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超 | 齐人延年决河出“胡中”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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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书》卷29《沟湎志》载，汉武帝时，“方事匈奴，兴功利，言便宜者甚人众。”齐人延年上书言：

      河出昆仑，经中国，注勃海，是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可案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领，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可以省堤防备塞，士卒转输，胡寇侵盗，覆军杀将，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备匈奴 而不忧百越者，以其水绝壤断也。此功壹成，万世大利。

     书奏，武帝诏报：“延年计议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圣人作事，为万世功，通于神明，恐难改更。”[1]事实上拒绝其议。

     齐人延年决河出胡中之议，《汉书・沟洫志》系于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赵中大大夫白公复穿（白）渠”事后，《资治通鉴》卷22“武帝太始二年”条仅录有白公奉请穿渠引泾水灌溉事，而无延年上书决河注胡中事，击匈奴与治河是汉武帝时期重要的军政大事， 而且延年“开大河上领，出之胡中，东注之海”云云，是历史上首次黄河人工改道的建议, 却没有引起《通鉴》编纂者的注意，似乎与延年之说过于骇人有关。[2]

     太始二年，时近武帝统治晚年，是时汉匈双方之形势，与《沟泗志》所言“方事匈奴，兴功利，言便宜者甚人众”却不甚相副。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武帝决意出击匈奴，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后，对匈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基本结束，在汉军的强势压制之下，迫使匈奴主力向漠北远遁，形成漠南无王庭的局面。至太始年间，虽然间或发生匈奴侵扰汉北部边郡的行为，但其入侵的规模与频率明显出现下降趋势。《汉书・ 匈奴传》载，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乌维单于立，而汉武帝始出巡狩郡县。其后汉方南诛两越，不击匈奴，匈奴亦不入边。乌维立三年，汉已灭两越，遣故太仆公孙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余里，至浮苴井，从票侯赵破奴万余骑出令居数千里，至匈奴河水，皆不见匈奴一人而还。”至齐人延年上书太始年间，匈奴远避漠北的态势并没有改变，所谓“北边不忧匈奴”的目的实际上已经基本实现，汉匈争夺的重点开始向西域转移。

     在北部诸边郡匈奴威胁基本解决的情况下，尤其是经过元朔、元狩年间的几次重要的战役，匈奴曾活动的“故地”……河南、河西等几个主要区域已经在汉人掌控之中，不仅郡县行政建置逐渐完备，塞、鄣、亭、燧等军事防范体系建设地亦相当完整，基本可以遏制匈奴的侵扰。齐人延年所上决河注胡中之策，且先不论决河出胡中在技术是否可行,仅就军事目的而言,事实上已经错过“方事匈奴”的量佳时机，[3]没有引起武帝的特别关注，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至于延年设想中欲决的黄河河道，由于没有留更多的史料，其具体位置很难确定。 但要想同时满足“关东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这两个条件，似应在黄河上游，[4]准确地说可能是在今内蒙磴口至包头间的黄河河道上实施这一方案。

     磴口至包头间的黄河，史称北河，约当于今乌加河，长期以来一直是黄河的经流，[5]所流经域主要在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辖区内。北河以北是东西走向阴山山脉，其南北麓均属于水草丰盛，适宜游牧的漠南地区，而汉廷的布防基本是沿阴山南麓展开，而阴山北麓的漠南地区，由于汉军的压迫，虽然匈奴王庭已迁至漠北，但匈奴人并没有完全退出漠南。因此，细绎齐人延年所谓“开大河上领，出之胡中，东注之海”之文义，似乎是指开凿位于北河北岸附近的阴山山脉，由北河导黄河水出阴山北麓的漠南地区，东流后再复归 渤海。当然，由于相关的史料甚少，这仅是一种推测而已。

