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铭悦、韦正 | 汉魏王侯墓随葬度量衡器浅论

汉魏王侯墓随葬度量衡器浅论

马铭悦 韦正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871

Abstract：Weights and measuring instruments have been unearthed from some of the Cao-and-Wei tombs in the Han Dynasty. Burials of the kings and marquises then normally had more than one weight and measuring instrument, most of which had not been used.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the civilian tombs and should be explained separately.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reveals four phenomena: brand new weights and measures were buried in group in some of the marquises tombs; weights and measures were also unearthed from some tombs of marquise’s wives; weights and measures were deposited in a concentrated manner; no weights and measures have come to light in the marquise tombs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while copper weight quan reappeared in the tomb of CAO Xiu during the Cao and Wei period.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ose instruments should not be daily objects, but of symbolic value. They should have symboliz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eudal state, and the related bureaucratic department. The copper quan of CAO Xiu's tomb could have been a symbol of a new title system.

Keywords:  weight and measuring instrument, Han and Wei period, king’s tomb and marquise’s tomb

摘要：一些两汉曹魏墓葬中随葬有度量衡器，其中不少王侯墓出土度量衡器不止1件，且多无使用痕迹，与出于平民墓葬者性质有别，需另予解释。通过对两汉曹魏随葬度量衡器的王侯墓葬的梳理，可以发现四个现象：一些王侯墓随葬成组未使用的度量衡器；一些王侯夫人墓葬中也出土度量衡器；度量衡器集中出土；没有发现随葬度量衡器的东汉王侯墓葬，但曹魏时期的曹休墓中重新出现铜权。本文认为两汉曹魏王侯墓出土度量衡器并非普通的日用器物，而主要是象征物品，不仅象征着封邦建国，还象征了相应的职司部门。曹休墓的铜权很可能是作为新爵位体系的标志品。

关键词：度量衡器；汉魏；王侯墓

一些两汉曹魏墓葬中随葬有度量衡器[1]。这些墓葬可分为王侯墓和平民（包括一般官员）墓两类。平民墓出土的度量衡器主要有尺子、铁权和陶量[2]。尺子、铁权每墓基本都只出土1件，并有使用痕迹，可知是当时的实用器；陶量则是模型明器。不少王侯墓出土度量衡器不止1件，且多无使用痕迹，可知与出于平民墓葬者性质有别，需另予解释。两汉曹魏随葬度量衡器的王侯墓葬如下表[3]（附铜漏壶）：

墓名	度量衡器	墓主身份	相关信息	资料出处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	石权3	西汉楚国王	甬道中。其中一件中34.5千克	《文物》1998年8期
徐州米山M3	陶权	西汉早期楚国贵族	八棱形，高3.55，底径3.3厘米。男性。随葬带孔玉片、玉面罩子、玉枕、车马器	《考古》1996年4期
章丘洛庄汉墓	铜权10（2套）、铜量器4	西汉吕国王	5号陪葬坑中	《考古》2004年8期
曲阜九龙山3号墓	铜尺	鲁王	墓葬被盗扰	《文物》1972年5期
满城汉墓1号墓	铜漏壶1	西汉中山国王		《满城汉墓发掘报告》
满城汉墓2号墓	铁权、错金铁尺	西汉中国王后	铁权出于墓道中	《满城汉墓发掘报告》
西安张安世墓	铜权7、铜量器若干组、铜漏壶1	西汉富平侯	4号陪葬坑（K4）中，权7件，大小相次；量器7件一套（多套），大小相次	《中国文化遗产》2011年6期
徐州小龟山西汉墓	铜量1	丙长翁主	棺椁附近	《文物》1973年4期
济南腊山西汉墓	铜权3	某侯夫人？	后室。出土有“妾女+恶”印章、“夫人私府”封泥	《考古》2004年8期
巨野红土山西汉墓	铜漏壶1	昌邑哀王	墓室一角	《考古学报》1983年4期
邗江宝女墩新莽墓M104	铁权1	“长公主”、“大贵人”之类	足箱之中。重737克	《文物》1991年10期
涡阳稽山西汉墓	石权4	梁孝王后人	底径7.2，高5.7厘米	《文物》2003年9期
洛阳曹休墓	铜权1	长平侯	重275克	《文物》2011年9期

