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四年前，本小组转发过潘诺夫斯基《哥特式建筑与经院哲学》的中译文，译者是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陈平老师。那篇译文原刊于《新美术》2011年第3期。潘诺夫斯基著作成为公版书后，陈老师重新翻译了旧文。新的译文最近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们经出版社同意，从中摘出中译者前言的最后几段、布鲁诺所写的序言和潘诺夫斯基正文的前两章等部分内容，与大家一起分享。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正文，陈平老师特地以译注的形式对本书中的建筑术语作了解释。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凡正文中标有星号的名词术语，请参见该段正文后插入的译注，而潘氏的原注，仍排在全文之后。

商务印书馆授权转发

中译者前言

本书是笔者十年前根据美国修道院出版社［The Archabbey Press］1951年版讲座单行本译出，由于潘氏著作的版权殊难取得，联络数年无果，只得将译稿压在箱底至今（正文部分曾发表于《新美术》杂志）。今潘氏著作版权已然进入公有领域，感谢丛书主编范景中先生和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总编辑鲍静静女士将此稿纳入“何香凝美术馆·艺术史名著译丛”出版。以上译者前言也是当年撰写的，此次发稿未做改动，而正文部分则进行了重译和反复校对。

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此书的阅读可能存在相当难度，主要是因为涉及众多经院哲学家以及建筑学术语。关于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与神学家的生平与思想，本译本未给出注释，读者可参阅唐逸先生的《理性与信仰》一书；关于哥特式建筑术语，则以脚注的形式做了简短的解释，希望能对理解原文有所助益。为便于查阅，书后编制了人名与建筑术语《译名对照表》。

谨记。

陈平

2020年4月于上海大学

序言

1948年12月，潘诺夫斯基在圣味增爵学院［Saint Vincent College］发表了第二年度温默讲座。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系列讲座，始于1947年，首位演讲者是哈佛大学的肯尼斯·科南特。举办这个系列讲座，是为了纪念圣味增爵大修道院奠基人博尼法斯·温默（1809—1887年）。24年来，在每年的12月8日是温默的祭日这一天或前后，像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和埃利斯阁下［Monsignor John Tracy Ellis］这样的学者便前来发表温默讲座。每次讲座都出版一本册子，这已成惯例。美国圣经考古学家协会会长奥尔布赖特［William Foxwell Albright］、英国最优秀的历史学家道森［Christopher Dawson］，也都曾做过温默讲座。奥尔布赖特对自己的讲稿做了扩充，并收入他的论文集《历史、考古学和基督教人文主义》［History, Archaeology, and Christian Humanism］（1964年）一书。道森修订了准备出版的讲座稿，但不幸辞世，所以他的讲座稿仍是打印稿。潘诺夫斯基的讲座自1951年出版以来，已译成多种语言，此次是英文版的重印。

潘诺夫斯基1892年出生于德国汉诺威，先后求学于柏林、慕尼黑和弗赖堡，于1914年在弗赖堡获得博士学位。在1921至1933年间，他任教于新成立的汉堡大学，在那里他因追求学术完美和机智幽默而闻名。他曾在自撰的墓志铭中戏言：“他憎恨小孩、园艺和鸟类；但热爱少数成年人、所有的狗和语词。”［He hated babies, gardening, and birds; But loved a few adults, all dogs, and words.］他常说，小孩应从眼前消失，直到他们能读拉丁文。潘诺夫斯基撰写了关于丢勒［Albrecht Dürer］和莱奥纳尔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学术著作，不时还研究电影艺术。他是一个电影迷，他关于基顿［Buster Keaton］和其他早期艺术大师的论文，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此外，潘诺夫斯基沉溺于凶杀之谜，其证据可以在他的温默讲座中见出。

1931年秋季学期，潘诺夫斯基执教于纽约大学。1933年，希特勒成立了军事化的社会主义政府，潘诺夫斯基接到了一封来自德国的电报，通知他在汉堡大学的教职已被革除。德国的所有犹太学者都被解除了职务。两年后，潘氏接受了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职位，他成了该院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等移民学者的同事。

潘诺夫斯基在圣味增爵学院发表演讲时，已是普林斯顿一位令人尊敬的人物，刚从哈佛讲学一年返回。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的荣誉接踵而来。他的学友们为他编了两卷本的纪念文集［festschrift］，世界各地的大学，从乌普萨拉［Uppsala］到哥伦比亚［Columbia］，纷纷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他被选为美国哲学协会会员，被任命为美国中世纪学会的通讯会员。从高级研究院退休之后，他再次任教于纽约大学，执掌莫尔斯［Samuel F. B. Morse］艺术人文教授席位。1968年3月，他在普林斯顿去世，两周之后便是他的76岁生日。1993年10月，高级研究院召开了一个座谈会，纪念他一百周年诞辰。

