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与史学理论 | 陈慧本：历史时间与概念史：论科泽勒克概念史研究的时间维度

历史时间与概念史：论科泽勒克

概念史研究的时间维度

摘要：在科泽勒克的概念史研究中，历史时间理论指引着研究实践，概念史不是科氏史学研究的最终归宿，而是其史学思考的途径。科氏区分自然时间与历史时间、语言与历史的时间性，揭示了概念所包含的复杂的时间结构，为概念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历时分析与共时分析的结合便是源于历史时间理论的重要创举。另一方面，概念史也为科氏的历史时间理论提供了实证依据，推动了他的进一步反思。科氏的《改革与革命之间的普鲁士》以概念的意义为切入点，分析了概念与社会现实、时间经验的关系，在时间维度上探究法律效力的持续性与社会转型，从整体上贯彻了历史时间理论。在历史时间理论的基础上，科泽勒克指明了语言与历史的复杂关系，揭示了人类历史经验的多层次性。要言之，历史时间问题或许是贯穿于科泽勒克概念史研究的一条思想主线。

关键词：概念史、历史时间、语言与历史、科泽勒克

一、引言

在历史学界，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的名字与德国概念史往往是捆绑在一起的。他参与主编的《历史的基本概念》（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1972-1997）被奉为概念史研究的经典，他的研究实践被视作概念史的典范，甚至“科泽勒克”这个名字成了概念史的代名词。然而他的学生霍夫曼（Stefan-Ludwig Hoffmann）竟宣称：科泽勒克从来没有把概念史当成自己历史学研究的目标和终点，而只是其史学思考的途径。就科泽勒克本人而言，《历史的基本概念》与他个人的研究趣旨并非十分契合。当他在晚年回顾这部辞典问世以来自己在概念史方面的研究工作时，坦言《历史的基本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的负担，是一件“思想上的约束衣”（intellectual straitjacket）。在科泽勒克看来，概念史研究不是一尘不变的学术规范，他自己的研究路径已经随着长年的反思而变化了，他提醒我们要时刻明确概念史研究的理论前提。

概念史研究的理论前提是什么？1972年，即《历史的基本概念》第一卷问世的同年，科泽勒克在《论历史科学对理论的迫切需求》一文中指出：“只有当历史学发展出一种历史时间理论时，它才能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科学，否则它所提出的所有问题必然会不着边际。”他又说道，若“缺乏历史时间理论”的支撑，概念史是无法成功的。科泽勒克强调，概念的持续性、变化和新意义只能按照时间顺序来把握，从而对其作出历史性的阐释。因此严格来说，“概念史就是概念的'时间史’”。而他生前出版的两部重要论文集《过去的未来》（Vergangene Zukunft, 1979）与《时间层次》（Zeitschichten, 2000），在形式上采用社会史和概念史的方法，在内容上主要探讨有关历史时间的问题，如什么是历史时间，怎样表现历史时间，历史时间具有哪些元素和结构，它与历史认识和历史经验有何关联等。在这些论文中，概念史主要充当一种论证方法，而非科泽勒克史学的核心关怀。此外，不同于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们的概念史研究路径（往往忽视历史性和历时性），科泽勒克的概念史倡导历时分析与共时分析的结合，显然也与时间问题有关。

近年来，概念史愈发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虽然产生了一些喜人的初步成果，但是对于概念史理论前提的阐发较少，存在着“不知其所以然”的潜在困境。尤其是对于科泽勒克本人概念史研究的学理背景，我们尚缺乏深刻的认识。国内学者其实已经关注到科泽勒克历史时间理论的学术价值，但对历史时间理论的内涵及其与概念史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辨析。科泽勒克为何把历史时间视作概念史的关键词？历史时间理论与概念史有何关联？

