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为编者所拟
▪作者简介
张学锋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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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
本文集标题中的“都城圈”与“都城圈社会”这两个概念，对很多读者来说也许还比较陌生。置于文集首篇的中村圭尔先生《魏晋南北朝都城研究的另一种可能性》，所述内容事实上可以成为本文集的总论。中村先生在文中回顾了日本史学界关于魏晋南北朝都城的研究历程，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从而借助考古学界首唱的“都城圈”概念，结合历史学的研究提出了“都城圈社会”这个新的概念，并将之视为魏晋南北朝都城研究的“另一种可能”。这里，拟在中村先生论文的基础上，对“都城圈”及“都城圈社会”这两个概念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由于考古资料及历史文献的偏重，历代王朝的都城是城市考古和城市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而以都城为舞台上演的各种悲喜剧，又是广义历史学及文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对象，其重要性不待赘言。
然而，既往的考古学研究中，王朝时期的都城往往被理解成是由城墙围起来的城圈空间，因此，都城考古的主要工作大多集中在通过考古发掘确定宫城、外郭城的四至范围，确定宫城、外郭城内部殿堂、苑囿、里坊、街市的空间布局，厘清不同历史时期都城形制的异同，进而探讨其继承与变革的历史意义。毋庸置疑，考古学界长期以来的辛勤努力，为都城研究的全方位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实物资料基础，其意义是重大的。然而，即使是在中国中世纪都城那样有着广袤的外郭城、郭内空置闲地很多的情况下，由城墙围起来的都城依然是狭义的都城。作为常识，单凭城墙圈内的城市空间，是无论如何也难以维持一座大型城市的正常运作的，因此，近年来在城市空间的研究中导入了“都城圈”这一概念，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了都城的周边地区。
“都城圈”的概念，近年来出现在日本的中国考古学界。在2010年的日本考古学大会上，西江清高先生向与会者阐释了以下这样一个思路：“城墙是都城的一个要素或一种功能，但与之相对，在城墙的有无之外，都城的各种功能有时是分散在一个广大的‘地域’空间里的，而这个‘地域’又不是无限扩展的，它必须是一个相对紧密的关系圈。”（《作为历史“地域”的关中平原“周原地区”》）将西江先生这一观点付诸实践并将之可视化的，是茶谷满先生的《东汉洛阳城的可视境域与帝陵的空间关系——关于洛阳都城圈形态的基础研究》（2013年），文中明确地提出了“都城圈”这个概念。茶谷的这项研究，虽然集中在对东汉洛阳城“可视境域”的分析上，但令人关注的认识以及方法论上取得的成果不在少数。
茶谷展开这项研究的基础资料，是盐泽裕仁先生关于汉魏洛阳的一系列研究。盐泽在同年出版了专著《东汉魏晋南北朝都城境域研究》（雄山阁，2013年），标题中的“境域”一词，在前引茶谷的论文标题中也能看得见，应该就是空间的意思，甚至还带有腹地的意思。然而，“境域”一词，是茶谷和盐泽展开都城圈探讨时的专用名词，更是盐泽对都城空间中外围空间的专指，因此为避免歧义，本文集保留使用“境域”一词。在著作中，盐泽将“都城圈”的概念表述为“都城境域”。盐泽指出：作为王朝对国家实施经营的基础城市（大聚落）——都城，虽然有着自己独立的地域空间，但是，“都城”一旦离开周边的地域社会，它是否还能够独立运作？以往的中国都市史研究，都将重点放在由城墙包围起来的城郭之内，缺乏将之与城郭之外的区域关联起来的视点。然而，以都城为中心形成的远距离流通网络，其重要性，在相对比较安定的王朝自不待言，即使是在社会动荡的时代，作为官僚及其家族以及大量战斗人员集中居住的都城，缺少了来自周边地区的物资供给，同样也是无法正常运作的。这一点无需赘言。也就是说，围绕都城的生产主体——卫星聚落的存在，是都城正常运作不可或缺的条件。由这些卫星聚落和都城共同构成的地域空间，正是“都城”所具有的真正 “境域”。在此基础上，盐泽认为：所谓都城，其实存在着由城郭中的小城和大城构成的“郭域”，由“郭域”之外陵墓、苑囿、郊坛等构成的“郊域”以及确保都城物资供给的卫星聚落“境域”等不同层次，都城圈实际上就是由“郭域”“郊域”“境域”这三个同心圆空间的扩展所构成的。
