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东晋南朝时期，总会让人想起士人肆意酣畅的身影，又有王羲之遒美健秀的笔势、顾恺之紧劲连绵的线条、陶渊明淳朴高远的诗行。可以说，东晋南朝是古代中国最“浪漫”的时代，而此时对美的追求也是强烈的。对于女性而言，爱美更是天性，东晋南朝的女性自然也会抓住一切机会去妆扮自己，让自己始终站在“时尚前沿”。发型是女性仪表仪容最为显著和重要的部分。发型的变化，不但象征着审美的变迁，也可以从侧面反映社会政治文化对它的影响。东晋南朝女性的“时尚发型”是什么模样，可以通过考古发掘资料一探究竟。
“十字髻”
南京地区东晋墓曾经出土过一批发式高大的女俑，左右有对称的大发环，加上中间的发髻，呈“十字”状，沈从文先生将类似的发式统称为“十字髻”。如南京郭家山东晋早期温氏家族墓 M10陶女俑、南京西善桥东晋太和四年（369年）墓陶女俑等。由于这种发髻比较大，不少女俑出土后发髻已经断裂、缺失。这样的发式是如何流行起来的，需要从更早的资料中寻找线索。
生活在两晋之际的干宝所撰《搜神记》中有一段记载 ：“晋时，妇人结发者，既成，以缯急束其环，名曰'撷子髻’。始自宫中，天下翕然化之也。其末年，遂有怀、惠之事。”汉晋时，常把一个物件上分出的小结构称为“子”。如一个大铃上悬挂九个小铃，便被称为“九子铃”。“撷子髻”就有大发髻带着小髻之意，“急束”则有“紧绑”之意。干宝生活于两晋之际，对应西晋的考古图像资料，不难找到“撷子髻”的踪迹。综合各地西晋墓中所见的陶女俑，其发式基本相似。均是先在头顶盘结一个大发髻，在大发髻顶端抽出两股头发，紧紧系住中间，形成两个发环。此正是“以缯急束其环”，大发髻带两个小发环，与“撷子髻”之名非常符合。有“撷子髻”形象的西晋陶女俑墓，主要发现于河南一带，如洛阳吉利区西晋墓陶女俑、洛阳谷水晋墓陶女俑、卫辉西晋墓陶女晋早中期的“十字髻”发型等，这是因为洛阳为西晋都城，自然也是当时的流行中心。这种发式在其他地区也有所发现，如山东邹城西晋刘宝墓陶女俑、南京板桥石闸湖西晋墓青瓷女俑，均是“撷子髻”。
山东邹城西晋刘宝墓陶女俑（左中）、南京板桥石闸湖西晋墓青瓷女俑（右）
干宝认为，汉魏时女性的发式大多只有一个单独的发髻 ；而“撷子髻”是一个大发髻带上两个小发鬟，过于怪异。他认为这是晋惠帝、晋怀帝被毒杀的前兆，而这也代表了当时士人的想法。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由，“撷子髻”在东晋十六国的考古资料中似乎突然消失了。然而西晋一度流行的“撷子髻”已经深入人心，女性追求时尚的热情一点也没有削减。梳一个发髻显然过时，于是当时的女性想出了一个折衷的方式。她们保留了“撷子髻”的束发方式，但改变了整体发型。比较南京郭家山东晋早期温氏家族墓 M10、南京西善桥东晋太和四年墓“十字髻”陶女俑与陕西咸阳平陵十六国墓陶女俑、西安草厂坡十六国墓陶女俑，不难发现“十字髻”与“撷子髻”的共通之处，只是“十字髻”髻形更大更夸张了。
当然，“流行”的脚步不会停滞。很快，东晋女性的发型又出现了新时尚。《晋书·五行志》记载 ：“太元（376~396年）中，公主妇女必缓鬓倾髻，以为盛饰。”“缓鬓”是鬓发松散，“倾髻”是指发髻倾斜。东晋中晚期“十字髻”女俑大多鬓发松散遮颊，十字形发髻倾斜。如南京市博物馆藏 1977 年尧化门东晋墓出土陶女俑、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藏南京幕府山东晋墓出土陶女俑等。“缓鬓倾髻”的“十字髻”在南朝宋早期也比较流行，样式与东晋时完全一致。如南京油坊桥南朝墓 M2 陶女俑，南京市博物馆藏 1984 年前新塘南朝墓出土陶女俑等。
