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包考

荷包，古人用来盛放小物件的小型口袋，外出时则将其系于腰带间上，亦称荷囊。清人汪汲《事物原会》称：“晋《舆服志》：文武皆有囊缀绶，八座尚书则荷紫，乃负荷之荷，非荷渠也。今谓之囊曰荷包本此。”

 

早在商周时，荷包已在民间出现。时代不同、盛放物品不同，古代荷包亦有多种不同的称谓。同时，荷包在民间保持装随身小物件时，在官服中又成了身份的重要标志物。本文拟从荷包名称、造型、功能等方面综合论述荷包的演变，以期梳理出荷包的发展脉络。此外，笔者在查阅资料时，亦发现有学者将鱼袋也列入荷包之中，有的绘画作品中的香囊也被称为荷包，本文也对此做以考证。

 

一、荷包名称的演变及其造型的变化

 

商周时荷包又称为鞶囊，男女外出时都使用鞶囊来盛放手巾等随时可用的小物件，男子用皮革制成，女子用丝帛制成，边缘均有装饰。《礼记·内则》载：“男鞶革，女鞶丝。”汉郑玄注：“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韦，女用缯，有饰缘之。①”周代以后，男子也用布帛做的鞶囊了。

汉代，除鞶囊称谓外，也有称之縢囊，《后汉书·儒林传》载：“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②”意思是董卓作乱迁都时，东汉所藏的丝帛质地的地图和文书档案被毁，大的做成帷帐车盖，小的做成縢囊。此外，汉代官员盛放印绶之物又称为绶囊。

三国两晋时，亦称鞶囊。《北堂书钞》中《曹瞒传》载：“操性佻易，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③”《晋书·邓攸传》：“梦行水边，见一女子，猛兽自后断其盘（鞶)囊。④”唐代，荷包使用普遍，现存书画、考古出土的壁画、石刻、陶俑中时常见到官员、侍从等腰间佩戴荷包，特别是荷包在“蹀躞七事”中更为常见，此时的荷包称为算袋。《资治通鉴·唐神功元年》：“赐以绯算袋，时未五品，于绿衫上佩之。”元胡三省注：“唐初职事官三品以上赐金装刀、砺石，一品以下则有手巾、算袋。开元以后，百官朔望朝参，外官衙日，则佩算袋，各随其所服之色。”

 

宋代有茄袋之称。《宋史·舆服志》：“带上玉事件大小一十八；又玉靶铁

一，销金玉事件二，皮茄袋一。⑤”

元代开始称为荷包。元代《魔利支飞刀对箭》第二折：“着我慌忙下的马，荷包里取出针和线……⑥”可见此时荷包可存放针线。

 

明代荷包一词也继续沿用，也有称为顺袋、茄袋。明代刘若愚《明宫史·水集》：“凡遇外了游幸，……各穿窄袖，束玉带，佩茄袋、刀帨。⑦”明代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八十五回：“……外穿大红绉纱麒麟袍，雪白白素板银带，裙腰里挂着七事合（荷）包。⑧”

 

清代则统一称为荷包。《红楼梦》第四十三回《闲取乐偶攒金庆寿不了情暂撮土为香》：茗烟见他（宝玉）为难，因问道：“要香做什么使？我见二爷时常带的小荷包有散香，何不找一找？”一句话提醒了宝玉，便回手向衣襟上挂着个荷包摸了一摸，竟有两星沉速。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左右两旁设下交椅，然后又按长幼挨次受礼。两府男妇、小厮、丫鬟亦按差役上中下行礼毕，散押岁钱、荷包、金银锞等物，摆上合欢宴来。”从这两段文字来看，清代的荷包不仅可盛放香等小件物品，在年节之时，达官贵人作为礼物进行赏赐，甚至皇宫也如此。清代皇帝在年终多用荷包赏赐给大臣，《啸亭续录》就记载，乾嘉时期“岁暮时诸王公大臣皆有赐予；御前大臣皆赐‘岁岁平安’荷包一”。

 