基于空间概念及考古遗存分布展开的都城圈研究，正像茶谷论文标题中出现的“可视”，以及本文集收录的陈力论文副标题中使用的“可视化”那样，重点在于划出都城圈的空间范围及其范围内的遗存分布。例如茶谷论文中，利用各种地图数据，通过图示的形式，尝试对洛阳“都城圈”进行可视化展示。以洛阳城为中心，将空间向外扩展至城郊的帝陵区，然后再扩展至周边诸县，以河南县、偃师县为中心，旁及河阴、谷城、新城、缑师、巩、平８县，并进一步扩展到周围的所谓“洛阳八关”。论文配有同心圆式的分布图，读者能够通过图表的形式认识到洛阳“都城圈”的基本面貌。这一方法，也被此后的学者所利用，本文集收录的小尾孝夫论文中，也能够看到以六朝建康城为中心画出的同心圆。
除了视觉上的观感之外，茶谷论文还将图示后的洛阳城“可视境域”作为“以洛阳城为中心的认知都市空间”展开了议论，这就是“以皇帝为首的当时居住在洛阳城中的人的景观”。这里，茶谷论文对都城的认识，已不止是将城墙等都城要素涵盖在内的认识了，而是对都城居民所有的日常生活空间范围的认识。换句话说，在他的都城认识中，还有一个存在，这就是与都城密不可分的周边地区的地域社会。
进一步推进这一视角的是中村圭尔先生。前面已经提到，考古学者眼中的“都城圈”，更多集中在对聚落、墓葬、礼制建筑、道路交通等遗存的考察上，强调都城圈的空间范围，而历史学者则似乎更多地关注这一区域内人的活动。在“都城圈”这个概念被广泛认知以前，中村先生已经对六朝建康城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展开过多种研究， 如《建康与水运》《建康与三吴地区》《会稽郡在六朝史上所起的作用》等，这些既有成果与“都城圈”概念的碰撞，形成了“都城圈社会”这一新的概念。
中村先生在本文集所收录的论文中指出：我想把都城的各要素及其影响朝着周边延展、与社会广泛接触的场所暂时命名为“都城圈社会”。它没有明确的地理或空间上的界线，只是在以都城为中心同心圆般向四周延展的空间之内形成的社会。处于这个空间范围内的社会，通过与都城的接触，都城的各种要素因此渗透了进来，宛如水波一样，涟漪层层向外传递。波及的程度有强有弱，这取决于其与都城之间地理上或其他方面的连结关系。一旦做出这样的假设，那么，我们就有了重新认识中国都城意义的可能，它不再是中国社会中的孤岛，而是构筑起中国社会重要的要素。也就是说，都城研究就可以不再局限于都城自身的各种要素，可以将视野扩展到以都城为中心的周边地域或周边社会，如此，从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上来认识都城就有了可能。
从“都城圈”到“都城圈社会”的跳跃，单从用词上来看，不用说“都城圈社会”受到了“都城圈”研究的启发。不过，“都城圈”的主要着眼点是讨论以都城为中心向外延展的地理或空间状况，以及对这一地理空间中与都城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展开俯瞰，与之相对，“都城圈社会”的重点则在“社会”二字，观察问题的重点也在于“都城圈”这一空间概念中“社会”的发展演变。因此，中村先生指出，这里的空间范围是流动的，构成这一社会的要素又因其与都城之间的连结程度不同而呈现出多种差异，不能否定，与“都城圈”相比，“都城圈社会”这个概念显得更加模糊，并且还包含着研究者自身的随意性。中村先生也因此告诫研究者，在使用 “都城圈社会”这个概念时，一定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和自觉。在思考“都城圈”及“都城圈社会”的问题时，既有成果中虽然已经较多地涉及到了都城四周的山川地理、城市与城郊墓葬区的关系，以及都城与附近卫星城市的互动关系等具体问题，但是，“都城圈”与“都城圈社会”这一概念却未必已经有了明确的界定。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都城，其“都城圈”与“都城圈社会”的范围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所谓的“都城圈”与“都城圈社会”，又应该通过哪些内涵来对之进行定义？换言之，以都城所在地为中心向四周扩展多大范围，才能确保都城的正常运作和长期稳定？都城周边的地域，在 多大程度上受到了都城各因素的影响才能划入“都城圈社会”呢？等等，留下的问题及课题依然很多。基以上思考，我们以六朝建康都城为中心，结集近年来主旨与“都城圈”及“都城圈社会”相关的学术论文，意在进一步推动这一课题的展开。
笔者首次接触到“都城圈”与“都城圈社会”概念是在2014年。受中村圭尔先生之约，为“与魏晋南北朝主要都城与都城圈社会国际研讨会”撰写会议论文。这次国际研讨会是由中村先生主持的平成24-26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基金基础研究“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都城的都城圈社会相关的地域史研究”的活动之一，当年12月于阪南大学召开。笔者提交了《六朝建康城都城圈的东方——以破冈渎的探讨为中心》，开始考虑六朝建康都城的都城圈问题。会后，笔者希望将这次会议的论文集用中文出版，介绍并宣传作为方法的 “都城圈”与“都城圈社会”的可行性，然苦于篇幅不足，延宕数载。此后笔者在承担日本学术振兴会平成27年度基础研究“政治、社会比较视野下的东亚都城与葬地综合研究”的部分项目时，对六朝建康的都市空间与葬地问题展开了阶段性研究，积累了一些认识，同时也阅读到了更多的相关论文，具备了编辑相关论文集的条件。
