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西北吕梁山区夏至早商时期遗存按其文化面貌与空间分布可分为西北、东南两区，分属朱开沟文化与东太堡文化的分布范围。西北区可供深入研究的材料阙如；东南区年代较之晋中地区同类遗存相对较晚、文化因素构成略有差异；两区之间存在的“空白地带”应为自然环境与文化传统综合作用而产生的结果。本文所说的晋西北地区，主要指吕梁山北段地区，还包括管涔山、云中山等。该区域东临忻定——太原盆地，北接内蒙古中南部，西与陕北黄土高原隔南流黄河为界。周边地区已确认的夏至早商时期考古学文化主要有朱开沟甲类遗存、朱开沟文化与东太堡文化。20世纪80年代，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在该区域的考古调查中，陆续发现一些遗址，学界得以借此略窥当地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面貌。近年来，又有一系列新的相关材料刊布。本文结合以往发表材料，对该区域夏至早商时期遗存的分布特征、文化面貌、分期与年代、文化因素构成等问题进行探讨。晋西北吕梁山区目前已经刊布的夏至早商时期遗存，除了《晋中考古》中的娄烦罗家曲、河家庄外，后续见诸报告或论文的还有岚县胡琴舍、荆峪堡、前庄，静乐县西坡崖，偏关老牛湾、大咀等遗址。另据披露，在岢岚县大化、张家沟，保德县张家梁、寨子、陈家梁等地“零星地找到了一些同时期遗存的线索”。就其分布特征而言，所有遗址集中于两片区域：一片为南流黄河以东、管涔山以西，约相当于今偏关、河曲、保德三县，下文简称其为“西北区”；另一片为云中山南段与芦芽山之间的“岚河盆地”及周边地区，约相当于今岚县、静乐、娄烦三县，下文简称其为“东南区”。西北区内发现的相关材料稀少，目前尚无系统全面的报告发表，各遗址的具体情况无从得知。东南区各遗址多坐落在河岸台地上，文化层多被后期活动严重破坏，所出标本器形皆比较破碎，有些仅为采集品（图 一）。文化内涵方面，西北区已发现材料以饰蛇纹的肥袋足鬲为代表，属朱开沟文化典型器类。王连葵先生认为山西宁武县管涔山以北地区应该为朱开沟文化的南缘。吕智荣先生推测除偏关县外，河曲、右玉两县境内应该也有朱开沟文化遗存。东南区各遗址中所出夏至早商时期遗物器类组合基本一致，以高领鬲、深腹罐、袋足瓮、三足瓮、敛口斝为代表，《晋中考古·结语》中提道，娄烦罗家曲、河家庄遗址与太原盆地汾阳杏花村遗址夏至早商遗存同属一类考古学文化。宋建忠将晋中地区夏时期考古学文化统一称为“东太堡文化”，笔者认同这一观点。西北区内朱开沟文化遗存自身的陶器编年尚难建立，仅能参考朱开沟文化的分期研究成果推断大致年代。经笔者比对，已刊布材料中的老牛湾T3②：100、T3②：101分别与属朱开沟文化早、中期的凉城县板城F17:1、准格尔旗南壕IH49:1器形相仿。东南区遗存的分期及年代研究，以《晋中考古·结语》与《论东太堡文化》为代表。近些年新刊布的岚县前庄、荆峪堡两遗址的简报中，发掘者也分别提出了自己对分期与年代的认识（后文简称作《前庄简报》和《荆峪堡简报》）。经比对可以看出，各位学者的研究结论不甚相同（表一）。因此有必要在梳理现有材料的基础上，重新考察各遗址的分期与年代。1、罗家曲遗址
娄烦罗家曲遗址仅发现一处灰坑，即H1，不再分组。
2、娄烦河家庄遗址
河家庄遗址中，各试掘探方的地层不连续，原报告描述道：“夏时期遗存位于遗址南部”，T1耕土下共有文化层3层，T2耕土下则仅有1层文化层，另有少数灰坑。报告中提及的层位关系有：虽然打破关系明确，但是各单位中出土器类较少且多为残破口沿，可兹比对的同类器不多。T1③仅发表有1件标本，为直颈鬲颈部，其形制较为特殊，颈部甚长，且中段微外鼓，与同遗址所出H8:6形制相仿；侈沿盆H5:6与H6:7器形特征相似；卷沿罐H6:2与H8:15器形基本一致，因此，就现有材料来看，尚难以将河家庄各单位再进行分组。岚县前庄遗址的典型层位关系为：H2、H7、H8、H9、H10、H11→③→H5，所出器类有直领鬲、敞口盆、敛口瓮、三足瓮等，以盆为大宗，与河家庄遗址类似，各单位间同类陶器形制特征差别不大，因此不再对前庄遗址各单位分组。荆峪堡遗址文化层保存情况较差，据简报，“夏时期单位皆开口于耕土层下”。由于缺乏可参考的层位关系，《荆峪堡简报》中，发掘者通过比对夏县东下冯遗址各期标本，将荆峪堡遗址典型单位分为早、晚两期，年代大致相当于东下冯遗址三、四期。笔者认为，这一认识基本符合实际情况，不过应当稍做调整：属早期的H43所出高领鬲H43:8，三足外撇，器形较矮，整器最大径靠上，与孝义县薛家会遗址所出H1:4形制相仿，后者属《晋中考古》VI期Ⅱ段，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而且，H43所出双鋬罐H43:4，口沿近直，与东下冯遗址二期标本H62:4形制特征相近，故H43年代应稍早于其他单位。基于上述分析，可将荆峪堡遗址所出该时期典型单位分为如下3组：第2组以H33、H34等为代表，可能属于第二组的还有H3、H22；荆峪堡遗址各组单位与其他遗址的对应关系，是解决分期与年代问题的关键。