本文首先简要阐述科泽勒克历史时间理论的内涵；其次分析科氏概念史研究的时间维度，重点考察以下两个问题：语言证据与历史现实的时间性差异，概念的多层次时间结构；最后总结科氏历史时间理论与概念史研究的关系。从历史时间理论的视角来关照科泽勒克的概念史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概念史的理论前提，同时也能启发我们对语言与历史之关系的深刻反思。

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

二、科泽勒克的历史时间理论

“时间”之所以成为科泽勒克史学思想中的关键词，与他对历史学本身特性的理解有关。我们知道，不少西方语言中的“历史”一词源自古希腊语“Historia”。根据科泽勒克的考察，“Historia”的最初含义对应德语中的“经验”（Erfahrung）。所谓“获得经验”（Erfahrung machen），指的是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在特定时空变化中经历某些事物，这同时也是一个发现之旅。科泽勒克指出，只有通过对旅行的报道以及对报道的反思，历史学才能真正称为科学。而这也是为什么历史学被定义为“纯粹的经验科学”（Erfahrungswissenschaft schlechthin）。自然的时间之流固然是历史与历史学的必然前提，但正如科泽勒克所说，人们总会对时间进行“反思”，经过思维加工处理而形成时间经验，这些经验会进入到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中。根据人们所处历史情境的不同，时间经验也会有所差异。如通常所谓线性时间观与循环时间观的区别，其实也体现了历史处境的差异。因此在历法和钟表的时间之外，历史中还存在着其它的时间与时间经验。

科泽勒克的历史时间理论有着明确的核心主题——时间经验（geschichtliche Zeit-erfahrungen）。科泽勒克所说的“经验”，主要是继承和发展德国的两股思想传统的产物。一方面，他接受了康德对于经验的下述观点：人们的经验既是被动接受的，同时也是积极主动的，“每个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康德说道，但是经验又要依赖于判断和概念才能够真正成其为经验。”也就是说，人们在历史中所获得的经验虽然是感性的，但是它们能够成为我们认识历史、获得历史知识的基础，因而经验也能够进入到知性的层面。另一方面，科泽勒克的“经验”还受到了胡塞尔以来德国现象学的影响。现象学中的经验是具有构成性的，根据胡塞尔对内时间意识的考察，时间经验并非不可分割的单子或组成事件的最小单位。每个时间经验都有着自己特定的前摄-滞留背景，每一个“现在”或“当下”，总是在过去与未来的意识流中脱颖而出的。即便是在原初经验中，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总是有着变动的张力。如此看来，在科泽勒克那里，不仅历史是一种想象，即便是充当其构成元素的历史经验本身也已经是一种构成物，是在时间中持续生成和变动着的。

为了探究历史经验的时间性，科泽勒克采用“经验空间”（Erfahrungsraum）与“期待视域”（Erwartungshorizont）这两个范畴，分别指称现在的过去与在过去被想象出的未来。过去和未来从不完全吻合一致，它们具有各自的存在方式，因而其隐喻也不同。他之所以将“经验”与“空间”并举，是为了说明经验的复杂性，经验聚合成一个整体，犹如洗衣机滚筒里绞缠在一起的衣物，其中包含着许多的时间层次。经验是无法用编年时间测量的，我们难以知晓这些时间层次的先后顺序，其中包含了个体的记忆和有关他人生活的知识。将“期待”隐喻为“视域”，一方面强调了期待受人们已有经验的限制；另一方面也突显了未来的可能性特征，“视域意味着一条线，在它后面一种新的经验空间将在未来展开，但是这个新的经验空间是目前尚不能看清的。”期待只是部分地来自于经验，对未来的预测总是有限度的，它是不可预见的。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之间存在着变动的张力，即便在同一个社会中，不同群体也持有各自对过去的认识和对未来的期许，因此它们的相互作用限定着过去与未来。