潘诺夫斯基的温默讲座《哥特式建筑与经院哲学》填补了中世纪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他对自己的成果感到沮丧，但同事们却兴高采烈。他在前言中说，“眼下这另一次将哥特式建筑与经院哲学联系起来的没有把握的尝试，必定会招来美术史家和哲学家质疑的目光”。

人们或许会问，这份发表于一所小型人文学院的访问讲座稿，为何会以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持续刊行半个多世纪？人们完全可以问这是为什么？毕竟，人类持续不断的努力——一幅圣像画、一座主教堂、一个观点——深深吸引着潘诺夫斯基。他的《哥特式建筑与经院哲学》要言不烦、精辟深刻，成了中世纪研究的标准著作。他看出了贯穿各个历史时期的统一图式，在这里他追溯中世纪的思想与设计、建筑与哲学的交织线索，他看到了源自人类灵与肉的种种关联，艺术与观念交织在一起。他坚信，在经院哲学论战的黄金时代，考察哥特式风格是很有意思的。其他学者曾看出了这层关系、这种整体性，但没有人能像他这样表述得如此清澈而简洁。

古典学者皆可明察，哲学与文学主要因本笃会僧侣的著作得以幸存下来。潘诺夫斯基指出：“经院哲学运动是以本笃会的学术为基础的，由朗弗朗和贝克的安瑟伦发起，多明我会［Dominicans］和方济各会［Franciscans］继续将它推向前进并使之结出硕果。哥特式风格也是如此，它准备于本笃会修道院中，由圣德尼修道院的叙热发其端，在巴黎这座伟大城市的各教堂中达到了顶峰。”在味增爵岛，潘诺夫斯基遇见了这样一座本笃会修道院，它的创建者博尼法斯·温默来自巴伐利亚，他满怀理想主义，教导他的那些无论是否授了圣职的僧侣们：“需要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实用，最后是美观。”这是一个逐步上升的序列，美是至高无上的，而不是实际工程的后期处理。当然，每位僧侣天天都在处理需要、实用和美观的前后关系，背负他的十字架，跟随着基督。潘诺夫斯基的温默讲座，就是一个人对本笃会基督教人文主义遗产所表达的永久敬意。

本笃会修士布鲁诺

［Brother Bruno, O. S. B］[1]

圣味增爵大修道院

[1] 本笃会修士布鲁诺曾在迪金森学院［Dickinson College］学习古典文学，并在圣味增爵神学院［Saint Vincent Seminary］学习过神学，是一名圣味增爵大修道院的本笃会僧侣、美国中世纪学会会员。

哥特式建筑与经院哲学

潘诺夫斯基撰

陈平译

历史学家会不由自主地将他的材料划分为“periods”［各个时期］，《牛津词典》恰如其分地将这个词定义为“历史上可区分的各个部分”。既然可区分，那么每个部分就必定包含某种统一性。如果历史学家想验证这种统一性而不只是做出推测，就必须设法找出诸如艺术、文学、哲学、社会及政治潮流、宗教运动等之类明显不同的现象之间的内在相似性。这种努力值得赞赏的，甚至不可或缺，但也诱导人们去追逐“平行现象”［parallels］，其危险性非常明显。人所能精通的领域相当有限，若想冒险“越出本行”［ultra crepidam］*，就必须依靠那些不完整的、往往是二手的资料。很少有人能抵挡住这样的诱惑，即要么忽略那些非平行发展的线索，要么稍稍使其偏离以至拒绝走平行路线；而且，如果我们弄不清平行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即便是一种真实的平行关系［parallelism］也不能真正令我们满意。因此，眼下这另一次将哥特式建筑与经院哲学联系起来[1] 的没有把握的尝试，必定会招来美术史家和哲学家质疑的目光，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 “越出本行”：此处是意译，ultra crepidam这个拉丁文短语的字面意思是“超出了凉鞋的范围”，完整的拉丁文表述为“Sutor, ne ultra crepidam”［鞋匠，请不要超出凉鞋的范围］。此语用来警告人们不要超越自己的知识范围而妄加评论，典出老普林尼《博物志》（XXXV，85），说有一个鞋匠找到名画家阿佩莱斯，指出他画的人物穿的凉鞋不对，阿佩莱斯随即做了修改。鞋匠得寸进尺，开始挑起了画中其他毛病来。这时阿佩莱斯奉告他，一个鞋匠不应对鞋子以外的事情妄加评判。——译注

在哥特式建筑与经院哲学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相似性这一点暂且不论，它们还发生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这纯粹的事实明摆着，很难说是出于偶然。这种一致性不容否定，以至研究中世纪哲学的历史学家不受隐秘思虑的左右，径直采用与美术史家完全相同的方式对他们的材料进行分期。