罗家曲H1虽然未出陶鬲，但是出有H1:2敞口斜腹甗，其鬲部整体较矮方，三足外撇的特征与属荆峪堡1组的H43:8鬲（图 二：1、2）接近。罗家曲H1:11罐与属荆峪堡1组的H43:4（图 二：4、5）相比，除荆峪堡所出者口部有鋬外，其他特征颇为接近。以上可做为罗家曲H1与荆峪堡H43年代相近的依据。河家庄H6:2小口罐、T1②:2斝、T1②:1钵（图 三：8、17、20）分别与荆峪堡H5:22、荆峪堡H22:23、前庄T40③:19（图 三：9、18、21）器形相近。前庄遗址所出T39③:10盆、T39③:7豆（图 三：6、13）分别与荆峪堡H33:23、H34:1（图 三：7、14）形制相仿。上述荆峪堡遗址各单位皆属第2组。（罗：罗家曲、河：河家庄、前：前庄、荆：荆峪堡，后同）综上，可将东南区各遗址分为三段，正好对应荆峪堡遗址1至3组。由于材料较为零散，尚难将此三段中所有器类串联成连贯的演变序列，仅以数量较多，器形较为典型的陶鬲而言，其从早到晚所体现出的器形演变规律为整体器形由低矮变瘦高，最大径逐渐下移，与相邻的忻定——太原盆地一致。当然，本文的这一判断是粗疏的，仅限于现有材料所反应的情况。《论东太堡文化》一文将太原盆地的东太堡文化遗存划分为五段，同时也论及了吕梁山区的罗家曲、河家庄两遗址所出材料，可参考其结论将两地东太堡文化遗存进行对应。需要说明的是，《论东太堡文化》将河家庄H5、H8、H6分别归入第二、四、五段，但本文已经指出，目前材料尚不足以支持将河家庄遗址各单位进行分组，尤其是H5，其层位关系不明确，所出遗物器类少又多残破。参考《论东太堡文化》对河家庄H8、H6的划分，将河家庄遗址所有东太堡文化遗存对应至太原盆地四、五段应该问题不大（表二），表二 东南区与太原盆地东太堡文化遗存的分期对应关系年代方面，结合前文论述与《荆峪堡简报》中的相关内容，可知吕梁山区东太堡文化的延续时间约相当于东下冯文化二至四期。《论东太堡文化》一文中认为东太堡文化的年代从进入夏纪年一直延续到二里头四期或更晚，太原盆地二段为“二里头文化二期前后”，太原盆地四段年代在“夏代中晚期之际或稍晚”，太原盆地五段为“夏代晚期”或更晚，与本文所得结论不矛盾。除此之外，属第三期的河家庄所出H8:2鬲，其上半部为高领，应属本地特色，下半部袋足微鼓外撇，有细长素面锥足跟，是受下七垣文化影响而发生的形态变化，即所谓“中间型”鬲。此件鬲细长的素面锥足跟多见于下七垣文化漳河型第三段，如邢台葛家庄H09:168，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晚段至四期早段。这也为我们的上述认识提供了佐证。吕梁山区东太堡文化的起始年代较之晋中地区略晚，也反映出东太堡文化兴起于晋中地区随后西进的趋势。西北区所出的饰蛇纹肥袋足鬲，是朱开沟文化独具特色的器类。据研究，该种装饰风格的源头尚不明确，暂以归入朱开沟文化自身新创因素为妥。东南区可供考察的材料较多，武俊华在《论东太堡文化》中，将东太堡文化的陶器按其来源划分为6群，分别为本地龙山时期文化因素、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夏至早商时期文化因素、燕山南麓地区的大坨头文化因素、太行山以东的下七垣文化因素、晋南豫西地区的东下冯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因素以及自身新创因素。与晋中地区相比，东南区各遗址所出的器类相对较少，具体而言，晋中地区所出敛口斜腹甗、袋足瓮、带双鋬器的比例高于东南区；东南区未见扁足盆形鼎，而独有高领鬲、四足瓮、圆形三足杯等一些造型独特的新生器类；东南区未发现明确的属太行山以东地区文化因素器物，应是由于距离较远，文化辐射更不易到达。经笔者比对，可以将东南区的东太堡文化相关遗存按文化因素分为5群（图 五）。A群，包括高领鬲、碗形豆、下腹内折的袋足瓮、敞口斜腹斝，可在忻州游邀、汾阳峪道河等遗址寻得源头。该群陶器应继承自晋中地区龙山时期遗存（图 五 1～5）。B群，包括带锥足跟的高领鬲、中口深腹罐。如前文所述，东太堡文化的高领鬲虽然继承自当地龙山时期遗存，但是明显受到了先商文化的影响，形成“中间型”鬲，具体表现为整体渐趋瘦高、最大直径从肩部逐渐下移、锥状足跟发达。中口深腹罐在下七垣文化、东下冯文化均较为多见，故不排除该类器还有多种源头的可能。暂定该群为与先商文化有关的因素（图 五6、11）。C群，包括双鋬罐、平底瓮、筒流爵、方杯等，属东下冯文化或二里头文化因素。虽然平底敛口瓮最早出现于太行山以东地区，为早商文化的代表器类，东下冯文化的平底敛口瓮应该也是受其影响出现，但是东下冯文化的平底瓮底部突起，形成了“假圈足”特征，东南区各遗址中所发现的平底瓮同样具备“假圈足”特征，应归属为东下冯文化因素（图 五 7～10）。D群，包括高直领鬲、四足瓮、三足瓮、圆形陶杯，属本地新出现的器类，可以看出这些器类皆是在其他文化因素基础上稍加演变而来，并非完全的创新（图 五 12～15）。