由此可见，科泽勒克的“历史时间”指向人类对时间的经验性反思，重点体现在如何构想和表述过去、现在、未来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这关乎人类在历史进程中对自身的定位，因而历史时间不同于自然时间。它不仅涉及历史学家或哲学家所构想的历史时间，而且涵盖了各社会群体对历史时间的构想。具体而言，探索“历史时间”意味着回答如下问题：在一个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特定的人群如何领会有关过去的经验，又如何表达对未来的希望、期待或预测？亦即“过去与未来的时间维度是如何在一个既定的现在相互关联的？”阿尔托格（Francois Hartog）将科泽勒克的历史时间问题引入法国史学研究，他对上述问题有着类似的表述：根据各自持有的信念与设定的目标，人们开展对时间的反思、表述与利用，并且为过去、现在与未来分配不同的比例与方向。因此历史时间也是一个变量，不同时代的人们对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关联的构想和认识是变动着的，科泽勒克热衷于追踪这些变化。在他看来，时间的概念乃是其他所有概念的根基，通过考察时间概念的转变，我们可以知晓其他概念在近代的变化；反之，近代所有概念的重大转变，最终可以归结为时间概念的变化。

基于该理论前提，我们可以根据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的相互关系来理解不同时代的历史时间。譬如，在近代以进步为自我特征的“历史”概念中，经验越少，期待就越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这些新概念在被创制之初几乎不具有任何经验内涵，它们更多地指向未来。经验和期待之间的差异在近代越来越大，更确切地说，近代首先就可以被理解成是一个新的时代，期待愈发地远离此前所形成的一切经验。当然，经验与期待的不对称性本身就是近代的产物，在其他的时代，两者的关系可能呈现出另一种形态。

科泽勒克认为，由于经验和期待体现了不同时代的不同群体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看法，这对范畴可以促成我们对于历史时间的理解，让我们认识到时间是多层次的且复杂的。不仅如此，这对形式范畴还能够指导历史学家在实证研究中发现历史时间的踪迹，因为在实际生活中，这对范畴被赋予了更具体的内容，它们在相互作用中指引着社会政治运动中的历史行为主体。通过辨识这些行为主体所具有的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历史学家能够更好地理解其研究对象的历史情境，也能够更加合理地解释历史的转变。

上述理论前提在科泽勒克的概念史中得到明确贯彻：他在分析概念时，通常根据概念的语义揭示并比较其中所隐含的时间经验与时间概念，进而阐明历史意识与历史时间的变化。在他看来，以往的历史主义缺乏对历史性和时间性的深刻认识，用非时间的理念来统摄历史进程和历史叙事，“忽视具体的政治社会语境，同时却想追踪概念的内在价值。”有别于德国史学传统中的观念史和精神史研究，他的概念史研究强调每个概念都具有内在的时间结构，概念的含义会随着社会群体的时间经验的改变而随之变化。

《历史的基本概念》（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三、语言与历史的时间性差异

科泽勒克的概念史与历史时间理论的汇聚点，首先体现于他对“如何理解历史变化进程中语言所起的作用”这个问题的深刻反思。在科泽勒克的概念史研究中，语言与历史的关系是一个核心问题。当历史学家在开展对过去的研究时，他必然要通过各种史料来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说历史现实。而在史料中，他将面对的是当时以及现在的语言陈述。换言之，语言成了我们理解历史和历史现实的必经之路。

德国诠释学传统历来注重语言的问题，例如在威廉·冯·洪堡看来，人们能够在语言中清楚生动地感觉到“即便是遥远的过去尚且与现在的感觉联系在一起，因为语言通过前人的感受延续至今，并且语言中保存着他们的气息”，“每种语言都包含了独特的世界观”。到了伽达默尔那里，诠释学作为一门关于理解的理论具有历史本体论的地位，它所探究的是人的一般经验和实践的问题，涉及人文科学各领域的理解问题，语言性（Sprachlichkeit）则是诠释学内在固有的展开方式，“能够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根据这种设定，语言和随之而来的解释涵盖了历史和历史学的一切维度，历史认识的问题因此也就成了理解和解释语言的问题，后者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

