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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世中国境内现存佛塔心础主要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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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22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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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境内广阔的土地上曾兴建过无数的木结构佛塔,而得以保存至今日的仅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与敦煌老君堂慈氏塔两例(注1)。和日本列岛超百例的木塔遗存相比,这个数字是非常少的。因为天灾、战乱等诸多因素,载于文献的众多宏大伽蓝及其境内高耸入云的木构佛塔鲜有能幸存至今的。木塔自建成之日起,因其维修难度高、火灾施救难等问题,注定要经历各种“生死考验”。

结合目前对日韩境内木塔实例和塔迹的调查,我们大概可以确认早在南北朝时期,尤以中国南方为主的土地上所建立的佛塔,在塔身内大都拥有“心柱”。心柱由巨大的心础承托,成为佛塔的重要组成。这一做法不见于国内现存木塔实例,但在诸多文献中却能看到其踪迹。在近一百年的考古发掘实践中,有少数佛塔心础被发现,并成为早期佛塔存在心柱做法的证据。其中部分心础因发现于材料匮乏的年代,在当时并未能被确认为心础。而近年的发现,则使众学者们能够重新为这些巨石确认身份。本文例举了目前已知的主要“心础”实例,材料来源于已公布的发掘报告或调查报告,仅供参考。

注1:正定天宁寺凌霄塔未计入。主要原因为:1.凌霄塔非完整木塔,且上层木构经修缮,较多为新材料;2.凌霄塔心柱为钢筋浇筑而成,非旧裁,非木柱,难以讨论。

赵彭城佛寺位于邺南城朱明门外大街东侧,即今习文乡赵彭城村西南。2002年,邺城考古队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目前推测为北齐大总持寺遗址(图1)。调查中发现了大型木构佛塔基址一处,位于寺院中轴线上偏南的位置,并且发现了心础实物(图2-3)

相关材料已被发表,参见:

《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0-7」

图1: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平面图

图2:赵彭城北朝佛塔遗址平面图

图3:赵彭城佛寺塔基全景图

心础位于佛塔台基正中央位置,发现于夯土塔心实体中的一个盗坑内部。因为夯土塔心破坏严重,因此无法知晓心础当初距塔心夯土顶部的距离。以发现时夯土实际高度起算,心础距其顶部距离为3.5米(图4-5)

图4:刹柱础石、砖函剖面图

图5:刹柱础石平面图(底部)

图6:心础与砖函

心础为青石质,底座为正方形,边长约1.2米,上部为覆盆形,正中央有圆孔(图6)。根据剖面图看,心础虽然位于夯土塔心内部,但相对位置却几乎与地面同高。因为在心础下方发现舍利石函,所以可以确认心础中心的孔洞并非舍利孔,而是用于对接心柱的榫槽。心础虽深埋夯土之内,但做工精细程度远超日韩同时期木塔心础,形制与塔基之上发现的其他础石类似。

核桃园佛寺基址群位于东魏北齐邺城中轴线朱明门外大道东侧,西距上文中提到的赵彭城佛寺东围壕约600米,北距邺南城南墙1200米(图7-8)。经1998年至今的多次考古发掘,探明建筑基址8处,现推测为北齐大庄严寺遗址。其中1号基址被认定为塔迹。

相关材料已被发表,参见:

《河北临漳邺城遗址核桃园一号建筑基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6-4」

图7:核桃园建筑基址群位置示意图

图8:核桃园西南地遗迹分布图

1998年,考古工作者对1号基址(即塔基)进行了试掘,2012年10月至2013年5月对基址进行了全面揭露。从基址的形制、位置、现场发现的石函以及诸多埋藏物,可确认此处为一座北朝大型木构佛塔的遗址(图9-10)

图9:核桃园佛寺塔基平面图

图10:核桃园佛寺塔基全景图

在这次对塔基的全面揭露过程中,并没有找到任何础石,无法确认地上建筑的开间与规模,其原因大概是因为1971年群众整平土地时已将佛塔夯土台基破坏。


相关材料已被发表,参见:

《邺城考古调查和钻探简报》「中原文物|1983-4」

《简报》中对台基的损毁原因以及台基上发现的古代遗物进行了简要介绍,具体内容如下:

大型柱础一个,柱础为正方形,每边长120厘米,通高57厘米,下方上圆,径93厘米,出土于赵彭城村东(邺南城东南郊),此地原系一大土堆,1971年群众平土堆时发现。据说在这个大柱础附近,四周排列整齐的很多较小的柱础。此地现在尚存大量东魏、北齐黑瓦片。据《北齐书孝昭帝纪》载:“皇建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圜丘”。出土这个大柱础的地方可能是圜丘遗址所在。

从上文可以得出几个重要的认识:

认识 1:北齐大庄严寺佛塔基址本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但是由于1971年整平土地,遭到了严重破坏。

