一个星期，便率领本所全体考古业务人员，前往河南辉县进行较大规模的示范性发掘。他全面掌握发掘的进度，经常是白天在相距十多里的两个发掘点之间来回奔波，身先士卒，亲自操作，手把手地将发掘技术传授给初次参加考古工作的年轻同志，晚间则检视他们的发掘记录，由此确立考古所严格的田野工作规程。特别是发掘琉璃阁战国车马坑时，他在连降大雪的冬日，冒着滴水成冰的严寒，用冻裂的双手执拿工具，剔拨火盆烤化的冻土，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终于第一次完整地揭露19辆腐朽成灰的古代木车痕迹，显示了新中国田野考古的技术水平，被国际考古学界誉为战后田野考古方法的一项新的进步。”王世民记得夏鼐曾谆谆教导大家：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献身精神。而夏鼐也确实用自己的行动为后辈学者树立了坚持优良学风的典范：他曾忍着病痛在阴暗的北京定陵地宫工作多日，亲手清理万历帝后棺内的糟朽文物；具体指导长沙马王堆汉墓、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广州汉代南越王墓等一系列发掘。直到去世前几天，夏鼐仍不顾年迈，远道前往骄阳似火的洛阳附近，视察偃师商城遗址发掘工地。 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女尸时一段感人的往事，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夏先生的博学多识和人格魅力。当时，为研究马王堆女尸，中国医学科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和湖南医学院等单位的专家齐集长沙，讨论怎样对2000多年前的古尸进行解剖研究。湖南医学院年富力强的彭隆祥大夫承担主刀任务，但对进一步的古病理学研究，却心中无数。因为在此之前，中国医学工作者还没有过这种经验。了解到这种情况，博览群书的夏鼐先生就给彭隆祥开了一张详细书单，并一一告诉他每本书的馆藏所在。在夏鼐的帮助下，解剖研究工作最终顺利完成。直到上世纪90年代，王世民到长沙开会遇见彭隆祥，彭隆祥很有感触地说：“夏老为我指明了古代病理研究的道理，那张书单我至今保存。”后来，他将书单复印件也寄给了王世民。现在的彭隆祥已经是世界知名的古代病理学家。 夏鼐曾说：“我在考古学上这一点点的成就，确实一部分要归功于我这贤慧而能干的老伴儿。”曾和他们比邻而居的王世民也谈到了这些：“夏鼐先生的高尚品德，特别是与夫人之间，数十年忠贞不渝、相濡以沫，向来为大家称道。1980年代，先生偕同夫人一道出访，先后去过日本、美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刻意补偿她毕生的辛劳。” 王世民先生回忆自己1953年初，第一次与夏鼐见面的情景。那时在课堂上看到他戴一顶“赵本山那样的帽子”，穿着一件旧棉袄，非常简朴。后来在研究所，多年穿的都是老棉裤老棉鞋，如果哪天穿得特别整齐，整个所的人都知道他那天有外事活动。在子女们的印象中，父亲夏鼐平时就一身蓝布中山装加布鞋，非常朴素。 也许，这就是真正的大师风范，为人和装扮一样朴素真实，却又令人高山仰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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