“缓鬓倾髻”用真发很难梳成，需要借助假髻。正如《晋书·五行志》记载：载：“（缓鬓倾髻）用髲既多，不可恒戴，乃先于木及笼上装之，名曰假髻，或名假头。”这种“缓鬓倾髻”当时十分流行，所以“假头”往往供不应求，十分昂贵。贫家女买不起假髻，就抱怨自己“无头”。出席重大场合时为了不失颜面，不得不问人借，说是要“借头”。晋孝武帝去世后内乱频发，很多人惨遭屠戮，被砍下头颅，下葬时只能用木或草做假头。女性的“假髻”与安草木假头的尸身，这两种原本不相干的现象被南朝人沈约联系起来，认为其中有因果关系，前者就是后者的预兆。这也许代表了当时很多“卫道士”的想法，所以这种“缓鬓倾髻”的十字髻女俑，在南朝宋中期之后的墓葬中也就逐渐不见了身影。
巾帼
中国人常说“巾帼不让须眉”，意思是女子不输男子。“巾帼”是汉六朝女性使用最普遍的头饰，所以也就成了女性的代称。《说文解字》云 ：“帼，妇人首饰。”《释名》云 ：“簂，恢也，恢廓覆发上也。”对于“恢”，《说文》云：“恢，大也。”可见帼非常大，可覆盖发髻。“帼”同“簂”，又称巾帼、巾簂，帼从巾、簂从竹，可以推测帼以竹为笼骨，以巾覆之。《后汉书·舆服志》《晋书·舆服志》《宋书·礼志》等均记载当时文武百官妻母在正式场合戴“绀缯帼”，也就是深青赤色的帛制成的帼。《后汉书·舆服志》记载了戴帼的方法：“（太皇太后、皇太后）剪牦蔮……簪……左右一，横簪之，以安蔮结。”
河南密县打虎亭东汉墓戴发钗的巾帼（左）、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武帝生活图”漆盘上的女性形象（右）
结合文献资料与图像资料看，就可以找到巾帼的具体形象。如河北安平逯家庄东汉墓壁画中墓主人身边有一侍女形象，头上有一扇形饰物，左右各有一根簪子插在扇形饰物与头部交界处，似用来固定头饰。这种扇形饰物，应该就是巾帼。其在巾帼顶部还竖卡了近十根发钗，可能有安帼的作用。东汉巾帼图像资料很多，其他如河南密县打虎亭东汉墓、山东沂南东汉画像石墓、安徽褚兰东汉墓中的画像石上均有多例头戴巾帼的女性形象，都是以左右两根横簪结合多根发钗安帼于头上。三国时期，巾帼依旧是女性常用的头饰。如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漆案和漆盘上有多位女性形象，无一例外头戴巾帼，虽然漆画细节不清晰，但扇形的帼、横簪、竖插的发钗均清晰可辨。
贵州平坝马场东晋南朝墓中，棺内头部可见钗、簪组合（右下）
东晋时期在“十字髻”风行的情况下，巾帼在女性头饰中仍占一席之地，而此时东晋墓葬所见女俑的发式，除“十字髻”之外，最多的也是巾帼。如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藏南京石子岗出土东晋陶女俑、南京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M13 出土陶女俑，均有扇形巾帼安于头上。其中巾帼右角有一斜痕，似为了表现织物包裹折叠的痕迹。南朝女性戴巾帼依旧非常普遍。如南京尹西村南朝宋墓陶女俑、南京西善桥南朝梁墓陶女俑头、南京刘家塘南朝梁桂阳王萧象墓陶女俑、南京白龙山南朝梁墓陶女俑、南京仙鹤门南朝梁墓陶女俑、南京童家山南朝梁墓陶女俑等。这些女俑均头戴巾帼，范式相同。还有一些相对年代不清晰的南朝墓中也出土一批同样范式的戴巾帼女俑。除了南京一带之外，这类女俑在南方其他地区也有发现。如浙江嵊州祠堂山汉六朝墓南朝陶女俑、江西南昌小兰乡南朝墓陶女俑等。这类戴巾帼陶女俑，头上无安帼钗、簪，可能因为钗、簪过于繁琐，在制作陶范时被省略了。而在贵州平坝马场东晋南朝墓中，棺内头部可见钗、簪组合，似是安帼之物。