一

爱尔兰人约翰［John the Scot］（约810—877年）* 的哲学现象就相当于加洛林艺术复兴，两者同样辉煌，同样出人意料，而且所具备的潜在能量同样很晚才为世人所认知。这两个领域都经历了大约一百年的酝酿,接下来在艺术方面，罗马式艺术呈现出多样化的、相互对立的发展局面，从希尔绍学派［Hirsau school］质朴的平面风格、诺曼底与英格兰严谨的结构主义*，到法国南部与意大利的丰富多彩的原始古典主义［proto-classicism］；在神学与哲学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多元思潮：从毫不妥协的唯信仰论（达米安［Peter Damian］、洛唐巴克的马尼戈［Manegold of Lautenbach］，最后还有圣贝尔纳［St. Bernard］）以及毫不妥协的理性主义（图尔的贝伦加［Berengar of Tours］、洛色林［Roscellinus］），到拉瓦尔丹的希尔德贝特［Hildebert of Lavardin］、雷恩的马尔博［Marbod of Rennes］以及沙特尔学派的原始人文主义［proto-humanism］。

* 爱尔兰人约翰：又称John Scotus Eriugena，即约翰·司各特·伊利金纳。在本书中出现的中世纪哲学家与神学家的译名，大抵参照了唐逸先生《理性与信仰》一书中的译名，关于这些学者的生平、哲学思想与神学理论，读者亦可参看此书，不再一一注释。——译注

* 希尔绍学派：指德国希尔绍修道院及其教堂的早期罗马式风格，受到克吕尼风格的影响。该修道院始建于9世纪上半叶，成为本笃会改革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学术中心，长达150年之久，后毁于10世纪末。诺曼底与英格兰严谨的结构主义：指在10世纪初建立的诺曼底公国境内以及随着1066年征服之后在英格兰建造的为数众多的大型罗马式建筑，其复杂的平面布局、室内的拱顶结构和西端高耸的塔楼等，直接受到克吕尼本笃会教堂建筑的影响，也预示着后来哥特式建筑的发展。——译注

朗弗朗［Lanfranc］和贝克的安瑟伦［Anselm of Bec］（前者于1089年去世，后者于1109年去世）做出了勇敢的尝试，他们在解决理性与信仰之间矛盾的基本原理尚未被探讨并制定出来的情况下，就想平息这两者之间的冲突。这项探讨和制定工作最早是由吉尔伯特［Gilbert de la Porrée］（于1154年去世）和阿贝拉［Abelard］（于1142年去世）着手做的。因此，早期经院哲学与早期哥特式建筑均诞生于同一时刻、同一环境中，即它们都诞生于叙热［Suger］的圣德尼大修道院教堂［Saint-Denis］。而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建筑风格（法兰西式建筑［opus Francigenum］）——尽管叙热在提到他的工匠时说，这种风格是由“来自不同国家的众多师傅”带来的，而且很快便发展为真正的国际建筑运动——都源于巴黎周边地区半径不足100英里的范围之内，后来又以这一地区为中心延续了约150年之久。

一般认为，盛期经院哲学肇始于12、13世纪之交，这恰恰是盛期哥特式体系在沙特尔［Chartres］和苏瓦松［Soissons］取得最初胜利的时期。在圣路易［St. Louis］统治时期（1226—1270年），这两个领域都达到了“古典的”［classic］* 或高潮的阶段。正是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批盛期经院哲学家，如哈里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Hales］、大阿尔伯特［Albert the Great］、奥弗涅的威廉［William of Auvergne］、圣波纳文图拉［St. Bonaventure］以及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而盛期哥特式建筑师则有洛普［Jean le Loup］、道尔巴斯［Jean d’ Orbais］、卢萨切斯［Robert de Luzarches］、切莱斯［Jean de Chelles］、利贝吉尔［Hugues Libergier］以及蒙泰罗［Pierre de Montereau］。盛期经院哲学与盛期哥特式艺术分别与其早期阶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们的特性具有显著的相似性。

* “古典的”：classic一词在这里是广义用法，指一种公认的完美标准，与“经典的”“卓越的”“典范的”同义，区别于特指欧洲古希腊罗马传统的狭义用法。以下出现的classic High Gothic（古典盛期哥特式）也是如此。在美术史上，任何一种创造活动在经历了早期试验阶段之后达到其最完满的状态，都可称为“古典的”，越过了古典阶段便进入它的“巴洛克”阶段。classic（classical，classicism）的这种广义用法16世纪出现于法国，18世纪在英语中流行起来。——译注

完全可以这么说，沙特尔主教堂西立面上的早期哥特式人像优雅而有生气，与先前罗马式人像有了明显的区别，这反映了表现人物心理的兴趣在沉睡了若干世纪之后复活了。[2] 但这种心理刻画依然是以圣经的（以及奥古斯丁的）两分为基础：“生命气息”［breath of life］与“世间尘土”［dust of the ground］。在兰斯［Reims］和亚眠［Amiens］、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和瑙姆堡［Naumburg］，盛期哥特式雕像更加栩栩如生，尽管还不是肖像；盛期哥特式的动植物装饰也有了自然的表现，尽管还不是自然主义表现。这些都向世人宣告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取得了胜利。人类的灵魂在过去被认为是不朽的，现在被看作是构成并统一肉体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其中的一个独立实体。人们认为一株植物就是作为植物而存在，而不是对植物之理念的拷贝。人们相信，上帝的存在是可以由其创造物所证明的，而不是不证自明的。[3]

