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墓葬建筑、木椁墓、门窗、丧葬观念、缩微
图1 曾侯乙内棺,采自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战国早期的礼乐文明》,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图2 郎家庄1号墓漆器图案,采自《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第82页
图3 曾侯乙外棺足挡,采自东京国立博物馆:《漆艺描绘的神秘世界:中国古代漆器展》,东京美术株式会社1998年版,第20页
图4 天星观1号墓漆绘门,采自《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第77页
图5 李家台4号墓木门,采自《江汉考古》1985年第3期,第24页
图6 长台关2号墓剖面图,采自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图7 溪峨山2号墓不可转动的木门和“田”字窗,采自《考古》1984年第6期,第516页
二、西汉木椁墓的缩微门窗和相关图像
图9 刘胥墓回廊门道与木门,笔者摄
图10 渔阳墓木椁结构,采自《文物》2010年第4期,第9页
图11 北冈6 号墓透视示意图,采自《考古》1979年第4期,第323页
图12 河南焦作东汉陶楼局部,采自河南博物院:《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大象出版社2002 年版,第22 页
图13 胡场5号墓隔板画像,采自《文物》1981年第11期,第14页
图14 凤凰河20号墓隔板画像,采自《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2期,第81页
图15 胡场1号墓的两栏画像,采自《文物》1980年第3期,第2页
三、木椁之外:图像与材质
图20 河南洛阳金谷园新莽墓的高大前室及砖作门窗,采自黄明兰、郭引强:《洛阳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页
四、小结
限于墓葬形制或规模,战国至西汉木椁的缩微门窗在观念上实现了墓内空间的通达,进而以图像的方式辅助营造了黄泉世界。这些门窗虽不乏精细的制作,甚至结合了叙事性的描绘,但仍属于“不可见”的虚拟对象。当把西汉木椁墓与同时期饰有图像的其他类型墓葬——画像石墓、壁画墓等勾连起来,建立整体史的视角时,我们可以发现,承续楚制并衍生画像系统的缩微门窗预示并铺垫了墓葬美术空间性与视觉性的两全。在从椁墓到室墓的转型中,门窗元素的历史意义因此浮现。
注 释:
[1] 俞伟超最先对早期中国墓葬的地下建筑作出形制概述,认为汉武帝前后出现了“周制”与“汉制”的区分,而且随葬用鼎传统同时瓦解,参见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与“晋制”的三阶段性》,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124页;《关于用鼎制度问题》,《文物》1979年第9期,第73页。赵化成认为东周的多重棺椁制度在西汉衰落,参见载赵化成:《周代棺椁多重制度研究》,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74页。巫鸿总结了战国时期祭祀场所从庙到墓的拓展,论述了由此产生的陵园景观的长期变迁,参见(美)巫鸿著,李清泉、郑岩译:《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154页。
[2] 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70-95页。
[3] 目前所见木椁基本都作平顶,即使以两面坡顶模仿地上建筑,椁箱主体也设有平顶,参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西郊四号墓发掘简报》,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资料丛刊·9》,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50页。该墓地推测为战国中期,或属东周天子家族,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一号战国墓发掘记》,《考古》1959年第12期,第635-654页。
[4]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5页、彩版1、图版8-10和12-18。
[5] 小型方孔见于其他战国楚墓,参见王从礼:《楚墓建筑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页。
[6] 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第73-104页。另一图像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战国铜壶的刻纹,参见游国庆主编:《吉金耀采:院藏历代铜器》,台北故宫博物院2015年版,第140-141页。
[7] 郭德维:《曾侯乙墓并非楚墓》,《江汉论坛》1980年第1期,第76-79页。
[8] 郑曙斌:《楚墓帛画、镇墓兽的魂魄观念》,《江汉考古》1996年第1期,第82页;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第65-68页;GuolongLai,ExcavatingtheAfterlife:theArchaeologyofEarlyChineseReligion,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2015,p.74;(美)巫鸿著,王磊译:《战国时代的美术和建筑》,(美)巫鸿著,郑岩编:《无形之神·巫鸿美术史文集卷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95页。
[9] 转引自贺西林:《战国墓葬绘画的风格与图像》,《四川文物》2002年第2期,第29-30页。
[10] (美)巫鸿著,张柏寒译:《无形的微型:中国艺术和建筑中对灵魂的界框》,巫鸿、朱青生、郑岩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三辑》,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17页。
[11] 王从礼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见《楚墓建筑研究》,第355-356页。由此推之,除窗画像外,女性陪葬棺表面的一些方格形纹饰也代表门。
[12]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第71-116页。
[13] 荆州博物馆:《江陵李家台楚墓清理简报》,《江汉考古》1985年第3期,第17-25页。