飞天紒
汉代至六朝人将女性的发环称为“鬟”。东晋女俑所见发型除“十字髻”与巾帼之外，还有一种发式比较特别，其是在头顶结发，再于发髻中抽出一束头发，弯曲成鬟，鬓发依旧下垂遮颊。这种发式的女俑出土数量较少，目前公开的资料中仅有南京童家山东晋墓 M1与镇江丁卯“江南世家”工地东晋墓M2 出土陶女俑。《宋书·五行志》载 ：“宋文帝元嘉六年（429 年），民间妇人结发者，三分发，抽其鬟直向上，谓之'飞天紒’始自东府，流被民庶。时司徒彭城王义康居东府，其后卒以陵上徙废。”“飞天紒”就是先结发于头顶，再抽鬟直上，似有冲上云霄之势。上述东晋女俑的束鬟发式很像文献记载的“飞天紒”。
《宋书》中说这种发式流行于南朝宋元嘉六年，但就考古资料来看，类似发型在东晋就出现了，历史文献似乎与考古资料相矛盾。再看南朝考古资料，如湖北谷城肖家营墓南朝墓陶女俑、襄阳贾家冲南朝画像砖墓“郭巨埋儿”画像砖上的女性形象、河南邓县南朝画像砖墓“贵妇出游”画像砖上的女性形象等，其发式均为“飞天紒”。南朝女性的“飞天紒”，是将全部头发束于头顶后，再抽鬟其上 ；而东晋女性有松散的鬓发下垂遮颊。可见两者不同，或许东晋女性的抽鬟发型只是南朝“飞天紒”的前身。《宋书·五行志》中所指的不详征兆是飞天紒“始自东府，流被民庶”的现象，而不是这种发型本身，故“飞天紒”在南朝宋之后依旧比较流行。
双髻
古代女性将头发中分，梳两个对称的发髻、发鬟或发辫的发型，统称双髻。双髻始于何时不可考，在迄今发现的东汉三国图像资料中，未见这种发式。徐州铜山内华出土的南北朝俑中有一双髻女俑，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双髻图像资料。四川地区出土的大量佛教石造像中，其背面浮雕上的女侍形象也多为双髻。陈后主《三妇艳词十一首》之一云 ：“小妇初两髻，含娇新脸红。”可见双髻是南朝中晚期年轻女性常见的发式。
常州田舍村南朝画像砖墓中的女性形象、常州戚家村南朝墓画像砖上的女性形象、南京张家库南朝墓陶女俑等，均双髻结鬟，后世称之为“双鬟”。襄阳贾家冲南朝画像砖墓内的女性形象、邓县南朝画像砖墓“贵妇出游”画像砖上的女侍形象，均在头顶束两个对称直竖小髻，因为看似“丫”字，被后世命名为“丫髻”或“丫头”。双髻在南朝之后逐渐成为未婚女性的标志。杜甫《负薪行》：“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就是描述女性至老未嫁，仍梳双髻。因女侍多为年轻未婚女性，梳“丫髻”、“双鬟”居多，后人将年轻女侍称为“丫鬟”、“丫头”。
东晋至南朝宋初，最流行的女性发型为“十字髻”，从东晋早中期“十字髻”对称不倾斜，发展至东晋中晚期至南朝宋初“十字髻”呈现出“缓鬓倾髻”的状态 ；南朝宋中期后，“飞天紒”开始流行 ；双髻于东晋晚期出现，在南朝中晚期后成为年轻未婚女性的普遍发式 ；巾帼是汉六朝女性的“经典”头饰，东晋南朝一直被使用。通过东晋南朝墓葬中的陶俑、画像砖等考古发掘资料可窥东晋南朝女性“时尚发型”的变迁。
（文章来源：《大众考古》 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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