认识 2:在塔基中发现的巨大柱础应为心础,它与周边众小柱础共同构成了佛塔一层的柱网结构。但由于缺少可比对的材料,过去没能将其判定为佛塔。

认识 3:小柱础发现于大柱础周边,这一点非常重要。虽然此事已经很难再次考证,但或可判断这些柱础在出土时处在同一平面上。进一步思考,可推断心础为“地上式”,而非深埋地下。这一做法与赵彭城佛寺心础有很大不同。

图11:核桃园佛寺心础线图

《发掘报告》中贴出了心础的线图(图11),未发表照片。根据何利群老师的相关讲座视频,得知此心础目前藏于铜雀三台遗址公园院内。作者曾两次到访,但无高人指点,因此没能观察到。有相关照片信息的网友欢迎与我联系。



图12:山王废寺塔心础

整个心础外形与赵彭城佛寺发现的心础基本一致,但从线图中能看出,其水平和垂直方向各有一道直线,这是赵彭城佛寺塔心础所没有的。作者判断应该为日韩古代木塔心础中常见的排水沟(仍需以实物照片为准),可参考山王废寺塔心础(图12)。看来这一做法在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已经存在。

除邺城范围内发现的两件心础实例外,在我国东北,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初各发现了一例渤海国时期的塔心础实物。前者于1942年由日本学者斋藤优发现于珲春八连城遗址,后者于1972年由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发现于东宁大城子古城。下面一起来看一下。


对于这一处渤海国时期寺址的调查始于1936年8月,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鸟山喜一教授在珲春八连城外发现了一处寺庙遗址,清理出建筑台基、建筑构件、佛像等,并将此寺址命名为“半拉城外寺址”。1942年3月,斋藤优清理了八连城南的三处寺庙遗址,其中第一废寺址即鸟山喜一曾清理的半拉城外寺址(中国学界称“八连城东南寺址”)。在斋藤优的清理过程中,于台基中部夯土层表现以下35厘米出发现一巨大础石,推测为塔心础
(图13-15)

图13:八连城东南寺址出土心础

图14:塔心础实测图

图15:八连城东南寺址塔迹平面图

图16:山田寺佛塔心础

上述关于八连城塔迹的材料见于:

《半拉城及其它史迹》「半拉城址刊行会|1978」

《渤海国佛教遗存研究》「解峰|2019」

从材料中可得出几点认识:

认识 1:心础发现于建筑基址正中央,且被掩埋于地下,位置大概没有发生过变化,因此可以推断为塔心础;

认识 2:心础在垂直方向上位于其它础石平面下方35厘米,可推断该心础为“半地下式”。

认识 3:根据实测图,可发现该心础拥有两段凹槽。下段应为舍利孔,上断应为舍利孔盖,心柱应落于舍利孔盖之上。与此做法相似的心础石可参考奈良山田寺佛塔心础(图16)

大城子古城位于黑龙江省东宁县绥芬河南岸两公里的冲击盆地中。在古城址正中偏北有一土台,长约50米,宽36米(图17),推测是一座建筑遗迹。1972年,大城子大队社员姜起臣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了一批遗物,包含鎏金铜铺首、带扣、铰链、铜锁、铜镜等。值得注意的是,土台南部发现一石臼(图18),石臼窝上部盖有一块石板,窝内发现一铜盒,盒内装有一串用绸布包裹的红色玛瑙珠。珠子为圆形和圆柱形,出土时两种珠子间夹有银片。此外在土台东南还发现一舍利函,外层为一鎏金铜盒,内嵌套一个由绸布包裹的小银盒,银盒内有六例舍利。从出土物推断该土台为一处塔基遗址。

上述础材料来自于张太湘发表的文章:

《大城子古城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1981-4」


图17:大城子古城实测图

图18:大城子古城出土心础

图19:因幡岩井废寺塔心础

从文字和图片可以判断此石臼就是一个典型的塔心础,臼窝为舍利孔,而石盖则是舍利孔盖。心础样式与舍利瘗埋的方式日韩诸多寺址中发现的塔心础实物基本一致,可参考因幡岩井废寺塔心础(图19)

大城子遗址的舍利容器发掘于1972年,当时的学者已经能够判断此发掘地应是一塔基遗址,但猜测由于当时的资料有限,无法与日韩诸多材料进行对比,因此无法判断此巨大石构件为塔心础。所以文中将心础描述为石臼。

后记:
以上即是目前已知的几处被认定为心础的实例。心础与心柱虽见于文献,但在国内的实物并不多,这导致上文四例中的两例在出土时没能被准确认出。另两例中,一例被日本学者认出,并不意外。另一例出土时间较晚,此时可供对比的材料已经比较丰富,故不存在辨认难度。础石是重要的建筑材料,在木构建筑倒塌后,很容易被挪作他用,所以并不是每一座早期木塔基址中都能发现心础。如北魏思远寺、思燕寺、永宁寺的塔基中就没有留下心础,这也使得上文中提及的几处实例更加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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