深受伽达默尔影响的科泽勒克部分地接受了上述观点，他承认，在一定程度上，所有史料中的语言可以看作是特定时空下“对历史的一种独特隐喻，它与历史认识相关。”在他的概念史研究中，有关语言与历史之关系的理解，便体现在他如何定义概念以及研究概念上。在1972年出版的《历史的基本概念》第一卷《导言》中，科泽勒克写道，所谓的“基本概念”，指的是“历史运动的主导概念（Leitbegriffe），它们在相续的各时期构成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根据它们的含义范围并通过它们的应用，可以展现出历史的“结构和重大的事件关联”，因为它们不仅指称事实情况，同时也呈现过去某个时代特定空间的自我理解。概而言之，科泽勒克的“基本概念” 是“历史运动（Bewegung）的指示器和因素”，是浓缩和凝结了大量社会与政治的语境、经验和含义的词汇。

科泽勒克对概念含义的考察，更注重其社会和政治的功能，而非单纯的语言功能，因为概念史的最终目标乃是通过概念的历史来解释社会结构的历史和转变过程。根据他的设想，欧洲德语区的关键概念在他所称的“鞍型期”（Sattelzeit，约1750-1850年）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同时人们也开始感受到了时间的加速。《历史的基本概念》通过研究关键概念来追踪欧洲德语区近代（Neuzeit）的开端、人们对它的感知及其影响。科泽勒克用“鞍型山体”来隐喻近代欧洲社会的重大转变，该历史变化也反映在概念中，它们获得了全新的内涵，实质性地区别于原有的含义。而概念的差异也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推动了社会的变化。这正体现了科泽勒克的概念史具有如下预设：历史表现于特定的概念之中，而事件只能通过概念化的过程才能获得历史的地位。因此，概念史的研究主题是概念与历史的汇聚，即通过基本概念来解释历史，同时历史性地理解这些基本概念。

这种汇聚并不意味着概念与历史可以径直相互推导，恰恰相反，科泽勒克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语言与历史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语言表达无法穷尽事件和经验，”“语言与历史相互依赖，但从不吻合一致。”遵照历史经验的时间性，科泽勒克在三个层面区分了语言与历史的差异，即事件发生前、事件的进展中以及事后的解释。

科泽勒克认为，事件的发生同时取决于前语言的行为结构和语言层面的交流，两者是相互交织重叠的，但不是相互一致的。历史事件中包含着许多语言之外的因素与经验，如自然的和物质的事实、制度和行为方式等，虽然它们往往经由语言交流来发挥其影响和效用，但是它们无法得到语言的充分表述。冲突是人类历史的重要元素，历代学者用各自的表述归纳它，如黑格尔的“主奴关系”、施密特的“朋友与敌人”。这些抽象的概念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冲突，却无法表现冲突的具体情形。20世纪的诸多文明浩劫，对于历史学的合法性和历史表现的有效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大屠杀或“最终解决方案”（die Endlösung），严重摧毁了原有的历史思考的信念，呈现为现代社会在理解自身历史时的根本性断裂。大屠杀涉及的是人类的一种极端感知——死亡的经验，已经逝去的生命无法向我们诉说死亡，语言在此沉寂。

在事件进程的层面，科泽勒克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例子来说明言辞与正在发生的历史之间的差异。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叙述了大流士等人讨论三种政体并选立波斯国王的故事，这段政体之争成为了一种典范，日后反复地被讨论，重新出现在亚里士多德与修昔底德的作品、英国革命以及法国大革命之中，例如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中编造了诸多战前动员与谈判时的演说辞。虽然人们并不知道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但他们试图通过演说的方式影响事件的发展进程。无论是波斯贵族的政体之争抑或希腊人的演说辞，它们都是以事先的过往经验为基础的，包含了人们对于过往的相关事件的感知与认识。两位史家向我们展现的是，言辞和辩论不仅能够改变历史情境，它们还能够误解情境。这些被说出的语言包含的是经过选择的过去经验，而且它们必定无法完全应验或实现，发生的事件总是与事先的预测有出入。