     岑仲勉先生《黄河变迁史》有《齐人延年献河出胡中策》一节，认为齐人延年所谓出 “胡中”之河水，当引自今包头以上之黄河，即历史上之北河；然而延年其策却不可行，原因是齐人延年虽然“晓得准高下，也非没有一点科学知识，但他却不晓得实际的地文”，并引清初陈潢语为证：

     夫河之自西域而来，若无他水入之，止此一水，曲折行数千里，其势必衰，曷能为中国患。设导西域本来之水，行于塞北，而域内之水不，自湟、洮而东，若秦之沣、渭、 泾、汭……安得不会为一大川以入于海哉。

    岑先生文又引张含英文所列民国二十三年黄河洪水数字，再次证明延年之策不可行：

     就流域之面积论之，包头以上虽当全数之半，然以入河的支流无多，水势尚不甚大，迨至下游，泾、渭、沁、洛等水汇入河，而后流势始猛，为害始烈。二十三年之水灾，其一例也。盖是年洪流为二万三千秒公方，而来自包头以上者，仅二千二百秒公方耳。[6]

     需要注意的是，张氏所言“包头以上”之黄河，虽不是指历史上的北河,但注入包头以上黄河的支流情况并没有改变，以包头以上洪流不到全河十分之一的流量推断，历史上的北河即使是在洪水期肯定“水势尚不甚大”。即便汉时能够克服困难，“开大河上领”，引河水北流，其流量既不足以使“北边不忧匈奴”，亦不可能使“关东长无水患”，况且“开大河上领”本身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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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人延年决河注胡中的建策尽管骇人，但绝非没有史影可循。将河水作为战争之工具，早在战国时期即已岀现。谭其骧先生指出，战国时期，黄河“溢了一次，决了三次，而这三次决口都不是黄河自动决,都是在战争中为了对付敌人用人工开挖的……不容否认，那就是其森林、草原、支津、湖泊还很多，事实上在一般情况下，也确乎不会轻易决口改道，除非是遇到特大洪水。”[7]史念海先生的研究进一步表明：

     战国后期黄河河床的抬高，可由当时诸侯各国间的一些战争中得到证明。当时发生在黄河近旁的战争，近河的一方就往往决开河岸，引出河水以灌敌军。楚国、赵国和秦国都曾使用过这样的战术。秦国灭魏之役，曾决河沟以灌矢梁（今河南开封）。河沟为汳水的一条支渠。汳水虽出自黄河，究竟还不是黄河的干流。赵国攻魏，所决的正是黄河……

    发生于战国时期的黄河近旁的战争，主要集中于黄河下游，针对的都是对方重兵防御的城池，如魏之都城大梁，虽然决河注城在军事上能够产生效果，但河水的流向不会受重大影响。至于决河对野战的效果，《史记·赵世家》载，赵肃侯十八年（公元前332年）, “齐、魏伐我，我决河水灌之，兵去。”此次决河影响范围可能较大，但涉及范围亦是有限：

    其决河的地方就在宿胥口中（今河南浚县西南）。在这里决口，下面就淹至虚与顿丘。虚为殷墟，在今河南安阳市，去当时黄河较远。顿丘就在今浚县西北，正在宿胥口的下方。相距邻近，黄河一旦决口，殆难幸免冲淹。

    不过，史先生特意强调：

    这样的人工决中未闻同时采取过其他措施，譬如在决口近处筑堰发提高水位，以便使河水能够顺利下流,等等。可能只是就近在黄河岸边掘开一条水路就能达到目的……可以想见那时的水面已接近于岸上的平地了。[8]

    在黄河下游人工决口注敌，固然可以给敌方带来相当的损失，然而由于是时黄河河床抬高有限，平地决河只能冲淹部分近河地区，似乎并不能因此改变黄河的流向。

     至于延年认为黄河人工改道流经“胡中”，除“北边不忧匈奴”之因素外，更重要的是为达到“关东长无水灾”之目的。入汉以来，黄河为患日趋严重，特别是元光三年（公元前 132 年）：