在形式结构方面，盛期经院哲学的“大全”［Summa］也不同于11、12世纪那些不完整的、缺少严密结构的，更谈不上完整统一的百科全书和箴言书［Libri Sententiarum］，正如盛期哥特式风格不同于它的祖先。实际上，“大全”这个词（最初被法学家用作书名）指的是“简短的摘要”［brief compendium］（如默伦的罗伯特［Robert of Melun］于1150年将该词定义为“逐条的简短总结”［singulorum brevis comprehensio］或“短言集”［compendiosa collectio］）。这一含义直到12世纪最后几年才改变，指一种既详尽又系统的陈述，从“概要”变成了我们所了解的大全。[4] 这种新型大全最早的成熟样本是哈里的亚历山大编撰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说它“沉重到一匹马才驮得动”。该书的编撰工作始于1231年，就在这一年，蒙泰罗开始建造圣德尼教堂的新中堂［nave］。

圣路易于1270年去世（如果我们乐意，还可以提一下圣波纳文图拉和圣托马斯是在1274年去世的），此后的五六十年便是哲学史家所谓的盛期经院哲学的终结阶段，以及美术史家所说的盛期哥特式的终结阶段。在此阶段，各种发展无论多么重要，只是在现存体系渐渐解体中显现出来的，还不是根本的立场转变。无论在精神生活还是艺术生活领域中——也包括音乐，1170年左右音乐界是由巴黎圣母院学派所主导的——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去中心化的趋势逐渐发展起来。创造性的冲动从中心移向周边地区：移向法国南部、意大利、德语国家和英格兰。英格兰在13世纪就已表现出一种走向光荣孤立的倾向了。[5]

可以觉察到，人们对于在托马斯·阿奎那著作中业已赢得胜利的理性拥有至高无上之综合力量的信念已逐渐减弱，这就导致在“古典”阶段被压制住的某些思潮复活了——这当然是在完全不同层面上的复活——“大全”再次被无系统的、雄心勃勃的著述类型所取代。前经院时期的奥古斯丁主义（除其他主张之外，还声称意志独立于理智）复活了，它十分活跃，与托马斯相对抗。在托马斯去世三年后，他的反奥古斯丁理论遭到了严厉的谴责。同样，“古典”阶段的主教堂形制被抛弃了，转而青睐于另一些无完整体系的、往往略带古风的建筑方案；而在造型艺术领域，我们也可以看出一种复兴前哥特式的趋势，追求抽象的与线性的效果。

“古典”的盛期经院哲学理论，要么僵化为学派的传统，要么在通俗散文中庸俗化了，如《国王概论》［Somme-le-Roy］（1279年）和拉蒂尼［Brunetto Latini］的《宝藏集》［Tesoretto］；要么被精致化、微妙化到最大限度（这一时期最伟大的代表邓司·司各特［Duns Scotus］，于1308年去世，他的绰号叫作“精微博士”［Doctor Subtilis］，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同样，“古典”的盛期哥特式要么变成了德希奥［Dehio］所说的教条，要么被删减和简化（特别是在托钵修会中）；要么被精致化和复杂化，变成了斯特拉斯堡主教堂的竖琴式设计、弗赖堡［Freiburg］主教堂上的刺绣式装饰，以及霍顿［Hawton］主教堂或林肯［Lincoln］主教堂上流畅的窗花格［tracery］*。但直到这一时期结束时才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这一变化到14世纪中叶才彻底地、普遍地生效。在哲学史上，一般认为盛期经院哲学向晚期的转变发生在1340年，那时，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的理论已取得了如此大的进展，以至必定会遭到谴责。

* 窗花格：tracery指哥特式窗户上以纤细石条拼镶而成以镶嵌玻璃的花格，如果用于墙壁上则为blind tracery［实心窗花格］。从罗马式向哥特式发展的过程中，建筑墙体越来越薄，窗户越来越大，引发了窗花格的创造与革新。窗花格有两种类型，一种是plate tracery［板式花窗格］，造型较为简单，其外形如从一块石板上切割下来，故名。（图36）13世纪初之后出现了更精致的bar tracery［棂式窗花格］，纤细的石棂花格以灰浆和金属销拼装而成，具有透雕效果。（图34、35）下文潘氏提到的玫瑰花窗［rose window］是哥特式建筑上最精美的窗花格构件。圆窗起源较早，但该术语出现于17世纪之后，源于玫瑰花的英文名。——译注

