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尚（1887-1968），出身在法国诺曼底小镇薄兰维勒，父亲为公证人。他少年习画，外祖父、两个哥哥、一个妹妹都是画家。二十岁后成为巴黎绘画界的先锋派画家之一，名列1912年第一本介绍立体主义的书中。他是二十世纪实验艺术的先锋，是达达主义及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和创始人之一，被誉为现代艺术的守护神。但其实杜尚不属于任何帮派，因为他一生都在追求自由，真正心灵的自由。
艺术可以是非艺术
正值名盛之时，他却放弃了绘画，因为他从流派及门户之争中见出：无论是传统艺术还是现代艺术，最后都会做成统治和奴役人的权威，剥夺人的心灵自由。从此他不再作画，只是独自探索用其他手段表达自己对艺术的看法：艺术可以是非艺术；人应该对“艺术”具备平常心，把艺术和人类的其他活动等同看待。唯有如此，人才能在精神上真正获得自由。
杜尚对艺术权威的否定和不恭敬，最典型地体现在两件作品中：一是给达芬奇的传世名作《蒙娜丽莎》画上胡须（又名《L．H．O．O．Q》）；二是在小便池上签名，作为他的作品 《泉》。这两件作品都出现在1920年前，那时，变艺术为非艺术的思想并不能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因此，杜尚在近40年的时间里默默无闻，很少露面，也很少做作品，他以下棋自娱。直到1958年后，随着波普艺术的出现，杜尚才重新被“发现”，他的反艺术思想迅速成为西方当代艺术的主流，造就了无权威无领导风格的后现代艺术的开放局面。
斯芬克斯之谜
至今，杜尚依然是西方现代艺术的精神领袖。杜尚算是美术史研究中的“斯芬克斯之谜”。首先，他作品奇少，从他15岁开始留下的作品算起，到他27岁（1913年）时打算不再作画止，他的作品连习作都算上一共是101张。从1913年到1925年的12年间，他只创作了60件作品，其中有不少是“现成品”，即在现成的东西上签名，作为他的作品。
他拒绝做艺术家，安静隐退，不加入任何流派，不发表任何意见，艺术界越是轰轰烈烈的事情，他越是躲避，越被人关注，1950年后西方艺术出现的许多新流派，个个都争着要跟他攀亲结缘。他放弃做艺术家，而艺术竟被他带入了全新的方向，开创了西方艺术近半个世纪的繁荣与喧哗。
杜尚在世时，关于他的研究已开始，近年来对杜尚的研究快速增长。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杜尚如此特殊，如此影响深远？
有关杜尚的“肖像”
杜尚的艺术，正像杜尚的传记作者马奎斯指出的：“杜尚的艺术最叫人迷惑的吸引力是，他作品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美，却来自否定美；不是来自意义清晰，却来自模陵两可；不是来自丰饶多产，却来自吝啬少量；不是来自它充分表达的，而是来自它不可表达的；不是来自它的明白呈现，而是来自它的费解难测。”
杜尚的为人，则像一位美国画家说的那样：“杜尚非常吸引人，你却不知道是什么使得他如此吸引人。”如果给杜尚画像，他的相貌是：椭圆的脸形，淡淡的眉毛，灰色的眼珠，挺拔的鼻子，象牙般光滑的皮肤。他的个头是1.68米。他的脸上常带笑容，那是一种洞悉了世态真相的笑。他从不出口伤人，从不与人起争执，这个反对一切社会流行价值的最彻底的叛逆者，终身没有一个敌人。
他的基本情形为：高中学历，一生没有职业。直到67岁才结婚，他没有任何财产，不光没有房子、汽车，家中甚至连书都没有一本。他的住处简单得像一个船舱。他旅行时常常不带任何行李，他把洗换的两件衬衣都穿在身上，牙刷放在口袋里。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喜欢他，所有的艺术团体都想拉拢他，可是他从不属于任何团体。他说话准确有效，绝无废话。
他的生活也都是精确的：他量入为出，不积蓄任何多余的身外之财。他从不失态，一向从容镇静，他的镇静来自他的不在意。他的朋友说：“这样的不在意是一种大智慧的表现。他说的每一件事都非常简单，这样极度的单纯反而极度迷人，他终其一生都在这个方式里生活着。”
杜尚对人生所取的简单态度是：“一个人的生活不必负担太重，做太多的事，不必非要有妻子、孩子、房子、汽车。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相当早，这使得我得以长时间地过着单身生活，我的生活比之娶妻生子的普通人的生活轻松多了，我过得很幸福，我没有感到非要做出什么来不可的压力，我不是有野心的人，我不喜欢渴求和期待。期待是需要的一种形式，是需要的一个结果。到现在为止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做，我没有那种预先的计划，我不为明天担心。”
杜尚对艺术所取的简单态度是：“一个人想成为画家，是因为他想要所谓的自由，他不想每天早上去坐办公室。我不觉得艺术家是那种必须做出什么东西来的社会角色，好像他欠了大众什么似的。从根本上说，艺术家和其他人是一样的，那些在画布和画框之内做东西的人就被称为艺术家。起先他们都是被称为工匠的，我更中意这个称呼。无论在世俗的、军事的、或是高雅的生活里，我们都是工匠。艺术是人发明的，没有人就没有艺术。艺术是一种瘾。艺术家、收藏家，和艺术有任何联系的人也好，都是沾了这种瘾。”