上表值得注意之处有四：第一，王侯墓度量衡器有成组随葬现象；第二，一些王侯夫人（指正夫人，下同）墓葬中也出土度量衡器；第三，度量衡器集中出土；第四，没有发现随葬度量衡器的东汉王侯墓葬，但曹魏时期的曹休墓中重又出现。下面依次尝试解释上述四个现象。

一 随葬成组未使用度量衡器的原因

质言之，这是因为汉代王侯国仍具有先秦封邦建国色彩，度量衡器是王侯国享有“主权”的一个象征。度量衡作为计量手段，不只是经济活动的工具，还是国家行政力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权威的象征。众所周知，统一度量衡是秦始皇消除此前诸国异政的一个手段，是巩固国家统一的重要举措。与统一度量衡同时进行的是废分封、行郡县。汉代重行分封，反秦始皇之道而行之，就赋予了王侯国像先秦列国一样独立的行政权，这既是汉初形势的不得已之处，但也符合汉初时人的认识。《汉书》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曰：“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于是申以丹书之信，重以白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汉初高祖、吕后向列侯承诺的不仅是建立先秦列国一样的侯国，而且保证侯国的永远延续。独立的王侯国具有独立的行政权，其中自然包括可以拥有自己的度量衡体系，这一点恰与古人的认识相符。《国语·周语》“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条曰：“《夏书》有之曰：'关石和均，王府则有。’”历代注家的解释有所不同，夏代是否有石、钧之类的度量衡单位名称也不可知，“然而这一则记载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在建立了国家政权机构的夏代，专用的度量衡器具是不可缺少的，这些器具在一定范围或一定用途上已具有权威性和统一性了。……随着赋税的征收，度量衡器就成为统治者手中权利的象征，因此把度量衡器具看成圣神不可侵犯的专用器具而置于王府，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也是相符的。”[4]《周礼》中的有关记载清楚表明，度量衡是关系到国家层面的大事情。《周礼·秋官·大行人》曰：“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岁遍存，……十有一岁达瑞节，同度量，成牢礼，同数器，修法则……。”校正度量衡不仅直接与王相关，且需反复进行。《周礼·天官·内宰》曰：“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阴礼。”这里将度量衡与建立国都直接联系起来。《逸周书·明堂解》也有类似的记载：“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万国各致其方贿。七年，致政于成王。”[5]在秦统一全国前，商鞅就“平斗桶权衡丈尺”[6]。因此，度量衡不仅事关建国立都，也关乎政令在国内的畅行。汉初分封王、侯国，实际上就赋予了王、侯国拥有自己的度量衡制度的权力。

当然，由于秦始皇在全国推行了统一度量衡的制度，而且全国经济的发展和统一度量衡制度互相促进，使汉代王侯国另建一套度量衡体系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了，但度量衡与分邦建国之间的本来关系却不会因此而迅速消失，王、侯国还会通过度量衡器物达到彰显自己身份的目的，这应该是一些王侯墓葬中出土度量衡器物的主要原因。

二 一些王、侯夫人墓葬中也随葬度量衡器的原因

满城2号墓主为西汉中山国王后窦绾，墓道填土中有铁权，实测高19、底径17.5厘米，重22490克，有“三钧”铭文，该铁权有可能是劳动工具。其他王侯夫人墓葬出土度量衡器都比较可靠。济南腊山西汉墓出土“妾女+恶”印章、“夫人私府”封泥，墓主被推测为某侯夫人。其中出土三件铜权，似为一组。徐州小龟山崖洞墓出土铜壶上有铭文“丙长翁主”、铜鼎上有铭文“御食官”、“文后家官”、铜量上有铭文“楚私官重”，该墓墓主当为丙长翁主[7]。邗江宝女墩新莽时期M104墓为单棺单人葬，出土两根长玉塞，墓主因此被推测为女性。墓中出土有嵌金玻璃衣片、“中官”、“服食官”铭漆器等，墓主身份被推测为“长公主”、“大贵人”之类。要之，王侯夫人墓葬中随葬度量衡器非偶然现象。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当在于王侯夫人与王侯地位相同、待遇相近。王侯夫人的地位史籍中缺少说明，但可由皇后妃嫔的地位推知。《汉书·王莽传上》云：“皇后之尊侔于天子。[8]《汉书》卷九七《外戚传上》：“至武帝制倢伃、娙娥、傛华、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仪之号，凡十四等云。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倢伃视上卿，比列侯。娙娥视中二千石，比关内侯……。”[9]王侯夫人妃嫔的人数和地位自然不及皇帝，但从《史记》、《汉书》的记载看，名号基本相同。既然皇后地位视同皇帝，那么王侯夫人自然视同王侯。