[1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72-81页。
[15] 高崇文:《楚墓棺椁辨识》,《江汉考古》2020年第5期,第68页。
[16] 有关梳理和讨论见王立华:《试论楚墓木椁中的门窗结构及反映的问题》,楚文化研究会:《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6-317页;王从礼:《楚墓建筑研究》,第351-370页。
[17] 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第15、68-69页。
[18]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6-8、10-53页。
[19] [魏]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图20河南洛阳金谷园新莽墓的高大前室及砖作门窗,采自黄明兰、郭引强:《洛阳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页42第26页。
[20] 出土材料中,湖北荆门的包山2号墓遣册称东椁箱为“飤室”,又称西椁箱为“相(箱)尾”,箱、室名义并用。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75-276页。
[21] 王从礼:《楚墓建筑研究》,第233-242、481-487页。
[22] 笔者列举三例。江苏徐州狮子山汉墓系大型崖洞墓,设置了诸多带枢木门,主人据推测为西汉前期某代楚王。广东广州南越文王赵眜墓为石室墓,使用了对开的石门和木门,且有铜门环、顶门器。江苏高邮的广陵厉王刘胥墓为大型黄肠题凑木椁墓,墓内空间宽敞,辟有对开、单扇木门及门道,门上标有带“门”“户”的文字多处。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第4-33页;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梁白泉:《高邮天山汉一号墓发掘侧记》,南京博物院:《梁白泉文集·博物馆卷》,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167页。相应地,配合真实可用的门而置的窗在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中有所体现。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市新建区博物馆:《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第45-62页。
[23] 缘于大一统的汉帝国建立,墓葬制度的跨地域交流通畅,这类墓葬分布很广,且主人身份通常较诸侯王墓等而下之。例如广西贵港罗泊湾汉墓即可见带门环和门栓的木门,通高约1.78米。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罗泊湾二号汉墓》,《考古》1982年第4期,第355-364页;王立华:《试论楚墓木椁中的门窗结构及反映的问题》,第313-315页。
[24] 高崇文认为,西汉前期两湖承楚制,参见高崇文:《西汉长沙王墓和南越王墓葬制初探》,《考古》1988年第4期,第342-347页。
[25]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简牍博物馆:《湖南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4期,第4-35页。时代邻近的长沙王墓——象鼻嘴1号墓有两重宽阔的回廊,使用了高逾2米的门扉,有的门结构健全,参见湖南省博物馆:《长沙象鼻嘴一号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第111-130页。
[26] 扬州市博物馆:《扬州西汉“妾莫书”木椁墓》,《文物》1980年第12期,第1-6页。相仿的还有烟袋山汉墓、黄珏汉墓、宝女墩新莽墓(推测为广陵靖王刘守墓),参见南京博物院:《江苏仪征烟袋山汉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第471-501页;吴炜:《邗江文史资料第三辑·邗江古代墓葬和出土文物》,1989年版,第20-22页;扬州博物馆、邗江县图书馆:《江苏邗江县杨寿乡宝女墩新莽墓》,《文物》1991年第10期,第39-61页。
[27] 对湖北西汉墓特征的总结见陈振裕:《湖北西汉墓初析》,《文博》1988年第2期,第25-33页;对其门窗的分析见王从礼、刘玮:《从谢家桥一号汉墓所想到的问题》,陈建明主编:《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9辑》,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278-279页。
[2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第455-513页。
[29] 已发现盱眙庙塘墓群、小云山1号墓和天长北冈6、7号墓等,参见南京博物院:《江苏盱眙东阳汉墓》,《考古》1979年第5期,第412-426页;盱眙县博物馆:《江苏东阳小云山一号汉墓》,《文物》2004年第5期,第38-49页;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天长县汉墓的发掘》,《考古》1979年第4期,第320-329页。
[30] 例见前揭东阳庙塘6号墓。
[31] 扬州木椁墓也有优先在前部设门窗的情况,但不含叙事画面。除前揭材料外,见东风砖瓦厂8、9号墓和平山养殖场6号墓等。有的门窗靠近棺的足挡。参见扬州博物馆:《扬州东风砖瓦厂八、九号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82年第3期,第236-242页;扬州博物馆:《扬州市郊发现两座新莽时期墓》,《考古》1986年第11期,第987-993页。南京六合亦有例证。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大厂陆营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6期,第34-39页。
[32] 扬州博物馆、邗江县图书馆:《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文物》1981年第11期,第12-23页;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都凤凰河二〇号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2期,第80-84页。
[33] 扬州博物馆、邗江县文化馆:《扬州邗江县胡场汉墓》,《文物》1980年第3期,第1-10页。西汉时,带门窗、楼梯的双层木椁以湖北光化五座坟3号墓最为突出。湖北省博物馆:《光化五座坟西汉墓》,《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第149-170页。