     河决于瓠子（今山东巨野北），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上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是时武安侯田昐为丞相，其奉邑食鄃（今山东平原西南）。鄃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鄃无水灾，邑收入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强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是以久不复塞也。

     瓠子决口久而不塞，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不仅“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 而且亦成为“上书言便宜者”又一关注的焦点。齐人栾大，就是利用武帝“方忧河决而黄金不就”的心理，因鼓吹“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僊人可致也”而骤然富贵。[9]

     这些发生于战国时期利用黄河河水攻敌、御敌，以及去延年上书献策不远的治河实例，从现有的材料分析，尽管尚不清楚这些实例对齐人延年决河注胡中的建策产生多大影响；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汉匈关系及治理河患成为朝野共同关注的焦点之时，“忠言嘉谋之臣，曷尝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乎！……人持所见，各有异同。”[10]这些“忠言嘉谋之臣”，“相与争于庙堂之上”时，借用“故事”以申其说是常见之形式，如发生在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王恢与韩安国的著名与匈奴和战辩论，上至三代，下至秦汉以来与所谓蛮夷之关系，均成为双方相互驳难的论据。[11]

     与“相与争于庙堂之上”者不同的是，许多布衣之士的上书往往更喜作惊人之语，以期引起人主之重视，特别是汉时之齐人，更是如此。武帝时期著名的方士，如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药贵幸，赏赐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萦，震动海内。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瞋目掔，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术者以万数”，[12]大有语不惊人誓不休之势。[13]无怪汲黯曾当廷诘难齐人公孙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始为与臣等建此议，今皆背之，不忠。“[14]

    或许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之下，身为布衣之士的齐人延年，很有可能借鉴战国以来人工决河攻敌、御敌的历史经验，故作惊人之语，提出一个更为大胆的决河注胡中的建议, 尽管其议不可能为武帝所采用，但得到武帝诏报的回应，表明是议曾给武帝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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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人延年决河注胡中之策，首见《汉书・沟洫志》,然在至北宋长达千余年的时间中， 鲜有人提及，似乎更少评价之语；然而入宋之后，黄河为患日益严重，如何治理河口河患，朝野纷争不断，由是包括齐人延年在内的诸多汉人治河言论，一时成为宋人褒贬评议的对象。如曾巩言：

    历三代千有余年无河患者，以禹故迹未尝变也。至周定王之时，禹迹遂改，故河之为败自此始。自是之后，言治河者尤众，有欲索故迹而穿之，许商、解光之说是也； 有欲出之胡中，齐人延年之说是也；有以为天事可勿理者，田蚡、谷永之说是也…… 凡此数者各乖异。[15]

    又如晁补之言：“今考之，武帝时至于王莽，言河利害大槩十五家：其言非忠而近似者一，其甚疎者一，其不切者一，其害焉者一，其一时或利或害者二，其可行无害者十，而十者之论，其详者曰贾氏。”所潸“甚疎者”则是延年之策，虽有“闳大”之虚誉，实有“归于狂悖”之确证，理由则是“且有天地则有此河，其行流有域，禹不能改，而延年欲改之，此甚疎者一也”。[16]

    北宋初年，由于与契丹人相持于黄河下游流域，黄河为患，于北宋与契丹皆可为灾，特别是黄河决口北流，于契丹更是为患。因此，在宋人诸多治河方略中，虽然没有人主动提岀决河注契丹之说，[17]但河决于北，毕竟更不利于契丹。特别是庆历八年（1048年）, “黄河于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北），河道自大名而北，经恩冀诸州，夺水济渠自乾宁军（河北青县）入海。嘉祐五年（1060年），黄河又自大名恩州之间的魏县决口中，东向德、沧，于无棣入海，河道分为二股。”[18]