王侯夫人墓随葬度量衡器与身份相关外，可能还与古人的认识有关。上文所引《周礼·天官·内宰》之“凡建国，佐后立市，……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阴礼”之文，清楚说明了王后与度量衡之间的密切关系。另外，由于作为男性的王侯多早死，王侯夫人多晋升为太后，汉代太后专权势盛不限于皇室，著名者如西汉梁太后。因此，王侯夫人墓葬的规格和规模都往往不低于甚至高于王侯本人，其中随葬度量衡器也属自然。

王侯夫人能够获得与王侯相近的地位和待遇，还与外戚中的女子多嫁予刘姓王侯，汉室公主、翁主多嫁予异姓列侯有关系[10]。前者例如中山王刘胜王后为窦绾，她当出自窦太后家族。后者多见于史籍，如《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江都王刘）建女弟徵臣为盖侯子妇。”又如，《汉书》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汝阴文侯夏侯婴”条：“元光二年，侯颇嗣，十八年，元鼎二年，坐尚公主与父御婢奸，自杀。”[11]再如，“堂邑安侯陈婴”条：“孝文三年，侯午嗣，尚馆陶公主，四十八年薨。”[12]“芒侯鸸跖”条：“侯申嗣，元朔六年，坐尚南宫公主不敬，免。”[13]这些王后、侯夫人的地位本来就不低于王侯，她们的丧葬待遇自然不能低于王侯。即使那些本来出身较低的女子，一旦成为王侯夫人，身份马上就发生变化。汉代皇后、王侯夫人不乏寻常女子乃至倡优之类，她们得配皇帝、王侯之后多了无自卑之态，这是因为汉代系平民建立的社会，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官员在婚姻上多不拘泥于身份，反而几乎是唯利是图，最著名者当是景帝王皇后之母。这样的婚姻状况，决定了男女双方的平等地位，在丧葬上就表现为女性不逊于男性，甚至高于男性。

三 度量衡器相对集中存放的原因

度量衡器的出土位置状况不一。济南洛庄汉墓和西安张安世墓度量衡器都出土于外藏坑中。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石权出土于被认为是府库的耳室附近。满城2号汉墓、徐州小龟山汉墓等墓葬的度量衡器与其他随葬品放在一起，但由于各种原因，随葬品的位置有所变化，要准确考明度量衡器与附近其他随葬品的关系颇为不容易，但这些度量衡器本相对集中放置则明确无疑。其中济南洛庄汉墓、西安张安世墓、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度量衡器的出土位置比较独立，有助于理解度量衡器相对集中存放之原因。

洛庄汉墓度量衡器所在的5号外藏坑“北部出土铜器90余件，剩余的部分主要有大量漆器和陶器。漆器均放在陶器之上，……陶器均为大型陶瓮，总数22件，瓮内存放有鱼、粮食等。另在坑的西南角和中部分别发现10件铜权和4件铜量器”，发掘者判断5号坑为“饮食起居类陪葬坑”[14]，度量衡器虽与饮食器同坑，但显非同类。张安世墓的度量衡器出土于外藏坑K4之中。K4的情况未完全公布，但度量衡器外，至少还有铜印、铜镞、铜漏器。度量衡器与铜镞非同类物品，当也是因空间有限而被同置一坑。铜漏器是计时器，实质上也是一种计量器，它与度量衡器共处倒挺合适[15]。铜印长7、宽4厘米，有捉手，当是钤押大型物件之印，印文仅“张”一字，似意在突出表明附近之物为张姓所有。从公布的张安世墓铜量照片看，有若干套，且大小有序，不似零时凑合而成，甚至让人疑为系专门为陪葬而制作。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3件石权，其中2件出于编号为W4的耳室门口，1件出土于W3与W4之间的甬道上。W3出土玉佩、金饰件，被认为是府库；W4中集中出土了铜印，也被认为是具有府库性质。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W3与W4性质相当于外藏椁，石权的随葬情况本质上与洛庄汉墓和张安世墓相似。