图36 兰斯主教堂，中堂窗户，约设计于1211年

图34 兰斯，圣尼凯斯教堂（已毁），西立面，约1230—1263 年；玫瑰花窗约修复于1550年（根据N. 德·松的一幅雕刻铜版画复制）

图35 兰斯，圣尼凯斯教堂（已毁），

西立面玫瑰花窗（部分修复）

到此时，盛期经院哲学的能量要么被导入诗歌，并通过卡瓦尔坎蒂［Guido Cavalcanti］、但丁［Dante］和彼得拉克［Petrarch］最终被导入人文主义；要么通过埃克哈特大师［Master Eckhart］及其追随者被导入反理性的神秘主义。此外，僵化的托马斯派［Thomists］和司各特派［Scotists］继续存在着，一如学院派绘画幸存下来，一直存活到马奈［Manet］之后。只要哲学依然是严格意义上的经院哲学，它便具有变成不可知论的倾向。且不说阿威罗伊派［Averroists］——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孤立——这一局面发生于一场强有力的运动之中，后来的学者恰当地称这场运动为“现代”运动，它始于奥雷奥勒斯［Peter Aureolus］（约1280—1323年），到奥卡姆的威廉（约1295—1349/1350年）臻于成熟：即批判的唯名论（“批判的”与“教条的”相对，前经院哲学的唯名论与洛色林的名字相联系，显然已僵死了近两百年）。唯名论者［nominalist］甚至与亚里士多德派［Aristotelian］形成了对照，他们否认普遍性是实际存在的，认为只有特殊的东西才真实存在。所以盛期经院学者的梦魇，即个体化原理［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的难题便烟消云散了。根据这条原理，普遍的猫具体化为无数只特殊的猫。正如奥雷奥勒斯所说，“每个事物仅凭其自身便是独特的个体，且与其他任何事物无涉”（omnis res est se ipsa singularis et per nihil aliud）。

另一方面，经验主义的永恒两难再次出现了：由于实在［reality］的特性只属于那种由直觉认知［notitia intuitiva］才能把握的东西，也就是说，属于由感官直接感知的特殊“事物”，属于通过内心体验直接知晓的特定的精神状态或行为（快乐、悲伤、情愿等等），所以一切实在的东西，即物质客体的世界和精神过程的世界，都不可能是理性的；而一切理性的东西，即通过抽象认知［notitia abstractiva］从这两个世界中提取出的概念，都不可能是实在的。所以，一切形而上学问题和神学问题——包括上帝的存在，灵魂不灭，甚至因果关系（至少在一个人那里，即欧特尔库的尼古拉［Nicholas of Autrecourt］）——都只能从或然性［probability］角度来讨论。[6]

这些新思潮的共同特点当然就是主观主义［subjectivism］——诗人和人文主义者持有审美主观主义［aesthetic subjectivism］，神秘主义者持有宗教主观主义［religious subjectivism］，唯名论者则持有认识论主观主义［epistemological subjectivism］。实际上，神秘主义［mysticism］和唯名论［nominalism］这两个极端，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个相反方面而已，它们都切断了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纽带。但陶勒［Tauler］、苏索［Suso］和吕斯布鲁克的约翰［John of Ruysbroeck］那代人的神秘主义，比埃克哈特大师那代人更明显地脱离了经院哲学，其目的是要维持宗教情感的完整性，而唯名论则力求保持理性思维和经验观察的完整性（奥卡姆明确谴责任何使“逻辑学、物理学和文法”服从于神学控制的企图都是“轻率的”）。

神秘主义和唯名论都使个体返回到个人感觉与心理体验的资源。直觉［intuitus］是埃克哈特和奥卡姆爱用的词，也是他们的中心概念。但是，神秘主义者依靠他的感官作为视觉图像和情感刺激因素的供应者，而唯名论者则依靠感官作为实在的传送者。神秘主义者的直觉关注于统一性，超越了人与神的界限，甚至超越了三位一体中各个位的区别；而唯名论者的直觉关注的是特殊事物和精神过程的多样性。神秘主义和唯名论最终都取消了有限与无限之间的界线。但是，神秘主义者要将自我无限化，因为他相信人类的灵魂会自行消融于上帝之中；而唯名论者要将物质世界无限化，因为他在关于无限物质宇宙的观念中看不出有什么逻辑上的矛盾，不再接受神学上的异议。14世纪的唯名论学派预示了哥白尼的日心说、笛卡尔的几何分析、伽利略和牛顿的力学，也就不奇怪了。

同样，晚期哥特式分裂成各种不同的风格，反映了地区的与意识形态的差别。但在视觉领域，也有一种主观主义将这种多样性统一起来，和我们在精神生活领域中看到的情形一样。这种主观主义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以透视法来诠释空间，它发端于乔托［Giotto］和杜乔［Duccio］，在1330至1340年间开始被广为接受。透视法将物质性的绘画或素描表面重新定义为非物质性的投影面——无论刚开始时处理得如何不完美——不仅记录下了所见之物，也记录了在特殊条件下观看事物的方式。借用奥卡姆的话来说，它记录了从主体到客体的当下直觉，因此为现代“自然主义”开辟了道路，并为“无限”这一概念赋予了视觉表现。因为，透视灭点只能被定义为“平行线相交之点的投影”［the projection of the point in which parallels intersect］。