语言与历史的差异还体现事后的解释层面：每当史家研究某个对象时，他总是面临着选择哪种语言解释模式的问题，针对不同的历史事件与情境，这些语言解释的可重复性也是有区别的。《三国演义》开篇即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它成为了一句格言，符合人们对于中国历史进程的一般认识，似乎数千年的华夏历史都已经被它道尽了。这句话原本或许只是针对三国历史本身而发，但却获得了超出该特定历史时期本身的更加普遍的解释效力，甚至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中国历史也能够被纳入到它所揭示的规律之中。这印证了科泽勒克的观点，即相较于特定的历史事件，用以表现历史的语言有着更缓慢的变化节奏和更长的持续性，语言或话语具有某种可重复性；事件固然包含重复的因素，但人们更多地将具有新奇性和独特性的事件视作历史事件。语言的可重复性与历史事件的独特性构成了两种时间结构，在日常生活经验中，这两种结构或许是相互作用的。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能辨识出两者之间的差异。或许我们可以说，一旦我们作出某个语言陈述（并且它被记录在案），这个陈述随即成了独立于我们的存在，它似乎也成了一个事件，一个具有可重复性且变化节奏缓慢的事件。

上述区分标志着科泽勒克与伽达默尔的一个重大分歧：前者将语言和语言性规定为人类一切理解活动的途径和前提，所有的历史和历史认识被当作一种语言的演历，语言限定了人的一切思想和行为；后者重新引入了语言与历史的区分，强调语言无法囊括全部的历史，语言对于历史事件的反馈是不充分的，并且语言本身也受到语言之外的历史经验的限制。虽然历史必须以语言为中介才能被表现，但是历史还包含了语言之外的因素，或者说语言对历史的表现不是“镜像”那般的，语言表现总是对历史现实的概括与抽象，从信息传输的角度看，它必然造成信息的损失与扭曲。语言的时间与语言之外的时间并非同步的，它们具有不同的变化节奏，所以语言与历史之间的指称关系也是变动着的。

强调语言与历史的差异，并不意味着科泽勒克扔抱守着天真幼稚的历史实在论。他自觉地认识到，所谓历史现实总是一种事后（ex post）的建构。他曾明确指出，判定历史真实性的标准，不是虚构与事实，而是语言表现与历史之间的张力。“历史通过语言被理性化，因此历史本身远非理性的。”换而言之，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已然是一种想象的产物了。科泽勒克试图解释语言表现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历史时间则是他处理该问题的主要切入点。

《过去的未来》（Vergangene Zukunft）

四、概念的多元时间：

“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

语言与语言之外的时间的非同步性，要求我们把历史视作一个动态的历时性进程来研究，概念史便非常强调历时性的考察。但科泽勒克认为这样还不够，因为即便是在概念中，语言与历史现实也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如他所言，概念包含了“历史现实的多样性”和“历史经验的多样性”。这些历史经验具有各自不同的编年时间上的持续性和来源，但却能同时包含在一个概念之中，科泽勒克称之为“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Ungleichzeitigkeit des Gleichzeitigen）。

