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赵瑞民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教授
陈寅恪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1]考古发现是新材料的重要来源，最近几年粟特文化研究虽未形成新的学术潮流，但足以表明新材料对于学术研究的推动作用。
近年的粟特文化研究形成一个热点，还应从1999年虞弘墓的发现说起。山西太原发现虞弘墓甫经报道，立即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随后，陕西西安在数年内接连发现安伽墓、史君墓、康业墓，随着这批墓葬材料的陆续报道、发表，关于粟特文化的研究也日渐深入。就个人所知，这方面的新专著有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2]、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3]，论文集有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4]、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5]、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儿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6]、荣新江、华澜、张志清主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学术研讨会文集》[7]等。
考古发现首先带动了相关文物的研究。由于这些墓葬都经过科学发掘，墓葬形制清楚，资料完整可信，有准确的年代可考，葬具图像内容各有特色，且能互相补充，互相印证，因而合乎逻辑地成为衡量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的标尺。此点已有学者指出，如郑岩的论文名称所示：《青州北齐画像石与入华粟特人美术——虞弘墓等考古新发现的启示》[8]。而最为显著的一例是日本Miho博物馆所藏的石榻屏风和门阙，据传出于山西，曾经流散至美国，后又辗转到了日本，其真伪一直存在疑问，国外学者虽有研究，而国内学术界却鲜有提及。虞弘墓等科学发掘的考古资料报道以后，Miho博物馆这批资料得到有力佐证，遂成为粟特文化研究的重要依据，受到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在论文中屡有引证，较早的如姜伯勤的《图像证史：入华粟特人祆教艺术与中华礼制艺术的互动》[9]一文，就从图像学的角度研究了这批资料的粟特文化内涵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而且有了专文研究，如荣新江的《Miho美术馆粟特石屏风的图像及其组合》[10]。另外，施安昌《六世纪前后的中国祆教文物叙录》[11]一文，虽然是着眼于火祆教的文物，内容则均与粟特文化有关，对于以前发现的文物资料做了一个总体的梳理和回顾，给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信息基础。施安昌还在《善本碑帖论集》一书中辟有专章“北齐粟特贵族墓石刻考”[12]，则是对北齐粟特石刻资料的专门考证。
对于粟特文物的研究，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图像学上，这是由文物本身的特点决定的。现今发现的粟特文物大都是由画像石构成的石椁或石棺床一类葬具，诚如姜伯勤所说的，“中国祆教画像石是中国汉代画像石传统与波斯系入华粟特人纪念性艺术结合的产物”，他将此类葬具称为“中国祆教画像石的'语境’”[13]。因而，当前研究粟特文物与粟特文化，总是围绕着图像学研究展开。