我们只是将透视看作一种平面艺术的技巧，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种新的观看方式，或更确切地说，这种涉及视觉过程的设计方法，必定会使其他艺术样式也发生变化。雕塑家和建筑师也开始更多地根据某种综合性的“图画空间”［picture space］而非孤立的实体，来想象自己塑造的各种形体，尽管这种“图画空间”是在观者眼中生成的，而不是在一种预制投影中呈现给他的。三维媒介似乎也为人们的图画体验提供了材料。晚期哥特式的所有雕塑都是如此——即便这种图画原理的实施还没有达到斯吕特［Claus Sluter］设计的尚普莫尔修道院［Champmol］舞台式大门雕刻的水平，那是15世纪典型的“雕刻祭坛”［Schnitzaltar］；或达到那些漂亮人物的效果，他们或抬头仰望小尖塔，或凭栏向下张望。英格兰的“垂直式”建筑［“Perpendicular” architecture］*，以及德语国家新型的厅堂式教堂［hall church］和半厅堂式教堂［semi-hall church］ *，情况也是如此。

* “垂直式”建筑：垂直式是英国哥特式建筑最发达的阶段（传统上英国哥特式建筑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早期阶段，约1180—1275年；装饰式阶段，约1275—1380年；垂直式阶段，约1380—1520年）。垂直式建筑的主要特点是教堂建得更高，强调垂直线条，玻璃窗更大，支撑构件几乎仅限于墩柱，其晚期代表性作品有威斯敏斯特大修道院圣母礼拜堂以及剑桥国王学院礼拜堂等。——译注

* 厅堂式教堂和半厅堂式教堂：欧洲教堂的一种型制，与传统巴西利卡式教堂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堂和两边侧堂的高度相等或相近，统一于一个屋顶之下，通过墙壁上的窗户采光。此种形制出现于罗马式时期，流行于晚期哥特式时期，在德国威斯特伐尼亚和上萨克森地区尤为常见（图9）。——译注

图9 皮尔纳（萨克森），马利亚教堂，室内景，

始建于1502年

这一切可以用来说明以下种种革新，这些革新可以说是反映了唯名论的经验主义与特殊主义的精神：强调风俗特色的风景和室内景；独立自主的、完全个性化的肖像，这种肖像将模特儿表现为奥雷奥勒斯所说的“就其自身而言是个别的，而非其他任何人”，似乎早先的画像只是将司各特所谓的“个性”［haecceitas］叠加到一幅依然是类型化的图像上。此外，这一切还可以说明那些通常与神秘主义相关联的新型祈祷像［Andachtsbilder］：圣母怜子［Pietà］、依偎在主胸前的圣约翰［St. John on the Bosom of the Lord］、悲伤的男人［Man of Sorrows］、葡萄榨汁机中的基督［Christ in the Winepress］等等。“祈祷像”这个术语可转译为“供人们移情神入的礼拜像”，其自身的“自然主义的”特色与我们已提到的肖像、风景和室内景相比毫不逊色，往往写实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肖像、风景和室内景使观者看到了上帝创造力的无限多样和无所不能，从而产生一种无限的感觉，而祈祷像则使观者的身心沉浸于上帝本身无边无际的怀抱中，从而产生无限感。这再一次证明唯名论者和神秘主义者是两极会通［les extrêmes qui se touchent］。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些表面上水火不容的思潮在14世纪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相互渗透，为了那个辉煌的时刻，在那些伟大的佛兰德斯人的绘画中融合起来，正如这些思潮在赞赏佛兰德斯绘画的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的哲学中相融合一样。尼古拉和维登［Roger van der Weyden］死于同一年。

二

在我看来，在这个惊人的同步“密集”发展阶段，即从1130—1140年至1270年前后这段时期，我们可以观察到哥特式艺术与经院哲学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比“平行关系”更为具体，比那些博学之士对画家、雕塑家或建筑师的个别的（且十分重要的）“影响”来得更加普遍。这种关联不仅是一种平行关系，相反，我心里想到的是一种真正的因果关系。但与个别影响大不相同的是，这种因果关系是因传播而不是直接碰撞形成的，是由某种东西的扩散形成的，这种东西尚无更恰当的术语，姑且称作“精神习性”［mental habit］——将这个被滥用的套话还原为精确的经院表述，即一条“赋予行为以秩序的原理”［principium importans ordinem ad actum］[7]。这种精神习性在每一种文化中都发挥着作用。所有现代的历史写作都渗透着进化的观念（关于这一观念的发展，迄今为止所做的研究仍是不充分的，需要做更多的研究，而且现在似乎进入了一个关键的阶段）。我们大家都不精通生物化学或精神分析，却在不费吹灰之力地大谈维生素缺乏症、过敏、恋母情结和自卑情结。