在科泽勒克看来，“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是一种近代显著的时间经验形式，它涉及到历时性与共时性经验的交织。在历时维度上，试想“交通工具”这个概念。一般我们用它指称一切人造的代步出行和运输的装置，如汽车、轮船、火车、飞机等等，它们进入人类生活的时间是不同的。雪橇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而飞机和高铁则是百余年乃至数十年前才由人们发明的，但它们可以同时被“交通工具”这个概念所统摄，各种异质的时间层次在其中汇聚。又如巴塞罗那的神圣家族大教堂，历经一百多年尚未修建完成，历代建筑师和工匠们的心血都凝结在一个建筑中。在共时维度上，便是同个事物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含义。火车最初进入中国时，被视作妖魔鬼怪；1853年的日本人，看到美国人的铁甲舰震惊万分，称之为“黑船”。在此，我们看到了具有不同时间节奏的文化体在交流过程中的冲突，尤其是近代以来物质文明和政治社会的重大变革，在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上加剧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基于上述复杂的时间经验，科泽勒克指出了鞍型期基本概念之含义的竞争性和时间性，并给出了四项互有关联的准则（Kriterien）。（1）民主化（Demokratisierung）：概念不再是某些特权阶层的专利，逐渐成为社会各阶层通用的语言，扩大了社会政治运动的规模，这与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以及旧制度和等级社会的解体有关。（2）时间化（Verzeitlichung）：传统概念逐渐具有更丰富的时间维度，包含前所未有的期待成分，指向某种筹划的未来。（3）可意识形态化（Ideologisierbarkeit）：很多原本含义具体明确的概念变得抽象化，表现了意识形态对普遍性的追求，这是近代社会的重要历史经验。（4）政治化（Politisierung）：概念成为意见相左的社会群体和阶层所争夺的“战场”。

概念的这些特征使我们得以窥探到历史时间与编年时间的差异，即便是在某个特定情境中，概念也具有其独特的历史时间结构，其中包含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相互关系，因此难以单凭编年时间揭示其丰富的内涵。概念的“历史深度”（die geschichtliche Tiefe），科泽勒克写道，“与它的编年顺序并不一致”。

确定准确的年代和日期仅仅是研究的前提，它无法告诉我们历史时间与时间经验究竟是什么。正如康德针对古代各文明按天象运动规定人类时间的做法戏谑式地评论道：“好像编年不必遵从历史，相反历史却必须遵从编年似的。”根据科泽勒克的设想，概念史必须突破编年的限定，“我们不得不找到足以描述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的时间范畴。”所以，他主张概念史研究应当结合共时分析与历时分析，两者不可偏废。在制定《历史的基本概念》研究方针时，他也强调该辞典对于“研究基本概念之历史性的普遍兴趣，在所运用的方法上区别于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思路。”一般而言，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中，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分别对应共时分析与历时分析，两者间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而结构-共时分析是其关注的重点。由此衍生出的问题是，结构主义难以结合共时分析与历时分析，也无法调和事件与结构，尤其在列维-斯特劳斯那里，事件与结构的区分被奉为科学与否的依据：“科学作为一个整体是以偶然事件和必然事件之间的区别为基础的，同时这也是事件与结构之间的区别。”就概念的历史而言，个体对于概念的用法或许是创新的和独特的，但是个体的语言实践对于概念的普遍用法和一般结构究竟能产生多大影响，结构主义对此表示怀疑。

相较于结构主义的共时性结构，科泽勒克对于“结构”有着大相径庭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结构”是理解其概念史与历史时间理论的关键之一。受到社会史家康策（Werner Conze）的影响，科泽勒克的“结构”更多具有历时性的含义，或者说它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交织。时间结构总是与时间经验直接相关的，其突出特征便是“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因此他强调必须结合历时与共时分析，才能够发现历史中长期的结构性转变。他试图通过自己的概念史实践来解决历时与共时的疑难。

所谓共时分析，科泽勒克又称之为“历史批判的”（historisch-kritisch）方法。具体而言，便是要在特定时空语境下思考概念、言说者所处的情境、他的身份地位、针对何种情况和受众、使用该概念的意图等。概念史不仅追踪单个概念，还要考虑是否存在“一义多词”的情况，以及某个概念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关联，这就意味着要在语义场中定位概念。而且，由于含义相近的概念具有不同的社会应用范围，共时分析还有助于揭示社会关系状况，概念史因而与社会史关系密切。如历史更悠久的“农民”（Bauer）原本是特权阶层才使用的蔑称，而18世纪起逐渐得到使用的“农业经营者”（Landwirt）和“农艺师”（Ökonom）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应用范围，它们寄托了下层人民对于新社会地位的渴望。总之，共时分析旨在历史性地理解源自特定社会政治情境的概念内涵，阐明概念与事实的关系，定义概念所产生的结果，最终帮助今天的人们能够理解过去的词义。