图像学研究对于粟特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张庆捷曾有很概括的论述：“粟特人在葬具中保留的本民族文化，主要是那些雕刻在石葬具表面的系列图像，这些图像具有典型的民族风情，展示了粟特人的生活习俗、神话信仰以及服饰用具等，具有极大的文物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它首次把粟特人方方面面的信息，集中凝聚在一幅长卷的画面中，也首次把丝绸之路沿途各民族的体貌特征和生活方式，大规模地形象地展示出来，使得几年前还很遥远的历史，一下子近了很多，使得那些飘渺的模糊不清的混沌景象，逐渐地清晰起来，古代丝绸之路东段粟特人的聚落及其生活细节，也生动地跃在学者眼前。许许多多昔日不能解决的问题，苦苦思索而未有结果的困惑，因为有了这些葬具图像的丰富资料，终于有了令人信服的答案。”[14]对于文献和形象资料都很缺乏的粟特历史来说，这些图像资料就成为最具研究价值的对象，图像学研究也就成为粟特文化研究的基础。因为所有的研究论文均有图像学内容，专门的图像学论文也很多，故此处不再胪列。
另一个讨论重点是祆教。
再一个重点是商业活动。粟特人以善贾而著称，“九姓胡是'善商贾’的民族，兴生贩货，无远不至。从魏晋至隋唐，……对'商胡贩客’的活动，史不绝书”[15]。因而研究粟特文化对这一重要问题自然不会无所作为。通过考古资料研究这一支丝绸之路上极为活跃的商业队伍，同样是创获破多。诸如张庆捷《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图、与胡商文书》[16]，揭示了粟特胡商的贩运方式、货物品类、生活细节等许多不见于史籍的内容；荣新江《萨保与萨薄：佛教石窟壁画中的粟特商队首领》[17]、《北周史君墓石椁所见之粟特商队》[18]，则是从图像上研究粟特商人的组织形式和种种内容。另如[美]丁爱博《帕尔米拉的商队及商队首领》[19]、[日]荒川正晴《唐代粟特商人与汉族商人》[20]，代表了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还有对粟特人在中国的聚落所进行的研究，虽很重要，但是参与者少，不再赘述。
▲《解读虞弘墓——北朝定居中国的粟特人》，点击图片，即可购买
虞弘墓是引起这一波粟特文化研究热的考古发现，学术界一直期待详尽的考古报告尽早出版。2005年8月，《太原隋虞弘墓》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以下简称《虞弘墓》，引文仅随文括注该书页码），这是所有关注粟特文化研究的人感到欣慰的一件事。
《虞弘墓》的出版毕竟有点滞后，从1999年发现到该书出版有6年，从2001年简报发表到该书出版也有4年，使人有翘首以盼而不胜疲惫之感。在此，笔者有责任向学界同仁作一说明。因为笔者就在太原工作，忝列于文物考古队伍，与发掘该墓和整理、撰写报告诸君均有过从，对整个过程都十分稔熟。《虞弘墓》出版滞后，实有不可抗拒的因素，也有作者诸君和出版社编辑精益求精的原因。此项工作的主持人、该书的主要执笔者张庆捷在简报发表以后，两次到北京住院手术，病势稍可即埋头于书稿中，数年中抱病完成此项工作，此其一，属不可抗拒因素；书稿曾多次修改，体例也几经调整，书中的所有线图均三次重绘，照片重拍、补拍的次数已说不清楚，此其二，是撰写的精益求精；书稿送到文物出版社又用了一年多时间，责任编辑李力反复修改，不计其数地与作者在电话中商讨，务求尽善尽美，此其三，是编者的精品意识。由于这些原因，书虽出得迟了一点，不过确实是出了一部精品书，与虞弘墓的文物价值可以相得益彰。
书的精致首先表现在形式上。封面设计即以虞弘墓的浮雕图像为题材，古雅大方，充满异域风情；全书铜版纸精印，使考古报告的印制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协调一致；而全书的线图与彩色照片与文字混排，三者互相照应，为阅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尤其是反映虞弘墓这样以图像为重要资料的文化遗存实为相宜，但给版式设计带来的困难一定很大，克服此类困难自是出版精品书的题中应有之义。书后仍有传统的图版，也是彩色精印，其特点是比内文中的彩图放大了不少，精确地反映出墓葬图像的每一个细节，由于用光得当，调色恰切，感觉比观察实物更易了解图像的内容。
