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饮瓯江水 瓷以江结缘

瓯窑与龙泉窑

同饮瓯江水 瓷以江结缘

北宋瓯窑淡青釉瓜棱执壶。其与龙泉金村北宋早期窑址发现的瓷器在瓷质、釉色和造型等方面相似。

北宋龙泉窑青黄釉麒麟形砚滴。其胎质和釉色与瓯窑青瓷相同，是龙泉窑受瓯窑影响的最直接证据。

元代龙泉窑粉青釉牧童骑牛砚滴。其造型和谐柔美，具有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

 

瓯江是浙江省第二大河，因温州古称东瓯而得名，发源于龙泉、庆元两县交界的百山祖。丽水市大港头以上称龙泉溪，属上游河段；大港头至青田县石溪称大溪，属中游河段；石溪以下称为瓯江，经永嘉县、鹿城区，流入东海。龙泉、温州分属瓯江上、下游流域。八百里瓯江养育了两地人民，赋予了他们许多共同的物质财富和文化特性。

早在距今约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以瓯江流域为主要分布区域的好川文化就将瓯江上下游紧密相连。好川文化因1997年首先在瓯江上游的遂昌好川墓地遗址发现而得名。2002年底至2003年5月，好川文化在瓯江下游的典型遗址——温州鹿城区上戍乡老鼠山遗址得到科学发掘。同样形状和纹饰的陶器、玉锥形器、镶嵌玉片的柄形器等，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瓯江孕育了好川文化，瓯江上下游血脉相连。

春秋战国时期，瓯江流域处于青铜时代，瓯人将青铜器主要用于耕战。虽然这里的青铜文化来自中原，但在兵器冶炼方面，以欧冶子为代表的瓯人，技术超过了中原。《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越王允常，聘欧冶子作名剑五：一曰纯钧，二曰湛卢，三曰豪曹，四曰鱼肠，五曰巨阙。”在先秦时期，沤、欧、瓯、区，互相通借。因此，欧冶子当来自东瓯国地，受聘于越王允常专铸名剑。然而，在笔者看来，真正将瓯江上下游紧密相连的是瓷器。瓯窑瓷器和龙泉窑瓷器因瓯江而结下了血脉关系。

南宋以前

龙泉窑深受瓯窑影响

瓯窑制瓷历史悠久，早在东汉时期已成功烧制青瓷，是我国最早有文献可考更有实地可考的青瓷窑址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瓯窑制瓷技术已趋成熟，生产达到繁盛，在我国陶瓷史上享有盛誉。蓝浦著《景德镇陶录》云：“瓯，越也。……自晋已陶，其瓷青，当时著尚。”唐代陆羽《茶经》云：“晋杜毓《荈赋》所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表明当时瓯窑产品种类丰富，地方特色明显，在造型和装饰工艺上均有长足进步，甚至远销到福建、广东和江苏等省，与越窑、婺州窑、德清窑相互竞争。而大约在南朝，龙泉才开始吸取瓯窑、越窑、婺州窑等窑场的制瓷技术与经验，烧制青瓷，窑址主要在丽水吕步坑和庆元黄坛，规模不大，产品粗糙。

唐五代瓯窑制瓷业继续发展，窑址密集分布于温州市郊西山、杨府山及楠溪江下游永嘉县境内的启灶、坦头、箬隆、黄田等地，器物种类繁多。北宋是瓯窑制瓷业发展的高峰时期，烧造窑址众多，分布范围广泛，产品质量上乘。瓯江南岸的西山窑场，逶迤数里，以品种繁多、制作精湛和釉彩淡雅晶莹而久负盛名，产品通过海运大量外销。