元代以前，荷包出土实物不多，但在传世绘画、考古发掘壁画及陶俑上时有发现。荷包的样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Ⅰ.口袋形。最早的实物，新疆鄯善苏巴什古墓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鞶囊，羊皮，长方形，口部一端附皮带，用以系腰带上，高6.7、宽3.7厘米。这种形制应该是早期荷包的造型（图1）。民族服饰博物馆亦收藏这种样式的唐代织锦荷包，形制简洁，由单片几何纹织锦对折缝制而成，顶端以丝绳束口。和田地区博物馆收藏一件新疆尼雅N14西北部古墓出土的“元和元年”织锦囊（图2），“织锦蓝地，白、绿、黄、红四色显花，纹样为有翼梅花鹿……鹿的上部织有隶书‘元和元年’文字，下部为左右对称的弧形云纹。⑨”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有明确纪年的汉代织锦囊，非常珍贵。黑龙江阿城市巨源乡金代齐国王墓出土一袋形荷包（图3），“垂系于齐国王红罗勒帛右侧腰上。小鞶囊用绛色暗花罗缝制，两袋分叉相连。上缘口套穿抽系用彩丝绳。”内装有“象牙篦两枚、骰子两枚以及本人所脱落牙齿等杂物”。⑩可知确为荷包之用。此荷包的出土亦以考古实物证实了金代男子也使用丝绸做的荷包。此荷包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上面覆有盖子“鞶囊口用喇叭花状小套袋扣盖”。

图 1  春秋战国  囊

图 2  东汉元和元年织锦囊

图 3  金代荷包

 

Ⅱ.平顶下弧式。顶平，下部弧圆，上面有盖覆下，有革带或丝带自上而下穿过，有的缀有帨巾。如北齐杨子华创作的《北齐校书图》中佩戴荷包的奚官（图4），荷包系于丝绸腰带上，荷包上亦有红色丝绸自上而下穿过，下附帨巾。这种形制的荷包较多，山东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图“商谈图”中卷曲头发的胡人佩带这种造型的荷包⑪；陕西潼关高桥税村隋代壁画墓隋代的官员们都佩戴着这种附有帨巾的荷包；1971年发掘的陕西乾县唐景云二年乾陵陪葬墓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壁画佩箭袋虎豹尾的男仪仗，佩戴的似为皮革制的此类荷包（图5）；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李仙蕙墓，墓室东壁侍女图中左一捧盒男装仕女佩带此类荷包（图6），从其装束来看，当穿着胡服，且荷包自上而下均穿有丝带或革带。

图 4  北齐杨子华 北齐校书图

图 5  陕西乾县唐景云二年章怀太子墓壁画

图 6  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李仙蕙墓室东壁侍女图

 

Ⅲ.腰圆形，与清代常见的很相似。如陕西西安唐韦泂墓出土石刻中佩戴荷包的仕女，陕西乾县唐章怀太子墓壁画观鸟捕蝉图中佩戴荷包的宫女（图7），以及陕西省咸阳边防村出土唐彩绘胡装俑，日本MOA美术馆唐纸本设色树下人物图的男侍，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宁家营元墓墓室壁画对坐图中的男侍，等等，均腰束革带，挂着腰圆形荷包，且与Ⅱ式一样，荷包自上而下均穿有丝带或革带。唐房陵大长公主墓前甬道西壁壁画持花男装侍女图腰间也佩腰圆形荷包。

图 7  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壁画观鸟捕蝉图

 

