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人类是情感最为丰富、最为细腻、最为复杂的动物,而爱情则是人类心灵深处最为深沉、最为强烈、最为执着的感情。人们又说,爱情的宿命穿梭于时空,而联结这广袤时空的就是情书。在国外,情书又被称为“纸上的罗曼史”。2002年,日本近代文学馆选编了一本《爱的信——文学家们爱的形式》,收录了不少名作家的情书。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生前也出版过一部《萧伯纳情书》,收录了他跟英国著名女演员爱兰·黛丽之间长达30年的通信。这位旷代文豪在该书序言中写道:“有人也许会埋怨说,这一切都是纸上的。让他们记住:人类只有在纸上才会创造光荣、真理、知识、美德和永恒的爱。”
跟数学被称为世界语言一样,爱情也被称为一种世界行为。所以,在中国,自然也会有情书和它拥有的读者。
中国古代的情书别称为“红笺”。宋代词人晏殊的《清平乐》中就有“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之句。他的儿子晏幾道在《思远人》一词中,也有类似的用法:“渐写到别处,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意思是:写情书寄相思,越写越动情,不禁泪水夺眶而出,将红色的信纸浸成了无色。虽然古人也有“忆人全在不言中”的说法,但爱人离别之后若无情书往返则往往会被视为薄情,从而受到舆论的谴责。有一阕作者不能确定的词《菩萨蛮》就借一位怨妇之口谴责丈夫出门而不来信:“举头忽见衡阳雁,千声万字情何限。叵耐薄情夫,一行书也无。”鸿雁,在古诗词中是信使的代词。此外,鲤鱼、青鸟等也同时扮演牵结情丝的角色。古人之所以将夹信的木板做成鲤鱼形状,就是取意于这些美丽的神话传说。
中国情书的历史到底有多悠远?由于我孤陋寡闻,无法提供准确的年代。但我推断,原始情书的寿命大概会跟原始文字一样漫长。但由于只有残文断简,故不能千古流传。在我的印象中,古代的情书圣手中有一位汉魏六朝时代的无名氏。《乐府民歌·饮马长城窟行》就借一位妇女之口写道:“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也就是说,这位无名氏修的情书,前一部分是叮嘱妻子好好吃饭,后一部分是表达对妻子的相思相爱。女的情圣手中有一位替武则天掌管诏命的上官婉儿。据乐府曲《綵书怨》,她曾给远征蓟北的丈夫写过一封信:“书中无别意,惟怅久离居。”可见这封情书抒发的是夫妻长久分居的惆怅之情。由于中国封建时代跟欧洲的中世纪一样,是禁锢爱情的时代,情书无法结集出版就是一件不难理解的事情。直到上世纪初,中国的地平线上显出了黎明前的曙光:“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了叫声——“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情书由此应运而生。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情书集有蒋光慈、宋若瑜的《纪念碑》,庐隐、李唯建的《云鸥情书集》,朱雯、罗洪的《恋人书简》,白薇、杨骚的《昨夜》,朱湘的《海外寄霓君》,徐志摩、陆小曼的《爱眉小札》等。影响最大的是鲁迅、景宋的《两地书》。
跟一般的情书比较起来,作家的情书更有可读性,更有文献价值。因为其中不仅有一般情书中通信双方情感的对抗与相融,而且文情并茂,蕴含着哲理睿智,是一种名副其实的书简文学。我们透过书中或火烈疯狂或柔肠百转的文字,可以了解到暗伏于其后的潜在心理和隐蔽事实,是解读这些作家作品的心灵钥匙和罕见史料,可以更清晰地表达作家的为人和品格。这些情书之所以能取得雅俗共赏的阅读效果,其奥秘正在这里。特别是在当下这个物欲膨胀与情感滑坡形成明显反差的历史转折时期,“下半身写作”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文学时尚。在一些另类作家笔下,充斥着肉身买卖,跨国滥交,处女膜再造;能迸发真、善、美火花的爱情被消耗、腐蚀、异化和扼杀。在这种情况下,重读上世纪的这批情书,也许会给读者提供一种并不陈腐的情感食粮,激起他们对浪漫和崇高的向往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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