在外藏坑中埋藏度量衡器不仅见于王侯墓，还见于帝王陵墓。西汉帝陵周围几乎都钻探出大量的外藏坑，有些还进行了考古发掘，考古发掘工作最充分是汉景帝阳陵，其中出土大量印章，有“宗正之印”、“仓印”、“大官之印”、“车骑将军”、“军武库兵”等，这些印章表明外藏坑象征着汉中央各个职能部门。汉阳陵南区外藏坑（通常名曰“丛葬坑”）中有成套的斗、升等量器和铜、铁权等衡器，东区外藏坑中有陶漏壶。

由于发掘资料尚未完全公布，尚不知度量衡器是否有印章伴出，但这些度量衡器当对应着中央相关职能部门[16]。

从外藏坑的数量和埋藏物品类型、总量来看，王侯墓都不及帝陵，但二者外藏坑的性质相近。对于汉诸侯王陵棺椁到墓门之间的回廊、耳室，有学者指出：这些区域埋藏的各种随葬品，属于“百官藏”，这种埋藏方式来源于帝陵。“西汉时期诸侯王陵中设置的'百官藏’应可能直接继承自秦始皇陵中埋藏'百官’系统的做法”[17]。实际上，'百官藏’的概念推及于外藏坑也无妨，从上文所引汉阳陵外藏坑中出土的众多各式官印就可发现，要严格区别帝陵内部与外藏坑中官印的性质几乎是不可能的。陵墓外的外藏坑和陵内的回廊、耳室都意在通过表现墓主生前所掌管的官僚机构和拥有的权势，来标示墓主的特定身份。准此可更好地理解张安世墓外藏坑中“卫将长史”、“当百将印”铜印与甲士俑共出现象，这与张安世生前曾任“卫将军”一职相合，也可见营建外藏坑的目的性非常明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出土铜量以及铜权、铜漏器、“张”字铜印的K4不只是泛泛表示事死如事生思想的器物坑，而主要表现的是张安世所辖官司，这当然也具有表示作为富平侯、卫将军的张安世之身份的性质。

四 曹休墓中重出现铜权的原因

笔者所知有限，在东汉王、侯墓葬中未发掘出土过度量衡器，这可能与东汉流行砖室墓易于被盗，且东汉盛行陶质模型明器随葬有关，至于是否可能因东汉政权直接剥夺了王、侯随葬度量衡器的待遇而造成考古无所发现不得而知。可是，曹魏时期的曹休墓中重又出现了铜权。曹休墓修建于曹氏父子力倡薄葬之后，仍然出土了铜权。铜权既无材料也无审美上的价值，其重新用于随葬颇不同寻常。《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著录有数枚权，可能也是曹魏之物。其中，图二二一为铁权，1974年渑池车站铁器窖藏出土，时代定为北魏；图二二二为铜权，故宫博物院藏，时代定为北朝，类似权共5件[18]。6件权的形制与曹休墓出土者相似，它们的时代都有可能为曹魏前后而不是北朝。

文献中没有曹魏王侯可以拥有度量衡器的记载，曹魏力行薄葬，但曹魏时期特重爵位，度量衡器可能因与爵位有一定关联而作为随葬之物。曹魏以诈力取天下，像刘邦一样喜用爵位羁縻天下英雄，但既不滥赏，也不容拒绝。田畴有大功于曹操，但让爵不受，曹操生气地说：“是成一人之志，而亏王法大制也。”[19]承汉之弊，曹氏集团屡有革新爵制的冲动。董昭曾建议曹操：“宜修古建封五等。”曹操虽谦遑不当，但“后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号，皆昭所创。”[20]《三国志》卷十五《刘司马梁张温贾传》载：“（司马）朗以为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蒐狩习战之备故也。”曹丕即位后，特重爵位。《三国志》卷十六《任苏杜郑仓传》引《魏名臣奏》载曹丕就是否应授苏则爵位事问雍州刺史张既曰：“（则）之功效，为科加爵邑未邪？封爵事重，故以问卿。密白意，且勿宣露也。”[21]曹丕还改革了汉代爵制，“（黄初三年）三月乙丑，立齐公叡为平原王，帝弟鄢陵公彰等十一人皆为王。初制封王之庶子为乡公，嗣王之庶子为亭侯，公之庶子为亭伯。”[22]伴随着这一爵制调整，必有相应的政治待遇。此后曹丕再未对爵制有所动作，曹休又死于魏明帝即位的第二年，曹休丧礼很可能遵照了曹丕时期的规定。曹休墓出土的铜权呈瓜棱状，上有柿蒂形四叶，与汉权也完全不同，有可能是曹丕调整爵制后的产物。