Ⅳ.扁长方形，圆角。主要见于宋代、辽代、金代、元代。如江西德安博物馆藏南宋周氏墓出土刺绣荷包（图8），及福州南宋黄升墓、江苏金坛南宋周瑀墓均为这种造型的荷包，不同的是南宋墓出土的荷包可以折叠，两面相同均有口袋，黄升与周氏均为女性，周瑀为男性，可见，在宋代丝织荷包已使用于男性了。辽内蒙古陈国公主墓中公主所佩的镂花金荷包（图9），该荷包置于公主腰左侧，似佩挂在公主金銙丝带的大带上。长13.4、宽7.8厘米，呈扁桃形，由两片镂花金片缀合而成，并覆包盖，“包内残留丝织品痕迹，估计包内原以丝织品作衬。⑫”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辽代童戏荷包，高9、宽13.7厘米，荷包边缘锁边针迹清晰整齐，荷包表面绣出了玩耍的孩童、飞鸟、花朵等，纹样非常生动（图10）。黑龙江阿城市巨源乡城子村的金代齐国王墓出土的两件荷包，即褐绿方罗荷包（图11）、黄绿绢编绦印金花荷包（图12），分别佩系于腰带左侧及右侧。现收藏于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的元代任仁发所绘的《人马图》卷，牵马的官员身上佩戴这种样式的荷包；敦煌莫高窟第322窟门道南侧壁画中的元代供养人以及元至顺刻本《事林广记》插图中的端盘蒙古男侍者、锡林敦勒盟正蓝旗羊群庙元代祭祀遗址出土的石人像等均佩戴这种样式的荷包。这种造型汉代已出现，2011年12月16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新疆古代服饰展》中新疆出土的汉代荷包（图13）应是这种样式的原形。

图 8  南宋周氏墓出土刺绣荷包

图 9  镂花金荷包

图 10 辽代 童戏荷包

图 11 褐绿方罗荷包

图 12 黄绿绢编绦印金花荷包

图 13 新疆出土汉代荷囊

 

至清代，荷包样式繁多，有腰圆形、鸡心形、方形等，清中晚期则流行葫芦形，最初葫芦形荷包是盛放烟丝的，因其造型别致，无论男女都喜欢佩戴，清代李静山《增补都门杂咏》：“为盛烟叶淡巴菰，做得荷包各式殊。未识何人传妙制，家家依样画葫芦。”旅顺博物馆藏清孙温绘《红楼梦》画册中的荷包即为葫芦形（图14），孙温是晚清画家，由此亦可知晚清葫芦形荷包的流行。

图 14 孙温 红楼梦图册 旅顺博物馆藏

 

二、绶囊

 

绶囊，盛放印绶的鞶囊，是官员身份与权利的象征。绶囊源于战国、汉代的金印紫绶制，也是鞶囊的特殊用法。《晋书·舆服志》：“汉世着鞶囊者，侧在腰间，或谓之旁囊，或谓之绶囊。然则以紫囊盛绶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时。”汉代的官服制度，一官必有一印，一印则配一绶，汉代官印不大，一般不超过2.5厘米见方，绶的稀密、长度和色彩是区别官位高低的标志之一，紫色的绶是地位最高的。汉代用绶系印，平时把印放入腰侧的鞶囊，而将绶垂于腹前，有时也连绶一并放进囊中。《隋书·礼仪志》载：“古佩印皆贮悬之，故有囊称，或带于旁。”汉代丞相、列侯、太尉、大司马等高官均佩金印紫绶，《后汉书·冯衍传》记载冯衍感慨生平时曾说自己：“经历显位，怀金垂紫。”安徽亳县董园村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绘刻有佩这种绶囊的人物，绶囊两侧分别有印绶垂下。绶囊上的装饰，多采用兽头，即“兽头鞶囊”，《隋书·礼仪志》：“金章龟纽，文从其职。紫绶，一百二十首，长一丈七尺，金缕织成兽头鞶囊。”兽头中以虎头为多，东汉沂南东汉画像石中可见佩戴虎头鞶囊的武士，囊旁露出一段绶。（图15）

 

图 15 虎头硌囊 山东沂南东汉画像石

 

印绶也是权利的象征，夺取政权首先要取得印绶。新莽末年，商人杜吴杀死王莽后，首先解去王莽的绶。

 

东汉后，纸越来越多地使用到日常的公文中，并日渐取代简牍的地位。“汉代的官印原本是用于简牍缄封时押印封泥的。纸流行以后，印藉朱色盖在纸上，这样就摆脱了填泥之检槽的面积的限制，于是印愈来愈大……不便佩带，所以《隋书·礼仪志》‘玺，今文曰印。又并归官府，身不自佩’既然不佩印，绶也就无所附丽，失掉了存在的意义。⑬”

 

三、算囊（袋）—蹀躞带的标配，荷包—清官服带上的标配

 