    黄河自商胡决后，宋廷就因治河引发所谓“北流”与“东流”之争。[19]主张“北流”者反对堵塞商胡决口，听任黄河北流；而持“东流”者主张堵塞商胡决口，开六塔河，使黄河回归故道东流。但由于嘉祐元年（1056年）堵塞商胡决口失败，主持其议者获罪，持“东流” 者更加势微，群臣鲜有主张“回河故道”。元祐二年（1087年），苏辙曾引嘉祐年间事说中书侍郎吕大防勿主“回河故道”时说：“河决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今不因其旧而修其未至，乃欲取而回之，其为力也难，而为责也重，是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20]《宋史》卷337《范镇传附从子百禄》录其事更详，都水王孝先议回河故道，大防意向之，命百禄行视。百禄以东流高仰，而河势顺下，不可回，即驰奏所以然之状，且取神宗诏令勿塞故道者并上之。大防犹谓：“大河东流，中国之险限。今塘泺既坏，界河淤浅，河且北注矣。”百禄言：“塘泺有限寇之名，无御寇之实。借使河徙而北，敌始有下流之忧，乃吾之利也。先帝明诏具在，奈何妄动摇之。”乃止。

    范百禄阻吕大防等议“回河故道”，事在哲宗元祐年间(1086 -1093)，除以“先帝明诏”作为有力武器外，并针对吕大防等人恐“河且北注”，引发与契丹争端之忧虑，明确表示如果黄河北流，只是敌国之忧而于己为利，完全没有必要考虑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回河故道”。

    如果说范百禄为阻“回河故道”尚需借助“先帝明诏”，至于“河徙而北”，为患契丹只是无法避免的后果外，其子范祖禹之议则更为直白，径引齐人延年之说反对“回河故道”, 主张河决塞南不塞北，甚乃冀希黄河决入北界，遗祸契丹：

    熙宁中，河决曹村，东南注巨野，与汉武帝时瓠子正同。河决而南不可不塞，故大兴人徒塞之……河决而北，遂不复闭，盖幸其北去，无南决逼近都邑之患，而河薄西山，稍近禹之故道，李垂、孙民先尝欲导河使之北流，当时议者但以功费太大，力不能为而已。今河自行其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今设使河入北界，此乃天送祸于契丹也。彼河入百里则失百里之地，入二百里则失二百里之地。河之所在，国之灾也，何利于我而必欲专之？议者又以为恐敌渡河入寇，此又私忧过计也。今河上流自西夏经北敌乃入中国，自古未有匈奴以舟师入冠者也，况其居下流乎？若北敌能以舟檝与中国校胜，此则书契以来未之闻也。[21]

     军事上无法战胜契丹，与其签订“澶渊之盟”而又心余不甘，故有借治河“北流”、“东流”之争，冀希望于黄河自然决口北流，“天送祸于契丹”，尽管申引齐人延年之说以为证, 其“弱者”心态颇堪玩味。

     然至南宋之时，与契丹之宿怨早已不复存在，移居江南的南宋朝廷亦不需为北边黄河决堵再伤脑筋，事过境迁，反而易用平常之心评议延年之议：

     汉武帝时，齐人延年言河出昆端，逾中国，注渤海，是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可案地图，开大河上岭，出之湖中。如此则关中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延年之言与白圭之见无异。夫弱水、黑水，本是塞外之水。禹既决之于塞外，犹必为之顺而导之，以归于流沙、南海，然后其心安焉。河流本为中国之患，岂可以中国之患而决之于夷狄哉。本国景德澶渊之役，北虏请和，既巳退师，议者请进兵袭击之，真宗皇帝曰：“契丹幽蓟皆吾民也，何以多杀为？”大哉！圣人之言，与禹之心若合符契矣。[22]

     然而，齐人延年之设想毕竟以其“闳大”易于引发人们之遐想：

     陈虬光绪年间幕游东省，见治河无效，乃进三策。大旨谓循北干大界水之旧，顺地脉而循天纪，是为上策。引河出河套而北徙，于是蒙古荒漠之地顿致富强，东南罹祸之区可庆安澜，是为中策。河源广设水闸，以杀上游水势，而缓下游之流，是为下策。[23]