科泽勒克的共时分析，类似于剑桥学派斯金纳和波考克等学者所实践的语境论方法，但他的概念史不止于此。卡里·帕洛嫩（Kari Palonen）认为，科泽勒克的概念史更加注重考察纵向的时间结构，往往借助于概念来剖析社会集体的历史经验和未来期待；而斯金纳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单个的历史行为主体，如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等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哲学家，考察他们为何在修辞层面重新定义某些概念，如自由和共和。

共时分析只是概念史研究的第一步，只完成了对概念的“倒译”（Rückübersetzung），使其能在当下被理解，更重要的是“用历时方法补充对过去的共时分析”。在这方面，要将概念移出其原本所处的语境，按照时间顺序考察其各种不同的含义，并确定这些含义之间的关系。科泽勒克指出，只有经过了这样的研究步骤，“传统的历史与文学方法才能上升到概念史的层次。”唯其如此，我们方可洞悉概念含义在社会中的持续性及其所对应的社会结构；必须通过历时性地划分概念的含义层次，才能发现长期的结构性转变。例如，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自由平等的公民组成城邦（Politike Koinonia），这便是希腊时代的国家形态，在该语境下，城邦与国家便是统一的。而在鞍型期，与希腊语“Politike Koinonia”和拉丁语“societas civilis”对应的德语“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明确地表现了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乃至对立。若要阐明该概念的新旧含义在何时发生断裂，必须依靠历时分析，进而为社会政治的转型与突变提供概念史方面的例证。

科泽勒克的《改革与革命之间的普鲁士》体现了历时与共时分析的结合。该著作的第一章以《普鲁士邦法》为主题，通过分析法律条文中对各种概念的规定，科泽勒克试图揭示出《邦法》及其历史情境的多种时间层次。例如“居民”（Einwohner）、“臣民”（Untertan）、“市民”（Bürger）和“国民”（Staatsbürger）等概念同时出现在《邦法》中，时而混用，它们具有各自的起源和持续性，“对这些概念的模棱两可的表述，指明了社会和政治领域激烈的争论，最终也指明了这些领域在19世纪的差异化。”因此，《邦法》一方面体现了普鲁士官僚对于未来的筹划和美好愿望——试图创建一个宪政国家和平等的市民社会；另一方面它也保留了很多传统的因素，比如对于贵族阶层特权的保留和维护，体现了普鲁士官僚根深蒂固的阶层特权思维。

在科泽勒克的笔下，普鲁士的改革派和行政官员们对于社会发展的筹划要么太超前，要么太落后，总是难以与后来的现实状况相吻合。他们制定的政策虽体现了他们优秀的人格品质，但囿于自身经验空间的限制，难以完全实现。时间的加速感迫使人们对未来的预测变得愈发困难，过去与未来，或者说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之间的张力和裂缝日益加剧，“历史是生活的导师”的经验空间逐渐离人们远去了。通过充分阐发《邦法》、行政管理体制与社会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科泽勒克指出，普鲁士改革注定是无法完全成功的，因为改革者们具有特定的历史性，这场改革难以调解不同群体间因时间经验的差异而引发的剧烈冲突。作为一则社会史研究，《普鲁士》以概念的意义为切入点，分析了概念与社会现实、时间经验的关系，在时间维度上探究法律效力的持续性与社会转型，从整体上贯彻了历史时间理论。