“带衣所垂蹀躞，盖欲佩带弓箭、帉帨、鞶囊、刀砺之类。自后虽去蹀躞，而犹存其环，环所以衔蹀躞，如马之鞦根，即今之带銙也。”此为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中所载。

 

革带上附有蹀躞的称为蹀躞带，而蹀躞是指革带鞓上垂下来的系物之带。系蹀躞时须先在鞓上装銙，銙附环，蹀躞则系在环上，各种小的物件用蹀躞系挂。蹀躞带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为适应其生活习俗和游牧生活方式在腰带上佩挂常用的生活用具，如刀子、解锥、手巾、磨石等，“这种北方民族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在两晋时传入中原，也为汉族人民所接受”⑭。到唐代，蹀躞带已成为男子常服中必备的组成部分，唐代五品以上武官有佩蹀躞七事的制度。唐代韦端符《卫公故物记》做了较详细的描述：“玉带一……佩笔一，奇木为管，韬刻，饰以金，别为金环以限其间韬者；火镜二；大觽一；小觽一；笇囊二；椰孟一。盖常佩于玉带环者十三物，亡其五，有存者八。”初唐的《凌烟阁功臣像》和《步辇图》中的官员只佩香囊和鱼袋，也许是文官之故。从出土石椁线刻看，永泰公主墓石椁线刻男装女像腰佩蹀躞带，可看出至少垂有8个蹀躞，带上佩挂一个荷包。西安唐韦泂墓石椁线雕人物的蹀躞带垂有5个蹀躞，其中佩挂荷包与刀子；唐薛儆墓石椁线刻手捧包裹男像腰佩蹀躞带，可看到垂4个蹀躞，其中佩挂一荷包。唐俑亦可见腰佩蹀躞带，可见蹀躞6个，其中一个佩荷包。唐懿德太子墓石椁线刻女装男像佩有蹀躞带（图16），可见蹀躞4个，并佩有荷包。辽代亦有蹀躞七事制度，《辽史·仪卫志二》：“五品以上，幞头，亦曰折上巾，紫袍，牙笏，金玉带。文官佩手巾、算袋、刀子、砺石、金鱼袋；武官䩞鞢七事：佩刀、刀子、磨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袋，乌皮六合鞾。”辽陈国公主墓出土了“4条蹀躞带，驸马身系金銙银鞓蹀躞带X119，下悬小带，左右悬佩银囊和银刀、银锥。”（图17）⑮，驸马的蹀躞带有11个蹀躞。另还出土一玉銙丝鞓蹀躞带，“还发现1件包丝面的皮囊，形制与标本X119所系金花银囊基本相同，应是垂挂于丝鞓带的小带上的。⑯”从上述例证可得出结论：唐代的蹀躞七事制度很多已经简化，蹀躞带上的蹀躞大多已不超7个，且所佩饰物主要有荷包，即沈括所说的鞶囊，亦即辽史所称的算袋，辽代契丹族的驸马蹀躞仍较多，也印证了孙机总结的结论。“隋与初唐时革带上所佩的蹀躞较多，盛唐以后渐少。少数民族和东西邻国之革带上的蹀躞较多，汉族地区较少。中晚唐时，许多革带上已不系蹀躞，只剩下带銙了。⑰”

 

图 16 唐懿德太子墓石椁线刻图

图 17 蹀躞带

 

关于算囊，笔者认为，从上述唐人记述、辽史记载中可知，蹀躞带上佩挂的算囊（算袋）就是荷包，这从辽陈国公主墓出土蹀躞带上佩饰即可明确，发掘报告所称的“左右悬佩银囊”，实际就是文献所称的“算囊”。也就是说蹀躞带上的荷包称为“算囊”，而从出土石椁线刻及实物看，荷包已成了唐代、辽代蹀躞七事的标配了。

 

除蹀躞带外，辽金元时期，上层男子及女子亦常佩带三事、五事，如锡林敦勒盟正蓝旗羊群庙元代祭祀遗址出土的石人像，腰间佩有荷包、篦刀、解锥，是春捺钵时的必备用具；株洲攸县丫江桥元代窖藏出土一套银饰件，其中即有银荷包（图18）。

图 18 株洲攸县丫江桥元代窖藏

 