要想从众多促使习性养成的力量中找出一种来，并推测出它的传播渠道，往往很难，或者说是不可能的。不过，从1130—1140年到1270年前后这段时间以及“巴黎周边100英里范围”则是一个例外。在这个小小范围内，经院哲学垄断了教育。大体而言，智性训练从修道院学校转移到设在城市而非乡村的机构中，它们是世界性的而非地区性的，而且可以说是半基督教性质的：知识的传授转向了主教堂的学校、大学和新托钵修会的书斋［studia］中——它们绝大多数是13世纪的产物——其成员在大学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经院哲学运动以本笃会的学术为基础，由朗弗朗和贝克的安瑟伦发起，多明我会［Dominicans］和方济各会［Franciscans］继续将它向前推进并使之结出硕果。哥特式风格也是如此，它准备于本笃会修道院中，由圣德尼修道院的叙热发其端，在巴黎这座伟大城市的各教堂中达到了顶峰。建筑史上最伟大的作品名称，在罗马式时期属于本笃会的大修道院［abbeys］*之名，在盛期哥特式时期属于主教堂［cathedrals］之名，在晚期哥特式时期则属于教区教堂［parish churches］之名，这是很有意思的。*

* 大修道院：abbey指独立于世俗社会的大型宗教修行社区及其建筑群，它是西方修道院的一个类型，由修道院长［abbot或abbess］管理，经济上自给自足。为了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monastery［修道院］，译为“大修道院”。——译注

* 主教堂、教区教堂：在西方教堂中，主教堂［cathedral］特指设有cathedra［主教座］的教堂，也有译为“主教座堂”的。现在有许多书里将此术语译成“大教堂”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与建筑规模的大小没有直接关系，译名应体现这类教堂的性质。主教堂是一个主教管区的宗教活动中心，具有此种功能的建筑物出现在古罗马晚期，但真正意义上的主教堂则是在12世纪随着欧洲各中心城市和市民生活的兴起发展起来的，与修道院教堂有着显著的区别。教区教堂［parish church］则是一个教区的宗教活动中心，规模较小，与当地社区生活的联系更为紧密，甚至允许开展一些非宗教性的活动。绝大部分的主教堂与教区教堂都是12—15世纪兴建或改建的，所以潘氏才说在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建筑作品中，主教堂是盛期哥特式风格的代表，教区教堂则是晚期哥特式风格的代表。——译注

哥特式建筑的建造者们不太可能去读吉尔伯特或托马斯·阿奎那的原著，但他们通过其他数不清的渠道接受了经院哲学观点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个事实，即他们手头的工作自然而然地使他们与制订礼仪和图像志方案的人发生工作上的联系。他们上过学，听过布道，也会去听公开的答辩［disputationes de quolibet］，这种活动对当时人们所能想到的一切问题进行讨论，已发展成一种社会事件，类似于我们的歌剧、音乐会或公开演讲；[8] 他们还可以在其他场合下与学者进行有益的接触。那时，自然科学、人文学科甚至数学，都没有发展出特别深奥的方法和专有名词，这就使得整个人类知识仍处于普通的、非专业化的范围之内；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整个社会体系发生了飞速的变化，走向城市的专业分工，但后来的行会和“建筑工房”［Bauhütten］* 体系在那时还尚未成形，这就为教士与俗人、诗人与律师、学者与工匠相对平等地交流提供了见面的缘由。那时还出现了住在城里的专业出版商（stationarius，我们的“书商”［stationer］一词即由此而来），他们多少受到某所大学的严格监管，雇用抄写员生产大宗［en masse］手抄本。他们的合作者有书商（1170年前后有文献提及）、图书租借商、书籍装订师和书籍装饰家（到13世纪末书籍装饰家［enlumineurs］在巴黎已占据了整整一条街）；有住在城里的专业画师、雕刻师和珠宝匠；还有住在城里的学者，尽管他们通常是教士，但将生命全部奉献给了写作和教学（因此就有了“scholasticism”和“scholastic”这两个词）；最后还有住在城里的专业建筑师。

* 建筑工房：Bauhütten，德语术语（复数），指哥特式主教堂的石匠作坊，产生于罗马式时期修道士的建筑实践，到哥特式时代尤为发达，在伯尔尼、维也纳、科隆、斯特拉斯堡等地都有著名的建筑工房。随着哥特式的衰落，建筑工房失去了重要性，这一制度终结于18世纪上半叶。当今仍有建筑工房保存下来，由教会基金支持，其主要任务是对石造历史建筑进行维护。——译注