杜尚对做人的基本看法是：“我喜欢活着，呼吸，甚于喜欢工作。我不觉得我做的东西可以在将来对社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因此，如果你愿意这么看，我的艺术就可以是活着，每一秒，每一次呼吸就是一个作品，那是不留痕迹的，不可见不可思的，那是一种其乐融融的感觉。”
“本来我们这个地球在浩瀚的宇宙中就是很小的一点，当然我们要接受所谓科学的法则，因为这给生活带来许多便利，但我们太看重自己了，我们以为自己就是这个地球上的主宰，我对这一点非常怀疑。我就是不能对生活抱一本正经的态度，让一本正经带上幽默的色彩，倒是很有趣的。”
杜尚艺术的两面性
杜尚不要计划、盘算、渴望、追求，不要做艺术家、不高看艺术，“不相信什么地位”，甚至不看重自己。这对我们能行吗？我们需要很多东西，渴求很多东西，我们需要发奋有为，建设追求……所有杜尚不要的那些东西，我们一样都不舍得放弃。
杜尚的艺术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用最省力的方式进行创作：在现成品上签个名就成。另一方面，他丝毫不畏惧进入任何最为细致繁琐的作品创作，他有几件作品都是极为耗时费工的活儿。他的《大玻璃》从画草图开始到最后停手，用了11年时间，《手提箱里的盒子》从1938年起动手，一直到他过世之后才全部装配完毕。他的最后一件作品《给予》，是用22年时间完成的。后人学他，蜂拥而去的只是他轻松省事的一面。这像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讽刺过的：“现在现成品覆盖了全球！一块15码长的面包已经被变成15英里长了！”有谁肯来学杜尚的耐心，收敛，缓慢，无求？
因此简单的真理对于我们并不简单。杜尚对于我们意义何在？他一向低调，不喜欢自己被颂扬，然而他活出了一种出众的美。尤其是眼下身处人欲横流的社会，人人活得焦躁、忙乱、辛苦。杜尚的存在方式给了人一种安慰：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好好过，重新活，让自己从欲望里解放，从追逐中脱身，你可以赤手空拳，无名无位，但你可以做自己的主人，你可以活出自由、潇洒、快乐，活出生命的真意。因此，我们还是得回到杜尚，还是得来探索，究竟“是什么使得他如此吸引人”。
杜尚很重视心灵，他的生活重心在内部，不在外部。在做一个有名有利的社会性艺术家和心灵自由者之间，他选择后者。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非常清楚，亦非常自信。他敢于一个人，就像在一条沉船上一样独自应付整个局面。结果，他非但没有被周围的浪头打沉，反而在从容和沉默中，把船开进了一个新航道。
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德库宁赞叹道：杜尚一个人完成了一场艺术运动。杜尚说过：“一个人，如果他能够不被对立面所压垮，他应该可以脱颖而出，可以战胜被大众所完全认可的价值。我们不知道他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因为这是些非常个人化的素质，它们来自个体深深的内部。”
杜尚总想摆脱自己
杜尚这个个体“深深的内部”有什么？杜尚自己也没有给我们明确答复。不止一个人发现并指出，杜尚这个人是“无我”的。
意大利画家奇安弗兰科·布鲁奇诺说：“对于杜尚，对于他的作品，你会发现那个‘我’不能拿来定义这个人，能够定义这个人的是他的那种可以与‘我’保持距离的能力。让他的作品显得不可思议的是你在他的作品里看不到‘我’。即使在他最早的绘画作品里都反映了这个特点。比如《火车上忧伤的年轻人》、《下楼的裸女》。”
杜尚自己也明确说过：“我对于在一面美学的镜子里观看自己从来就没有多少兴趣。尽管我很清楚地知道我在利用自己，可我还是总想着怎么才能摆脱我自己。我把这个叫做‘我’和‘自己’的游戏。”“摆脱我自己”这是多奇怪的要求啊！我们或许可以要求自己摆脱财富，摆脱名声地位，可怎么能够摆脱自己呢？这样的思路，我们只能在佛教中看得到，那便是“无我相”，或者是庄子说的那种“至人无己”，那是难以达到的感受与境界。这境界有些人试图通过修行达到，有些人却天生就能达到。我们只要留心，就可以看到，无论古今中外的高人圣贤，都会具备类似这样的境界，比如享誉世界的阿根廷大文豪博尔赫斯也非常善于分离“我”和“自己”。
杜尚一直都在小心逃离这个“我”的“追捕”，他把这个称为“一生的战斗”。他一生都不肯为“我”做任何事。他不要用艺术家的头衔荣耀自己，他从不肯重复自己来为“我”沽名钓誉。他清楚地知道，只要逃离了我的“追捕”，他便可以彻底从名利地位中解脱出来，他可以行所当行，至所当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左右他，他是他自己的主人。
这一切听来似乎是自相矛盾的。而这两者的“矛盾”关系，正像一位日本禅师铃木大拙说的那样：“人唯有当他不再是一个人才能自由。当他否定自己并融入整体，他才是自由的。更确切地说，当他是自己而又不是自己时，他才是自由的。只有当一个人彻底了解这个看来显然的矛盾，他才有资格谈论自由、责任或自发性。”
杜尚的为人、杜尚的处世、杜尚的存在，对我们正常的逻辑、习惯的思路、通行的价值是一种反叛和挑战。 （郑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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