柿子湾崖墓距乐山大佛不远,与麻浩崖墓一样,均发现了中国佛教早期元素,然而我却一直没有找到。去岁与诸好友同游川南,在砚总的带领下,披荆斩棘,穿过荒草,圆了多年的期盼,初访柿子湾崖墓。柿子湾墓群在乐山市主城区东岷江岸边的柿子湾上。1937年由杨枝高首先发现。目前探明的共有A/B/C三区,崖墓鳞次栉比,共有120余座。A 区处于柿子湾的西小湾,B 区位于柿子湾北小湾,C 区处于柿子湾东小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位于B区的M1号墓。
B区M1 为一座前堂横列式双墓穴墓葬,两墓穴均为双室。墓葬由墓道、墓门、享堂、甬道、前室、后室、棺室、侧室等组成。B区M1,墓葬形制较为典型、画像材料丰富,特别是墓门上雕刻的2 尊佛像,早已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对该墓的年代、画像内容等唐长寿等学者都有研究。尤其是引人注目的佛教造像元素,意义非凡,长期被学者所关注。从现在的考古材料来看,即有受佛教影响的画像石等各种作品,也有真正的佛像。兹分列如下:
(一)四川乐山麻壕(麻浩)崖墓的享堂顾枋上有高浮雕佛像,高37公分,厚37公分。高肉髻,绕头有圆形项光,身披通肩袈裟。结跏趺坐。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执袍角。手法为平面凸起的阳刻,上体刀法很深,露出的手和下体衣纹都用阴线。附近风格相同的崖墓中有顺帝永和(136—141),恒帝延熹(158 —167)纪年铭刻。此墓是同期产物。
(二)四川乐山柿子湾崖墓,二尊佛像与上述相似,但风化严重。
(三)四川彭山县汉代崖墓出土灰陶摇钱树座,通高21.3公分。座上塑佛像。头上肉髻,刻阴线纵纹,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执袍角,趺坐。着通肩袈裟,阴线衣褶,线条分明。旁立二侍者。右胁侍穿交领衣,手持物。左胁侍右手举起。座下塑双龙啣璧。张总进一步指出,汉代末年,中国四川和各地的佛教及有关遗迹,距印度佛像流行年代很近,表明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佛教艺术信息很早就进入中国。早期佛像分布虽然很广,但主要以男方为主,值得关注。汉代最初确切无疑的佛像均在四川,三国两晋的实物均在长江中下游,十六国以后,开窟造像才转移到北方,这是颇有意味的现象。同时,他指出早期佛教造像艺术的基本特点有:(一)佛教雕塑与传统神仙黄老题材相结合。(二)佛像艺术与传统艺术关系密切。 (三)佛像雕塑作品不受尊崇。(四)造像的组合与形像特征这个阶段佛像自身组合关系也很独特。
唐长寿在《柿子湾崖墓佛像新探》一文从柿子湾崖墓中的整体形象和残存衣纹来看,“当为佛像”。并进一步将时间的上限定为建安时期,下限当在蜀汉末年。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柿子湾M1崖墓的开凿年代早于麻浩崖墓M1,据此,柿子湾佛像早于麻浩佛像年代。前者或许在汉魏之际,后者则可能在蜀汉时期。
阮荣春则《东汉佛教图像质疑——与俞伟超先生商榷》中,认为我国东汉时期尚不具备产生佛像之条件,他曾于《考古》1985年第1期就孔望山佛教造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该文主要针对俞伟超先生所举出的几处“东汉佛教图像”提出异议,并进一步阐述了东汉时期不可能产生佛像的主张。阮文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认为麻浩崖墓的佛像为后人补刻,不能定为汉时所造。此说不能认可,因为纵观麻浩、柿子湾崖墓的佛像位置,没有打破关系,不可能为后刻。
究竟佛像与否,兹事体大。如果结合乐山柿湾汉墓以及孔望山带有佛教元素的汉代石刻来看,这应该是汉代深受外来佛教影响的“仙人”图像,仍旧是一种“仙佛并立”的模式。(孔望山摩崖造像 | 中国仙“佛”并立第一窟)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还不能将其认定为“佛像”,但不可否认,外来佛教文化已经产生深入的影响。
M1为目前四川地区发现的形制最大的崖墓之一,虽未发现随葬品,但在墓门及享堂等处发现了大量画像,这些画像题材丰富,分布系统,显然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规划,反映了当时的丧葬礼俗以及人们的精神信仰。墓葬的墓门处和享堂内有大量的仿木结构建筑雕刻,而两个墓穴内也有灶龛等模仿生人建筑的设施,这是汉代视死如生观念的真切体现;墓门两崖柱上的门吏分立两侧,似乎是在迎接着墓主人的到来;墓门两侧的蹶张武士勇猛孔武,正在守卫者墓主人的居所葬;而墓门门楣上的“荆轲刺秦王”图像和享堂内的孝子图像,与麻浩崖墓布局几乎一致,更与嘉祥武梁祠有异曲同工之妙,暗示着当时的崇尚孝义的社会风尚,昭示着墓主人身后的世界正是升入仙界;享堂后壁的门吏和操蛇神怪将享堂与墓穴分离,显示出生死相隔,阴阳分离,即生人的空间与逝者的空间隔离开来;在各处仿木结构建筑雕刻的椽头间雕刻着各类瑞兽图案,而且两处的墓穴上方的佛像似乎取代了常见的西王母,是融合了佛教元素的“仙人”形象,和瑞兽一起成了再证升仙的意境,体现了墓主人死后的世界应当是进入渴望已久的仙界。可以说,种种迹象表明,麻浩和柿子湾崖墓体现了汉人所追求的永恒家园:即对身后美好世界的向往,对升仙的终极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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