清代，冠服制度严格，皇帝、皇子、亲王等穿着朝服、吉服、常服、行服等，都要佩带相应的朝服带、吉服带、常服带、行服带，每种带上均佩有荷包、火镰袋、牙签筒、刀具等，忠孝带上亦佩荷包。因而，荷包成了清代官服带具的标配。清代的这种带具或渊源于女真的蹀躞带。“与唐宋并存的回鹘、契丹、西夏、女真等少数民族，也有系蹀躞带之习。⑱”蹀躞带的使用在金代的石刻中也可见到。山西高平县李门村金正隆二年（1157）石刻女真人乐舞图，这组图像资料带有浓郁的女真风格，其中人物髡首辫发、着尖靴、佩蹀躞带。“蹀躞带……用于佩挂各种随身应用的物件，如弓箭、箭壶、剑、刀、砺石、算囊、巾帨等，适用于游牧民族骑马的需要，辽、回鹘、金人都普遍使用。在金人乐舞图中，6人均系蹀躞带，带上銙饰十分明显，除第6人带上未见挂有物件，第2人左挂箭壶、右挂弓囊，另外4人带上均挂有3条革制飘带，明显是为舞蹈中装饰之用。⑲”因唐末以后蹀躞带已简化，必影响到金代，所以金代蹀躞带所佩之物亦是少之又少了，且这也仅是“舞蹈装饰之用”。黑龙江阿城市巨源乡城子村的金代齐国王墓出土的两件荷包，分别佩系于男性大带左右两侧，是蹀躞带装饰在大带上的应用。而清代吉服带、忠孝带等带具上配置的荷包（左右两侧）当源自于女真族的这一传统。

 

四、鱼袋考

 

笔者在查阅相关资料时，发现有的学者将鱼袋列为荷包，那么鱼袋是什么样子的？它属于荷包吗？

 

盛放鱼符的袋子，称为鱼袋。唐高祖时，为辟其祖父李虎之讳，改虎符为鱼符。鱼符功能与虎符相同，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员联络及官员出入宫中，以鱼符作为凭证，左在内廷，右在官员手中。凡五品以上官员穿着章服时，必须佩戴鱼符。那么为什么采用鱼形呢？宋人认为李与鲤谐音，隐李家王朝，故用鱼形。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载：“佩鱼始于唐永徽二年，以李为鲤也。”鱼符材质有金、银、铜，以金为尊。鱼形一剖为二，外刻鱼纹，内刻文字。出土实物有山东济南市博物馆铜质鱼符，内刻文字，上为“同”字，下为持有者姓名。鱼符放置于鱼袋内，系于腰间，鱼袋外也用金银为饰。《新唐书.车服志》：“随身鱼符者，……皆盛以鱼袋，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金鱼袋指的是鱼袋以金为饰，并盛放金鱼符，这也是一种极高身份的象征。辽陈国公主墓出土墓志铭：“……太中大夫、守卫尉卿、知枢密承旨事、上柱国、扶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马贻谋撰……”这里指的是为辽陈国公主及驸马写墓志的马贻谋地位之高，赐紫袍佩金鱼袋，由此亦可证陈国公主地位之显赫。唐韩愈《示儿》诗：“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这里的“金鱼”指的就是金鱼袋。

 

鱼袋主要流行于唐代，有两种形制。一是以布帛制成，唐张鷟《朝野佥载》：“彩帨为鱼形，结帛作之，取鱼之像”，这种鱼袋只存在于初唐。另一种鱼袋则如日本正德二年成书的《倭汉三才图会》卷二六中所绘鱼袋图像（图19），为长方形木匣，外裹皮革，并以金银为饰，这种造型一直沿用到宋。宋程大昌《演繁录》：“唐谓以玉金银为饰者也，鱼饰之下，有黑韦浑裹方木，附身以垂者，唐制谓书其官姓名于木而中分为二。鱼饰之下，盛符之囊，皆用黑韦者，明其用而不为饰也。”初唐阎立本《步辇图》中可见两种样式的鱼袋，穿红袍手执笏板的大唐官员腰上佩有结帛而成的鱼袋，而禄东赞腰间佩戴的长方形物即为后来常见的鱼袋。此外，“乾县唐章怀太子李贤墓、莫高窟108、156窟等处壁画中男子腰间佩带的长方形、顶面有连续拱形突起物的小囊就是鱼袋。”⑳(图20)唐代《凌烟阁功臣像》也有佩鱼袋的，腰带挂的长方形物即为鱼袋，而长带上连接的垂下的应为香囊。宋代废除鱼符，仍用鱼袋，“凡有资格穿着紫、绯色公服的官吏，都可佩挂金、银鱼袋”㉑，此时的鱼袋只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了。