     陈虬所献之“中策”，简直就是齐人延年决河出“胡中”之翻版，可是目的却截然相反, 尽管这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方案，但以富强蒙古荒漠的良好愿望，为争议颇多的延年之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注释：

[1] 《汉书》卷29《沟洫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686页。齐人延年，颜师古注：“史不得其姓。”

[2] 作为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重要助手范祖禹在《论回河状》文中曾提及齐人延年决河注胡中事（详见下文），显然这一史实为宋人所熟知，而《资治通鉴》不采，恐与所谓《资治通鉴》编纂原则，即所谓“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不副之故。参见《资治通鉴序》，中华书局，1957年，第33 页。

[3] 所谓“方事匈奴,兴功利，言便宜者甚众”，这是武帝时期常见之语，所表示的时间概念并不十分明确。如《汉书・卜式传》载：“时汉方事匈奴，式上书，愿输家财半助边。”事在元朔年间（公元前128 -公元前123）《汉书・董仲舒传》载，“是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董仲舒说上曰 ……”。则事在武帝初年。

[4] 参见林甘泉先生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第3章第4节《汉代的治黄理论》：延年 “上书建议在黄河上游处改变河流的方向，使河道从匈奴地区流过……这个设想十分大胆，但是以当时的生产水平，完成这样的工程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178页。

[5] 关于“北河”，请参见谭其骧先生《北河》一文，载《长水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331 -333。

[6] 岑仲勉：《黄河变迁史》第6节《两汉的黄河》4《齐人延年献河出胡中策》，中华书局，2004年,第260页。至于延年“开大河上领”之说，则不在岑先生讨论的范围之内。

[7] 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什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2页。

[8] 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第9编《治理篇管见》，黄河水利出版社2002年，第834 - 835 页。

[9] 以上所引均见《汉书·沟池志》。

[10] 《汉书·匈奴传》班固“赞”。

[11] 参见《汉书·韩安国传》及《匈奴传》。

[12] 《汉书·郊祀志》引谷永语。

[13] 新莽时，由于王莽挑起匈奴事端,相类之事再现，甚至更为荒唐。《汉书·王莽传》载，王莽“博募有奇技术可以攻匈奴者，将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万数：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连马接骑，济百万师；或言不持斗粮，服食药物，三军不饥；或言能飞，一日千里，可窥匈奴。莽辄试之，取大鸟翮为两翼，头与身皆着毛，通引环纽，飞数百步堕。”

[14]《汉书·汲黯传》。

[15] 曾巩:《元丰类稿》卷49《本朝政要策·黄河》，四库全书本。

[16] 晁补之:《鸡肋集》卷26《河议》，四库全书本。

[17] 下引范祖禹《论回河状》虽有李垂、孙民先欲导河北流，遗祸契丹事撚是在“复禹旧迹”的旗号 进行，与齐人延年完全无视“禹迹”的行为还是有所不同。另可参见李惫：《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16, “哲宗元祐三年十一月甲辰”条引“户部侍郎苏辙言”，四库全书本。

[18] 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上），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88页。

[19] 关于北宋治河“北流”与“东流”之争论，史学界研究甚多。本文仅就与齐人延年献策事有关部分进行讨论，并不涉及其他争论。

[20] 《宋史》卷355《苏辙传》。

[21] 范祖禹：《范太史集》卷16《论回河状》，四库全书本。

[22] 林之奇：《尚书全解》卷10《导黒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条，四库全书本。

[23] 茅乃文：《图书馆学季刊》第13卷第3期，第451页。转引自岑仲勉《黄河变迁史》第6节《两汉的黄河》4《齐人延年献河出胡中策》，第260页。

此文摘自《秦汉研究》 2007  页码：100-106  

作者单位：《历史研究》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