[34] 转引自贺西林:《战国墓葬绘画的风格与图像》,第29-30页。
[35] 贺西林、李清泉:《永生之维——中国墓室壁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28、32页。前揭东阳庙塘1号墓则出现了泗水捞鼎、乐舞百戏等木刻画像。
[36] (英)杰西卡·罗森:《西汉的永恒宫殿——新宇宙观的发展》,(英)杰西卡·罗森著,邓菲、黄洋、吴小筠等译:《祖先与永恒——杰西卡·罗森中国考古艺术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49、252-259页。汉代木椁墓中用木俑呈现的家居场景很多,如西汉前期的马王堆1号墓虽未刻画建筑和门窗,却在北箱摆放了歌舞俑、乐俑、侍从俑和主人座位,参见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第101页。
[37] 仪征博物馆2017年11月至12月的“千年穿越——宿扬高速公路扬州段考古发掘成果展”和扬州博物馆2018年10月至次年1月的“华美再现——汉代木漆器保护成果展”分别展出了西汉木椁门窗的图片和实物。对前一墓例的介绍见秦宗林:《扬州胡场汉代墓葬》,《大众考古》2015年第11期,第14-15页;对后一墓例的报道见李则斌:《扬州胡场汉墓发掘成果丰硕》,《中国文物报》1997年11月23日,第1版。
[38] 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人员训练班:《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6期,第48-49页、图版9;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46-248页、图版72。
[39] [汉] 张衡:《冢赋》,佚名编、[宋] 章樵注:《古文苑》卷五,铁琴铜剑楼藏宋刊本,第13叶b-第14叶b。
[40] 前揭东阳庙塘1号墓顶板上刻有日、月、星辰和神灵画像。
[41] 李学勤据出土简帛讨论了楚文化的东移以及在汉代的延传。李学勤著:《新出简帛与楚文化》,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楚文化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39页。安徽庐江的一座西汉墓可能是木椁木刻画像传播路线的重要证明。《2006年度南方地区考古新发现》,《南方文物》2007年第4期,第21页。该墓有门窗及内容丰富的画像,时代为西汉中期,主人的身份是“临湖尉”。有关扬州汉墓因袭楚制的讨论见刘松林、43美术考古研究王玉主:《“楚风东渐”之影响——以扬州地区西汉中小型墓葬为例》,安徽博物院、安徽省博物馆协会:《安徽文博·第十四辑》,安徽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144-161页。
[42] 楚制对汉墓的全境影响见张闻捷:《从墓葬考古看楚汉文化的传承》,《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146-156页。山东、岭南案例见临沂市博物馆:《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座汉代墓葬》,《文物》1989年第1期,第21-47页;《广州汉墓》,第57-65、195-201页。金雀山汉墓还出土了帛画,亦和楚地传统有关。
[43] 扬州一带的西汉诸侯王墓中,除刘胥墓外,江都易王刘非墓也把外围椁室分成上下两层空间。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县大云山汉墓》,《考古》2012年第7期,第53-59页;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1号墓发掘报告(一)》,文物出版社2021年版,第38-40页。
[44] 这些石椁墓画像始于西汉前期,起先较为简单。郑岩认为此类画像的出现受到楚墓漆饰传统的影响。郑岩:《西汉石椁墓与墓葬美术的转型》,郑岩:《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6-96页。
[45] 临沂市博物馆:《临沂的西汉瓮棺、砖棺、石棺墓》,《文物》1988年第10期,第68-75页。有观点认为,栖山石椁画像中楼阁上层有西王母形象,也有观点认为其为进入仙境的女性墓主,参见刘辉:《沛县栖山石椁墓中的“西王母”画像管见》,《四川文物》2010年第1期,第64-68页。
[46] 临沂金雀山的周宽之墓为西汉中期木椁墓,在木棺内用墨线绘出门阙和屋宇。临沂市博物馆:《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第41-58页。
[47] 例见南京博物院、泗洪县图书馆:《江苏泗洪重岗汉画象石墓》,《考古》1986年第7期,第614-622页。
[48] 董睿:《汉代空心砖墓研究》,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00-203页。
[49]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洛阳西汉壁画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第107-125页。
[50] 赵清:《河南荥阳县康寨汉代空心砖墓》,《华夏考古》1996年第2期,第55-59页。鹿或鹿角常见于楚文化。黄莹:《楚式镇墓兽鹿角研究》,《江汉论坛》2009年第12期,第71-76页。
[51] 曾布川宽:《汉代画像石中升仙图的谱系》,《东方学报(京都版)》第65册,1993年,第71-72页;李清泉:《“天门”寻踪》,巫鸿、朱青生、郑岩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三辑》,第27-48页;霍巍:《阙分幽明:再论汉代画像中的门阙与“天门”》,巫鸿、朱青生、郑岩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四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78-90页;王煜:《汉墓天门图像及相关问题》,《考古》2019年第6期,第94-104页。
[52] 洛阳地区文管会:《宜阳县牌窑西汉画像砖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第5-12页。
[53] 有关新莽墓室建筑的讨论见拙作《试析洛阳金谷园新莽墓的建筑特征》,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文物建筑》第六辑,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7-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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