图 19 鱼袋 倭汉三才图会

图 20 左：乾县唐李贤墓壁画中佩鱼袋者

右：莫高窟 156 窟晚唐壁画中佩鱼袋者

 

因而，鱼袋是用木制成的长方形木匣，其外裹以皮革，不应列为荷包。

 

五、关于香囊的样式

 

香囊也是荷包的一种，早期香囊的样式与荷包相同，只是因装有香料，故称之为香囊。商周出现荷囊之时，香囊也就出现了，初始称为“容臭”。《礼记·内则》：“男女未冠笄者，……皆佩容臭。”规范了未成年子女每日晨起侍奉父母的礼节，除了要求梳洗穿戴整齐，还需佩戴香囊。郑玄注：“容臭，香物也。以缨佩之。”汉魏之际，香囊之名正式出现，直至清代。因而香囊自汉魏之时起，就独立于荷包而自成一脉。同时，除随身佩戴之外，香囊还可垂挂于床帐之上。

 

香囊的造型目前所见至迟在唐代以前均为口袋形，束口式，常见丝绸制作，佩于腰带上。如2018年6月9到8月19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展览，此展览中有一件东汉彩绣云纹香囊，长7.5厘米（图21），193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罗布泊楼兰遗址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新疆出土汉代刺绣香囊（图22），口沿用带子束缚，均为这种形制。

图21 东汉 彩绣云纹香囊

图 22 汉代 刺绣香囊

 

南北朝、唐代官员与富庶之人更是随身佩戴香囊，也是束口式，用丝绸制作，多数系挂香囊的绳比较长，这从历代绘画、壁画、石刻等均可见到，如山东益都北齐石室墓石刻线画之“商旅驼运图”中的牵驼胡人侍从，“商谈图”中央端坐的主人，“车御图”中的牵牛胡人侍从等腰间均佩挂香囊；初唐阎立本《步辇图》禄东赞身上佩戴的除鱼袋外，还佩有香囊，唐西安石刻《凌烟阁功臣图》李勣和君王像均腰系鱼袋与香囊，陕西礼泉县烟霞乡张家山唐段简壁墓第五天井东壁壁画穿男装仕女图，腰间也佩戴香囊。因而这种样式的应称为香囊，而不是荷包。

 

结  语

 

荷包自商周时出现起，历经各代，制作材料、样式、功能等不断产生变化，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内涵也不断地扩大，从单纯的盛放物件的小荷囊演变成官员带具的标配，演变成官员身份的象征，演变成达官贵人节日馈赠的礼物，演变成爱情的信物，演变成亲情、友情的化身……小小的荷包承载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物件，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特殊的荷包文化了。

 

注释：

①《礼记正义》卷二十八，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70页。

②《后汉书》卷九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48页。

③《北堂书钞》卷一三六，南海孔氏三十有三万卷堂刻本，清光绪十四年刊行。

④《晋书》卷九十，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38页。

⑤《宋史》卷一五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89页。

⑥《元曲选外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71页。

⑦《明宫史》北京出版社1963年版，第69页。

⑧《醒世姻缘传》河南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1175页。

⑨赵丰《丝路之绸——起源、传播与交流》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⑩赵评春迟本毅《金代服饰——金齐国王墓出土服饰研究》，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⑪夏名采《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10期，第50页。

⑫⑮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4月。

⑬⑰⑳孙机《华夏衣冠——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8月。

⑭⑱㉑高春明《中国服饰名物考》，2001年上海文化出版社。

⑲景李虎、王福才、延保全《金代乐舞杂剧石刻的新发现》，文物1991年12期，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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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收藏家》2019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