五、结语

18世纪的许多社会政治概念一方面仍保留着源自古典时代的语义，另一方面又获得了与当时语境直接相关的新含义，往往还带有预测未来或乌托邦的特性。就此而言，这些概念不仅具有横跨千百年的语义连续性，同时又表现了近代以来社会政治的加速变化，乃至历史经验的突变。即便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概念也凝结了异质的时间层次，彰显着非共时性或不同时代性。科泽勒克坚信，通过历时和共时分析的交替运用，概念史能够依次“钻取”（drill down）出这些不同的时间“地层”，表现过去经验的持续性和过去思想的影响力。历时性的回溯，有助于揭示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往往被语言的自发性所掩盖了的时间层次。概念史能清楚地辨析出源自不同时代的多元意义层次，摆脱历时性与共时性之间严格的非此即彼，获取历史的新洞见，从而指向每个概念所包含的“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

科泽勒克将历史学称作“纯粹的经验科学”，他认为历史性的时间经验能够在历史与历史学研究之间确立连续性。根据他的设想，用以解释历史的语言必须得到明确的澄清，必须符合历史解释者自己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历史书写的历史即史家所用语言的演变史，因为史家们总是需要找到契合自身所处历史情境的语言。进言之，优秀史家的特质之一，便是充分自觉地意识到用语言把握研究对象之经验是极为困难的，尽管如此，他仍会竭力运用更恰当的语言来表现历史。这种由时间之流所导致的语言与历史之间持续变动的张力，一方面阻碍了历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却也提供了历史学的合法性，使其成为一门充满严峻挑战的科学，并且这门科学关乎人类的存在与时间经验。

综上所述，在科泽勒克的概念史与历史时间理论之间，有着超乎乍看之下的紧密关联。时间，更确切地说，多元的历史时间不仅是他思考该问题的理论前提，同时也是他的反思成果。作为一名概念史家，他未囿于语言的束缚，反而致力于探索语言之外的历史时间与历史经验。通过指出（自然的、物理的）编年时间与历史时间的差异，以及语言与语言之外时间的差异，科泽勒克为概念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历时与共时分析的结合就是由此引出的一大创举。而概念史的实证研究又反馈于历史时间理论，为他的反思提供了丰厚的实证依据。

在科泽勒克的史学研究中，概念史与历史时间理论是互惠的，他正是在此基础上向我们指明了历史与语言的复杂关系，揭示了人类历史经验的多层次性。通过历史时间理论，他提出了有关时间、语言与历史现实等史学“元问题”的独特解答，并将这些要素熔于一炉。当然，科泽勒克的历史时间理论，主要针对的是近代历史经验突变的思考。在鞍型期之外，他的历史时间理论是否仍具有解释的效用呢？这个问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考察验证。

在当前的历史理论界，叙事主义的不少观点愈发成为学者们的共识，因此它们即将或已经成为学术史的一部分。叙事主义强调语言与表现形式，在语言与历史现实之间，似乎总隔着一层难以揭示的面纱（在激进的叙事主义者那里，面纱甚至成了一堵难以逾越的高墙）。一些学者开始探索理论突破的新趋向，而时间问题正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近年来，《历史与理论》杂志推出的不少专题直指时间问题，如《在场》、《关于时间的新形而上学》、《多重时间性》、《怀旧》（nostalgia）等。正如赫尔曼·保罗（Herman Paul）提出，当前史学理论诸多热点议题可以归结为一项研究议程：“与过去的关联”（relations to the past）。在充斥着语言性的历史世界中，我们还能直接与过去接触吗？被视作叙事主义史学理论旗手的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亦在其生前最后一部文集《实践的过去》中多处援引科泽勒克。

在一定程度上，历史时间以及历史与语言的关系皆为历史学的“元问题”。科泽勒克提供了一种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案，至少是一条思路。由是观之，他的历史时间理论有着巨大的挖掘价值。当然，科泽勒克的历史时间理论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相关论述散布在他的各种论文之中，缺乏系统性阐发的专著。这是一项艰巨而险阻重重的思想事业，他曾坦言自己提出的问题和思路比解答更多。当然，碎片化的理论并非必然是一种缺陷，相较于完备的理论，它更具有灵活性、潜在可能性和广阔的解读空间。

|本文刊于《新史学》（第二十九辑），作者陈慧本，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