曹氏篡夺汉室，与王莽代汉有几分相像，二者均汲汲于改制。王莽建立新朝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23]考古出土和征集的王莽度量衡器不少，最近很重要的一次发现是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水井出土物，铜衡、权上均有“……改正建丑，长寿隆崇，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乙巳，岁在实沉，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字样[24]。比较著名的还有故宫博物院藏新莽铜嘉量，其表面镌刻相同铭文。其中的“同律度量衡”当是“异器制”的内容之一。始建国元年，“（王）莽策命群司：'岁星司肃，东岳太师典致时雨，青炜登平，考景以晷。……太白司艾，西岳国师典致时阳，白炜象平，考量以铨。’”应劭注曰：“量，斗斛也。铨，权衡也。”晋灼注曰：“象，形也，万物无不成形于西方，大小轻重可知，故称量属焉。”[25]曹魏改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玉佩制度。《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挚虞《决疑要注》说：“汉末丧乱，决无玉佩，魏侍中王粲识旧佩，始复作之。今之玉佩，受法于粲也。”如果曹休墓的铜权作为新爵位体系标志品的判断不误的话，这可以看作王粲制定新玉佩制度的延续[26]。

综上，两汉曹魏王侯墓出土度量衡器不是普通的日用器物，而主要是象征物品，不仅象征着封邦建国，还象征了相应的职司部门。正因为度量衡器还具有这些性质，所以在王莽代汉、曹丕禅代之际，还利用度量衡制度做了点文章。

注释：

[1] 不少王、侯墓中不出土度量衡器，当与王侯墓葬多被盗有一定关系，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二：其一，很多王侯墓的外藏坑可能尚未发掘。近年来考古工作的理念发生了变化，强调对墓葬总体布局的探索和发掘而不再仅专注于墓葬本身，很多早年发掘王侯墓葬的周围没有进行考古工作，外藏坑不是被遗漏就是没有被考虑到，度量衡器可能仍埋藏在那些外藏坑中。（可参见董珊.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居葬图［C］//纪念马王堆汉墓发掘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长沙：岳麓书社，2016 .）其二，王、侯国独立地位的日渐下降可能导致了度量衡器的减省。《汉书》卷三十八《高五王传》赞语曰：“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籓辅，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时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众官，如汉朝，汉独为置丞相。自吴、楚诛后，稍夺诸侯权，左官附益阿党之法设。其后诸侯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王侯贫乏若斯，何暇去备办象征意义为主的度量衡器。而且，从秦统一开始，全国的度量衡就一致的，度量衡所显示分邦建国的意义愈益不彰显，因此，度量衡器或许只在整顿爵制之时或重要人物封王拜爵时才被特别重视.

[2] 国家计量局主编《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集中收录了这类材料，如1954年成都扬子山出土西汉铁权（图一九八）、1958年南昌西汉墓出土铁权（图二〇四）、1967年甘肃秦安垅城公社西汉墓出土秦铜权（图一九二）、传洛阳出土百一十斤东汉石权（图二一〇）、1957年成都天回山东汉崖墓出土“汶江市平”铁权（图二一四）、以及1953年洛阳烧沟东汉墓出土铁权（图二一七）、1974年洛阳中州路东汉墓出土铁权（图二一五）。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还收录了1965年四川眉山东汉永和五年砖室墓（权176）、1965年四川双流陶家渡王山土+扁东汉砖室墓（权177）、新津牧马山灌渠东汉墓出土铁权（权178）等。此外，江苏六合李岗M1出土器物表明墓主不具备王侯身份，其中出土漆量，口长28、宽13.6、高10米，是一件实用器。（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六合区文化局. 南京六合李岗汉墓（M1）发掘简报［J］. 文物，2013（11）.）江西靖安老虎墩东汉墓M50、赣州三溪东汉墓出土有陶权状物。（分别见：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江西靖安老虎墩东汉墓发掘简报 ［J］. 文物，2011（10）；赖斯清. 江西赣县三溪东汉墓 ［J］. 南方文物，1993（1）.）邗江姚庄101西汉墓足箱中出土有漆量。（扬州博物馆. 江苏邗江姚庄101号西汉墓 ［J］. 文物，1988（2）.）江陵城草市唐家山东汉墓出土一件铜斗，上有“和平二年堂狼造”铭文，也都是实用器。（王毓彤. 东汉和平二年的一件铜斗［J］. 文物，1992（9）.）