这种专业的建筑师——之所以称为“专业的”是因为他与修道院建筑师截然不同，现代人称后者为“绅士建筑师”［gentleman architect］——是工匠出身，亲自监管工程。这样他就成了见多识广的人，游历广泛，博览群书，享有空前绝后的社会声望。他因机敏能干［propter sagacitatem ingenii］而被不拘一格地选拔出来，领到的薪水令低级教士羡慕不已。他会出现在工地上“拿着一副手套和一根小棍”（virga），向手下发出简短的命令。这命令在法国文学中成了一句口头禅，即当作家要形容某人办事利索并胸有成竹时，就会说：“Par cy me le taille.”［这里你给我去掉。］[9] 在宏大的主教堂“迷宫”之中，他的肖像会和教堂奠基主教的肖像挂在一起。利贝吉尔是建造已毁的兰斯圣尼凯斯教堂［St.-Nicaise in Reims］圣龛的师傅，在1263年去世之后，他的形象被刻成雕像，名垂千古，获得了前所未闻的荣耀。雕像表现了他身披学士袍，怀抱着“他的”教堂模型，这是先前只有王公捐赠人才能享有的特权（图1）。蒙泰罗——堪称世上最讲逻辑性的建筑师——在他的圣日耳曼—德斯普雷斯教堂［St.-Germain-des-Prés］中的墓碑上，被称作“石匠博士”［Doctor Lathomorum］。到1267年，这位建筑师似乎已被人们视为某种经院人士了。

图1 建筑师利贝吉尔（去世于1263年）的墓碑，兰斯主教堂

[1] 要追溯现代文献中对这种平行现象的研究，则需要做一项单独的研究，在这里只需提及莫里［Charles R. Morey］的《中世纪艺术》［Mediarval Art］（纽约，1942年，第255—267页）中的优美篇章足矣。

[2] 参见克勒［W. Koehler］，《西方的拜占庭艺术》［“Byzantine Art in the West”］，载《敦巴顿橡园文集》［Dumbarton Oaks Papers］，第1卷，1941年，第85页及下页。

[3] 参见德沃夏克［M. Dvořák］，《哥特式雕刻与绘画中的理想主义与自然主义》［Idealismus und Naturalismus in der gotischen Skulptur und Malerei］，慕尼黑，1918年（原发表于《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第3辑，第23卷），散见于各处；潘诺夫斯基，《11—13世纪德国造型艺术》［Deutsche Plastik des elften bis dreizehnten Jahrhunderts］，慕尼黑，1924年，第65页及以下诸页。我们很容易看出，基督教当局很难接受这种新的亚里士多德式的观点。巴黎大学直到1215年才承认了1210年巴黎宗教会议的决议案，该案谴责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和《物理学》［Naturalia］（甚至它的删节本）连同那些彻头彻尾的异教徒，如迪南的大卫［David of Dinant］以及阿马里［Amaury de Bène］，他们将上帝与其造物混为一谈。1231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Pope Gregory IX］默认了《形而上学》，但重申了在未对《物理学》中的“错误进行审查删改”的情况下，它仍是禁书。为此目的，他甚至组织了一个班子，但到那时已时过境迁，采取的对策不能奏效了。

[4] compendium一词（原为“秘藏物”“存储物”之意）的含义已经改变，意为“山上的捷径”［compendia montis］，具体指文字的“节略本”（教义摘要［compendium docendi］）。在本书注释3中提到的1210年与1215年的决议案中，summa一词仍是按此含义使用的：“不准阅读亚里士多德关于形而上学和博物学的书，即使是摘要也不行”。据一般推测，现行意义上的第一部《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为库尔松［Robert de Courzon］于1202年所编（未能全部出版），不过普雷沃斯坦［Prévostin］和兰顿［Stephen Langton］（也活跃于巴黎）的《大全》可能还要早10年或15年；参见莱斯内［E. Lesne］的《法国基督教制度史》［Histoire de la propriété ecclésiastique en France］，第5卷（《从8世纪末至12世纪末的学校教育》［Les Ecoles de la fin du VIII^e siècle à la fin du XII^e］），里尔［Lille］，1940年，尤其参见第249、251、676页。

[5] 参见格罗斯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以及夏伊瑞斯伍德［William Shyreswood］的著作。

[6] 关于奥卡姆，参见近期盖卢伊［R. Guelluy］的著作《奥卡姆剃刀原理中的哲学与神学》［Philosophie et Théologie chez Guillaume d’Ockham］，卢万，1947年。关于欧特尔库的尼古拉，参见魏因贝格［J. R. Weinberg］的《欧特尔库的尼古拉，14世纪思想研究》［Nicolaus of Autrecourt, a Study in 14th Century Thought］，普林斯顿，1948年。

[7] 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I－II, qu. 49, art. 3, c。

[8] 伍尔夫［M. de Wulf］，《中世纪哲学史》［History of Mediaeval Philosophy］，英文第3版（梅辛格［E. C. Messenger］译），伦敦，第2卷，1938年，第9页。

[9] “这里你给我去掉。”［Here’s where you cut it for me.］关于这著名短语的谚语式用法（尼古拉斯·德·布里亚尔［Nicolas de Briart］，重印于莫泰特［V. Mortet］和德尚［P. Deschamps］的《建筑史文选》［Recueil de textes relatifs à l’histoire de l’architecture］，巴黎，第2卷，1929年，第290页），参见G. P. ，《罗马尼亚》［Romania］，第18卷，1889年，第288页。

［本文选自欧文·潘诺夫斯基，

《哥特式建筑与经院哲学》，

陈平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4月第1版，

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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