E群，其他文化因素，前庄遗址出有一件单把鬶形器（T40③:17），其垂腹的特征与朱开沟M1010:2相近，暂将其定为受朱开沟甲类遗存影响出现的器类（图 五 16）。图五 东南区遗存的文化因素构成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朱开沟甲类遗存、朱开沟文化和吕梁山区北段的东太堡文化曾有过一定时间的共存，朱开沟文化还在南流黄河东岸进行了一定程度扩张。两地区夏至早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值得进一步分析。遗址的分布方面，吕梁山区北段的夏至早商时期遗址西北区、东南区之间存在着“空白地带”。共有文化因素方面，两地之间夏至早商时期鲜有进行直接往来的证据。可见地域毗邻的吕梁山区北段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在夏至早商时期关系并不密切，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应该是自然环境与文化传统综合作用而产生的结果：一、吕梁山区的地理条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聚落选址与人群交流。中部高耸的吕梁山主脉既是分水岭，也构成了东西向交流的天然障碍；岚县、娄烦、静乐三县所处地区，虽已位于吕梁山区腹地，但由于岚河与汾河在此交汇，形成地势相对平坦的“岚河盆地”，又有汾河谷地与太原盆地相通。因此，上述三县所在的区域向东与太原盆地的交流便利，东太堡文化向此地扩张相对容易。朱开沟甲类遗存与朱开沟文化的聚落多位于山丘缓坡或河岸台地。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及陕北高原北部相比，吕梁山区地形崎岖，且有大河为阻，仅有黄河东岸的狭窄丘陵地带较易寻得符合条件的定居点。二、吕梁山区北段处于东西两个不同文化区域之间的“缓冲地带”。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角度考察，内蒙古中南部与忻定——太原盆地分属两个不同的文化区，具有各自独立的文化谱系，两地皆为北方地区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繁荣地带，很可能代表着拥有各自独立文化传统的两个族群或族群集团。其差异性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两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皆在继承各自新石器时代文化传统基础上发展而成。其次，两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在主要扩张方向上存在差异，朱开沟甲类遗存及朱开沟文化的影响主要沿“长城地带”向东散播，而东太堡文化在向西北稍有扩张的同时，发展方向集中在东南。再次，两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对于中原地区文化因素的接受程度存在差异，地理位置偏南且交通条件更为便利的东太堡文化受中原文化圈的影响更大，最终逐渐与商文化走向了融合，至早商时期，商文化因素已经成为主流。朱开沟文化则更多地保留了自身特色，与之存在继承关系的李家崖文化、西岔文化、西坬渠类型、甘谷毛家坪B组等，虽然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了中原地区文化因素，却在文化面貌上始终保持着独立性。综上，青铜时代早期，晋西北吕梁山区由于地形和位置的特殊性，成为文化交界地带。其东受晋中地区东太堡文化西进的强烈影响，西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朱开沟甲类遗存朱开沟文化保持联系，该区域是研究北方地区青铜时代文化格局演进的关键之一。近二三十年在该区域进行的考古工作相对较少，尤其是晋西北地区朱开沟文化遗存的概况，仅在上世纪80年代周邻省份所发表的调查简报中稍有提及。相信随着日后该区域内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会有更多的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出现。图文 | 祁冰（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在读博士）
原文基础上略有修改，此处省略原文注释
原文刊登于《不惑集—山西大学考古专业成立40周年纪念文集》
责编 | 静 静
初审 | 尹燕飞
终审 | 郑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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