五代至北宋早期，龙泉窑突然开始生产一种受瓯窑重大影响的淡青釉瓷器。这种瓷器器形规整，釉面均匀光洁，透着淡淡的青色，有些还经过刻划修饰，与吕步坑、黄坛窑址的灰胎青黄釉瓷器有很大的差别，却与瓯窑瓷器在瓷质、釉色和造型等方面极其相似。有专家甚至认为，这类瓷器很有可能是由瓯窑的工匠直接到龙泉经营生产的。烧制地点主要在龙泉县南约45公里的金村一带，这里古代窑场林立，瓷业发达。面对这种突兀的变化，专家们感到迷惑不解，称这一时期为龙泉窑历史上的“迷惑期”。

笔者认为，龙泉窑的这种突然变化，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此时温州的制瓷业、造船业都已十分发达，温州制造的船只已经能够征服瓯江的礁石险滩和湍急的河水，安全到达龙泉。龙泉丰富的林木资源和制瓷资源，是吸引瓯窑制瓷工匠到龙泉烧制瓷器的重要条件。瓯窑与龙泉窑瓷器自此结下了血脉关系，并为龙泉窑制瓷技术的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宋元时期

瓯窑转产龙泉窑风格青瓷

南宋，龙泉窑空前发展，进入鼎盛时期。产品有白胎厚釉和黑胎厚釉两大类。驰名中外的粉青、梅子青釉瓷器把青瓷釉色之美推到顶峰。黑胎青瓷胎簿釉厚、紫口铁足的特征，与南宋郊坛下官窑瓷器有许多相同之处，应是南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以后，朝廷命令地方州府为宫廷代烧的官窑瓷器。在皇室、官僚的支持和瓷业匠师们的努力下，大窑等地的龙泉窑学习吸收南宋官窑的先进技术，从胎釉配方、造型设计、上釉方法、装饰艺术到装窑烧成等进行了重大的改变与提高，产品小巧精致，造型优美，种类丰富。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龙泉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窑场众多、范围广泛的瓷窑体系。

元代，在繁荣的对外贸易背景下，龙泉窑生产规模迅速扩大，产品类型和数量急剧增加，大型器物增多。规整的造型、坚实的胎骨、均匀的釉层、纯正的釉色，将元代龙泉窑的制瓷技术维持在堪与南宋龙泉窑颉颃的水平上，出现了“瓯江两岸瓷窑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舶来往如织”的繁荣景象。

与龙泉窑的蓬勃发展相反，南宋至元代，瓯窑渐趋衰落，大部分窑场转而生产具有龙泉窑风格的青瓷，主要分布在瓯江下游的桥头镇、朱涂一带,楠溪江的岩头、港头、鲤溪一带,泰顺、文成的交界地带，形成相当规模的窑址密集区。

这一时期，温州的造船业更加发达，航海技术有了质的飞跃。北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全国官营造船场的每年造船额是二千九百多艘。“温州、明州（今宁波）岁造船以六百只为额”，居全国第一位。温州已掌握海洋季风规律，可以通过北极星的高度观测判断地理纬度。指南针已用于海船导航。温州港进入繁荣时期，正式辟为国际贸易口岸，是全国沿海十个设置市舶务（司）的港口之一。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重视，海上交通的发达，使温州港的“海上丝绸之路”繁荣起来。外销商品主要是瓯江上游龙泉和受其影响的瓯江下游温州地区生产的龙泉窑青瓷。陈傅良《咏温州诗》“江城如在水晶宫，百粤三吴一苇通”，说的就是温州海上交通发达的情景。由温州港外销的龙泉窑青瓷部分通过明州港转运海外，如1976年韩国新安底沉船中发现的元代龙泉窑青瓷。

湍急的瓯江，曾经是温州和丽水的阻隔，但当造船技术提高、龙泉窑制瓷业发展起来后，却又为龙泉窑瓷器的销售运输提供了便捷快速的通道。龙泉窑和瓯窑瓷器因此又形成了深刻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制瓷技术的反哺。有意思的是，也许是因为有深深的怀旧情结，元代龙泉窑还生产少量褐彩青釉瓷器，而褐彩正是瓯窑瓷器自晋代以来最富特色的装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