受笔者专业范围及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研究方向所限，文集虽名《“都城圈”与“都城圈社会”研究文 集》，但主要内容均是围绕六朝都城建康展开的，因此加上了副标题“以六朝建康为中心”。文集共收录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日本学者的已刊论文17篇，大致内容如下：
中村圭尔《魏晋南北朝都城研究的另一种可能性》（原刊《中国都市论的推动》（中国都市论への挑动），汲古书院，2016年）、 佐川英治《“都城论”与“都市论”——关于东亚坊市制都市的若干思考》（同前）是两篇理论性较强且具有方法论性质的论考；张学锋《所谓“中世纪都城”———以东晋南朝建康城为中心》（原刊 《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8期）、佐川英治《论六朝建康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地位》（原刊《江南地域文化 的历史演进文集》，三联书店，2013年）是对六朝建康都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市上的意义和地位展开的阐述；盐泽裕仁《六朝建康的都市空间》选译自其著《东汉魏晋南北朝都城境域研究》第七章（雄山阁，2013年），是管见所及之最早基于空间及都城圈概念对六朝建康都城展开的探讨， 具有先驱性意义；小尾孝夫《建康的历史 地位及其都城圈的形成》（原刊《中国都市论的挑战》，汲古书院，2016年）、《六朝建康都城圈的形成与江右地区》（原刊《中国中古史集刊》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16年）、张学锋《六朝建康都城圈的东方》（原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十二辑，2015年），是对六朝建康都城圈广域性的探讨；刘淑芬《东晋南朝“钟山 文化区”的形成与发展》（原刊《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2018年第1期）、魏斌《南朝建康的东郊》（原刊《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是对建康东郊的探讨；张学锋、陈刚《吴都建业的都城空间与葬地》（原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十六辑，2017年）、 陆帅《“青齐土民”的南迁与南朝建康城市景观的变迁——以五、六世纪摄山千佛岩为中心》（原刊《《东南文化》2015年第6期》）是基于考古或文物资料对建康都城圈社会展开的尝试探讨；冈部毅史《六朝建康东宫考》（原刊《东洋史研究》第72卷第1号）、许志强《六朝建康长干里考略》（原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十六辑，2017年）是基于建康城的细部所展开的都市空间变迁。
此外还有3篇逸出了文集主题的论考。陈力《从西汉长安城到茂陵邑和平陵邑》，是继茶谷满之后较早对汉代都城展开可视化研究的论述， 原刊2014年12月阪南大学会议论文集，后经作者大幅度修改，与茶谷满关于东汉洛阳城的论文一起，对今后建康城的可视化研究具有借鉴意义，故予以收录。山崎觉士《唐五代都市中毬场的社会功能》（原刊《中国都市论的推动》（中国都市论への挑动），汲古书院，2016年）是一篇以小见大的论考，通过唐后期都市中设立毬场这一现象， 阐述了唐宋历史的变迁。收录张学锋《“近世都城”的 出发——以南唐金陵城为例》（原刊《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的目的，也在于以建康都城为例发 现中世向近世过渡时期都城面貌变化的轨迹。
以上论文的收录，均获得了作者本人的许可。原刊于《中国都市论的挑战》中的各篇论文，同时也获得了汲古书院的翻译许可。编者对初译稿进行了校订，对作者提供的中文稿在字词、格式、标点符号等方面也作了部分调整，难以一一标注，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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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登于《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20年 第 1 期 26-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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