精品书更需要内容的精彩。《虞弘墓》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多学科合作的产物，参与合作的学科有体质人类学（附录一“虞弘墓人骨鉴定”、附录二“虞弘墓石椁雕刻人物的种族特征”）、分子人类学（附录五“虞弘墓出土人类遗骸的线粒体DNA序列多态性分析”）、植物学（附录三“虞弘墓石椁树木图像鉴定”）、金相学（附录四“隋代虞弘墓出土铁扒钉的鉴定报告”）；另外还有文献学（附录六“隋虞弘墓志考释”），这当然是考古工作者自家的事。多学科合作进行考古研究，是现代考古学的一大进步，代表着考古学前进的方向。该书对图像进行的人类学研究和植物学研究，别开生面，对研究虞弘的族属和图像的文化内涵均有助益。
《虞弘墓》的内容继承了宿白所撰《白沙宋墓》的优良传统，描述平实而具体，注释丰赡而有益。特别是第八章“石椁装饰图像”，这一章自是虞弘墓出土文物的重心所在，也是作者用力最勤的部分，一章即有53条注释，列举了国内外的许多可资比较的资料、可以参证的文献记载以及学界研究的成果，不但为解读图像提供了根据，也给阅读报告的人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条件。姑以椁座前壁浮雕下栏第3幅为例，此画面是学界高度关注的祆教圣火坛的雕绘，其文云：
画面中部是一个束腰形火坛，坛座中心柱较细，底座和火盆较粗，祭坛上部呈三层仰莲形，坛中正燃烧着熊熊火焰。在其左右两傍，各有一人首鹰身的人相对而立。他们均戴冠，黑色长发呈波形披在头后，深目高鼻，浓眉大眼，须髯浓密。头后有两条红白二色的飘带，向后翻飞。均上半为人身，着红色圆领半袖衫，袖口处有花边，肩披宽大的带端为葡萄叶形的长帔，经过肩臂，飘卷于身后。腰系一带，带在腹前打结后垂地，带端也为葡萄叶形状。下半为鹰身，有鹰翅、鹰尾、鹰腿爪。两人均是上身倾向火坛，两手皆戴手套，一手捂嘴，一手伸出，各抬着火坛一侧。（130—131页）
此节文字有一个注释，作者在注释中才指出这是祆教的火坛，并列举比较的材料：
类似火坛形式在世界各地拜火教图像和波斯银币图案中常见，如夏鼐研究波斯银币时，对银币上的火坛图案有所描述，他说“银币上的祭坛底座有二级，中心柱较细，有打三角结的条带在柱的两侧，带的末端向下飘扬。坛的上部三层，逐层外伸扩大，最上层有横置联珠一列或二列。再上为上升的火焰”。（夏鼐：《新疆吐鲁番最近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鼐文集》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1页）。这是典型的祆教礼仪的标志。中国古代也有人首鸟身之神，如《山海经·中山经》记载：“自辉诸之山至于蔓渠之山，凡九山，一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皆人面而鸟身。……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二千八百九十里，其神状皆鸟身而人面。”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帛画和河南邓县东汉彩色画像砖中，也有人首鸟身图像。佛教石窟壁画中也有人首鸟身图像，称伽陵频迦。但这种图像傍皆无圣火坛与祭司，内涵也不尽相同。（155页。原文在《山海经》前有“[晋]郭璞”数字，报告执笔人张庆捷提示实为误置，故在引文中删去。）
这样的注释与正文相得益彰，互为表里。正文客观翔实，注释则旁征博引，使我们看到了上世纪50年代开创的考古报告的好传统在今天得到发扬光大。
这种传统还表现在积极创新而又客观审慎的态度上。对于资料的支持比较充分，实物资料与文献资料的印证足以说明问题的时候，报告整理者具有足够的学术勇气提出新观点。如对于图像上胡腾舞的确认，张庆捷有专文《北朝隋唐的胡腾舞》进行研究，故在报告中肯定地指出，石椁图像中有三幅胡腾舞图，“人物的体貌特征、服饰、脚下的花毡、旁边的酒壶，与唐诗描写的正好吻合”（165页）。以前这种中古时期的异族舞蹈仅在唐诗里有语言的描述，我们需要通过想象，才能对这一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现象有所认识。想象因人而异，胡腾舞无论如何还是有名无实。经过作者的研究，胡腾舞之实再现于世，想象与真实合而为一。我们终于和唐代人有了一样的眼福，可以欣赏到胡腾舞表演的场景。