[3] 尺度用器的情况不容易辨别。尺子发现甚多，铜、铁、骨、牙、玉、木质均有，精粗不一，但墓主男女性别多不明，且很多尺子出于普通墓葬之中，当为实用尺无疑。可能具有爵位标志意义的是曲阜九龙山3号墓出土铜尺。该墓为西汉鲁王墓，其中出土有铜尺，残存2寸。墓中出土有“王庆忌”铜印，有人据此认为墓主为鲁孝王刘庆忌。西汉诸侯王与王后不合葬于同一墓中。因此，若墓主为刘庆忌说成立，则该尺不当是刘庆忌的实用之物，而具有象征意义。作为爵位标志的尺子发现不多，还可能因为与权和量相比，尺子的社会意义不甚强烈，也不容易改动。秦始皇与王莽两次大规模整顿度量衡的重点是衡器和量器，也是这个原因.

[4] 丘光明，邱隆，杨平. 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63-64.

[5] 《礼记·明堂位》来自于《逸周书·明堂解》，有所变化：“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

[6] 司马迁. 史记·商君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9:2232.

[7] 发掘简报根据墓中出土有铁剑，遂推测墓主人为男性，不妥。女性墓中有出土兵器者，如满城二号墓即中山王侯窦绾墓。又，此墓出土玉舞人，此为女性佩饰，也见于窦绾墓。因此，此墓当从“丙长翁主”铭为女性。

[8] 班固. 汉书·王莽传上［M］. 北京：中华书局，1962:4057.

[9] 班固. 汉书·外戚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62:3935.

[10] 刘增贵. 汉代婚姻制度［M］. 台北：华世出版社，1980.

[11] 班固.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M］. 北京：中华书局，1962:534.

[12] 班固.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M］. 北京：中华书局，1962:537.

[13] 班固.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M］. 北京：中华书局，1962:562.

[14] 李雪梅. 探寻黄河文明——发现之旅［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80.

[15] 铜漏器也具有度量性质。《汉书·哀帝纪》载哀帝建平二年下诏：“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铜漏壶为计时之器，《周礼·夏官》曰：“挈壶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挈壶氏，掌挈壶以令军井。”铜漏壶发现不多，共5件。内蒙古伊克昭盟铜漏壶发现于沙丘之中，属于墓葬或遗址不详。陕西兴平出土铜漏壶的空心砖墓具体情况也不详。其余三件分别出土于山东巨野红土山西汉墓（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 巨野红土山西汉墓［J］. 考古学报，1983（4）.）、满城1号汉墓和西安凤栖原张安世墓，三墓主人非王即侯，这个情况使人倾向于将这一器物出现于墓葬之中与王、侯的身份联系在一起。张安世墓铜漏壶与铜权、铜量都出土于K4中，且位置紧邻，可见当时是作为性质相近的物品被埋藏.

[1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 汉景帝阳陵南区发掘第二号简报［J］. 文物，1994（6）.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汉阳陵［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 杜陵外藏坑发掘不多，但在一号外藏坑（陪葬坑K1）中出土有模型量器，口径3、底径2.5、高2，柄长1.6厘米（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汉杜陵陵园遗址［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90-91.），这与作为杜陵陪葬墓的张安世墓出土量器不一样，或许是因为杜陵时代较晚，而采用了模型明器之故.

[17] 刘瑞，刘涛.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391.

[18] 国家计量总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 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155；渑池县文化馆，河南省博物馆. 渑池县发现的古代窖藏铁器［J］. 文物，1976（8）.

[19] 陈寿. 三国志·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9:343.

[20] 陈寿. 三国志·程郭董刘蒋刘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9:440-441.

[21] 陈寿. 三国志·任苏杜郑仓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9:491.

[22] 陈寿. 三国志·文帝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59:79-80.

[23] 班固. 汉书·王莽传上［M］. 北京：中华书局，1962:4095.

[24]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邹城市文物局. 山东邹城市邾国故城遗址2017年J3发掘简报［J］. 考古，2018（8）.

[25] 班固. 汉书·王莽传上［M］. 北京：中华书局，1962:4101-4102.

[26] 东吴、西晋墓葬发现甚多，没有发现度量衡器。东吴不采用曹魏的五等爵制，因而无爵位标志物。西晋承袭曹魏爵制，无度量衡器出土，是废除了度量衡器作为爵位标志物，还是考古发现有限有待观察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