这一研究还为南北朝隋唐考古的图像判读提供了标本，具有标型学意义，以后的发现即可以据此来认定。作者已经指出，除虞弘墓之外，安伽墓、史君墓都有胡腾舞图像，而且日本Miho博物馆所藏北齐石棺床、出土于安阳现流散收藏在德国科隆、法国吉美、美国波士顿和弗里尔美术馆的北齐石棺床，都是学术界公认的粟特人石葬具，也都有胡腾舞的图像。这样就使得唐诗中所说的胡腾舞为“石国胡儿”的舞蹈不仅限于石国，安国、史国以至于整个粟特地区都流行胡腾舞，甚至中亚其他国家也有这种舞蹈。所以此种图像判读的标型学意义，还具有文化判别上的作用。胡腾舞作为粟特文化乃至中亚文化的特征，应是这一研究所做出的重要学术贡献。
客观审慎是其又一特点。虞弘墓的简报面世以后[22]，各种学术观点争相发表，主要集中在图像解读和鱼国地望两个问题上。图像解读的问题比较复杂，在这方面《虞弘墓》一般是诠释图像直观反映的内容，没有过多地对深层次的文化内涵详加探究，诸如历史背景、宗教意蕴等极易见仁见智的讨论，当然还是留给研究论文去多所发挥为宜。至于鱼国地望的问题，按常理发掘报告对此最有发言权，然而在众家观点中，《虞弘墓》的观点应是最为谨慎的一家。
实际上在虞弘墓的简报发表以后，对鱼国地望的讨论已很热烈，这个问题也涉及虞弘的族属，因为鱼国的地望所在，肯定是在虞弘所属民族的活动地域之内。比如：林梅村认为虞弘的种族实际上是步落稽，也称稽胡，是十六国以来活跃于甘肃东部至山西北部的杂胡之一。此已有一地域范围。而他又考证虞弘之籍贯的“鱼国尉纥驎城”，很可能就是新疆东境伊吾县的下马崖古城[23]。罗丰则认为虞弘的族属是柔然，尉纥驎城可能是柔然所属纥突邻部的异译，或为与之有关联的相邻部落。柔然本在漠北，虞弘祖上所在的鱼部则是随柔然势力向西扩张而抵达了西域[24]。周伟洲认为虞弘的族属是大月氏，鱼国即是大月氏国，大月氏国曾在今阿富汗巴尔赫、巴基斯坦白沙瓦等地建都，鱼国的尉纥驎城大致在今阿富汗境内阿姆河北一带[25]。
《虞弘墓》在“结语”部分有“鱼国地望”一节，因墓志中有“派枝西域”的确切表述，故肯定鱼国是在西域范围内。对于虞弘的族属并未确指，而是因虞弘曾任“检校萨保府”，推断他是信仰祆教的中亚人。鱼国的具体地理位置，则是根据虞弘的宗教背景、墓葬图像中比较明确的文化内涵等，经过对比研究，得出一个大致的范围，即该书所云：“通过以上诸方面的考察，可以认定，鱼国和安国、史国的人文文化背景和地域生活环境相同，相距不会很远，安国、史国都在中亚两河流域地区，鱼国应该也位于中亚的两河流域。人种学方面的鉴定，也支持了这一结论。”（165页）尽管有了不少可资借鉴的观点，但言人人殊，立足于自己的判断，作一谨慎的结论，显然是明智的做法。
《虞弘墓》的出版，对于粟特文化的研究当能起到推动作用。但我们也应看到，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我们的弱项。该书的内容以及整个粟特文化研究共同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还没有很好地掌握国外的考古资料和考古研究成果，以至于比较研究有捉襟见肘之感。尤其是第一手资料缺乏，引用的文献多为二三手资料，经过别人的剪裁和诠释，难免受其误导。比如中亚考古最著名的片治肯特遗址，个人见闻所及，国内还没有人引用这个遗址的发掘报告。欠缺第一手资料，就不能完全独立地思考，因而很难做出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研究工作。这当然是受制于条件，属求全责备，然而一流的发现不能辅之以一流的研究，终觉美中不足。
再者，关于粟特人历史、宗教、文化的国外文献资料和国外的研究进展，情况也是如此，只比考古方面稍好一些。这方面有似于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情况，研究的水准完全与个人学术背景相关联，整体的资料建设盖付阙如。也因为如此，参与讨论的人不是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往往有不少人是在自说自话，形不成对话的机制。这样的学术氛围难以激活智慧，激发出创造力。所以，我们在基础工作上还需要下很大工夫，需要建设这方面的研究基地，加强与国外的交流，尤其是在资料方面加强交流，裨能充分发挥我们地下文物和传世史籍的优势，使我们的考古工作在世界历史研究上做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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