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20年第2期
廿年虞弘夫妇合葬墓研究回顾与展望[1]
——以虞弘族属与鱼国地望为中心
山西太原虞弘夫妇合葬墓发现至今已有廿年，这廿年间学界发表了大量论著，集中讨论了虞弘族属、鱼国地望、石椁图像等问题，众说纷纭，观点各歧。本文回顾梳理了廿年来的学界研究成果，加以归类并作评骘，指出了以往研究中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工作指出方向，特别是在墓志解读、图像识读、发掘史料等方面进行拓展，转换研究视角，展望新的具有总结性的终极性成果。
学界常说的“虞弘墓”，确切地说，应该叫虞弘夫妇合葬墓。二人分别于592、598年先后入葬，墓葬位于今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晋祠镇王郭村，东距汾河不到3公里，西去悬瓮山3公里许。1999年夏，此墓一经发现，便惊动于世，被评为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发现以后廿年间，中外学者围绕虞弘族属、鱼国地望、石椁图像等问题，进行了多方考证与热烈争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尤其是关于前二者，为学界争论之焦点，歧说颇多，至今未获一致性的认识。总的来看，学者们仍然停留在对“鱼国”的猜测性解读上，涉论石椁图像的也仅得出中亚粟特或波斯风格的宽泛结论。如何走出旧的解读模式，实现根本性的突破，彻底解决“鱼国”之谜，亟须从总结学术史、深挖相关信息、转换研究视角等方面入手，庶几才能发现鱼国之秘密，从而破解这道困惑学界长达廿年的历史难题。
历史上，许多民族都有相对固定的居住区域，并深染该区域之文化，打上鲜明的烙印，因此族属与地望具有密切的关联。学界讨论虞弘族属与鱼国地望，也往往一并加以讨论。因此，本文以族属、地望为中心，总结回顾廿年来虞弘夫妇合葬墓的研究成果，兼作评议，并尝试探索新的解读模式，对未来研究提出展望，寻求突破。
关于虞弘的族属，学界无一例外都判断为胡人，但是具体的族属及鱼国的地望，则众说纷纭，意见各异。下面以学者们提出族属的时间先后为序逐一述评。
一 高车说
1999年虞弘夫妇合葬墓发现后，翌年张庆捷、姜伯勤就刊布相关信息并作了初步讨论，指出墓葬图像与西域，特别是与粟特、波斯及祆教有着密切的关系。[2]从第三年起，学界讨论虞弘族属与鱼国地望的论文迅速增多，其中张庆捷提到了虞弘与高车袁纥的关系。高车又称铁勒、敕勒，种类繁杂，分布极广，[JP2]从漠北到西域皆有其部落。有些学者通过对虞弘墓志中的“鱼国”“尉纥驎城”二词进行分析，提出了高车说，然因对“尉纥驎”的语言学分析有异，尽管都认为出自高车，但具体部族却有所不同，甚至有人把鱼国与尉纥驎城从族属上区别开来，认为前者指柔然，后者属高车袁纥部。持高车说者人数不多，但涉及的内容却颇为复杂，兹列作表1于下：
表1 高车说诸家观点
1.高车袁纥部说
2001年，张庆捷在考释虞弘墓志时说，鱼国是西域的一个小国或部落，并且提到“尉纥驎”与高车部族之一的袁纥/韦纥之关系，称“韦纥与尉纥驎前两字读音相近，又都在西域柔然势力范围内，两者是否有联系？或者说，尉纥驎是否是韦纥的一座城呢？鱼国和袁纥有无联系？甚么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研”。[3]不过他只是揭出了这层关系，却未作进一步的探讨。
2004年，杨晓春对虞弘墓志所记史事进行编年考证，推测志文中“弈叶繁昌，派枝西域；倜傥人物，漂注□□”中所缺二字为“北地”，遂将鱼国考定在漠北，虞弘祖父“□奴栖”所任鱼国领民酋长为柔然官职。[4]三年后又撰文考证“鱼国”“尉纥驎城”二词，对于后者，他把“尉纥驎”拆分为“尉纥”“驎”两部分，认为“尉纥”即“韦纥/袁纥/回纥（UyCur）”之另译，省译为“鱼”，把“鱼”当作音译汉字，而非实有其义；“驎”为其后缀。这样，鱼国与尉纥驎城有着共同的来源，鱼国就是韦纥（回纥/袁纥），役属于柔然。他甚至指出，尉纥驎是一操突厥语的部族名，未必真有一城，而是鱼国的牙帐所在地。[5]关于墓志中“漂注□□”中的缺字，若是补作“东夏”，可能比“北地”对仗更工，更为准确；而且，虞弘祖孙三代的名字“□奴栖”“君陁”“莫潘”，具有典型的西域胡风特征，且墓志中提到“派枝西域”，以及石椁浮雕人物皆为高鼻深目、多髭须的西域胡人形象，鱼国当位于西域，而非漠北。
2.高车纥突邻部说
2002年，罗丰指出“所谓鱼国尉纥驎或即突邻之异译，或为与之有关联之相邻部落，'尉’也许即'鱼’雅化后用字，尉纥驎或即鱼纥驎”；“纥驎”即史籍中常见的“贺驎”“纥突邻”，遂提出高车纥突邻部说。他又提到，柔然初主木骨闾曾依附于纥突邻部，认为鱼国与柔然有密切关联，因居住在“水出大鱼之地”而名；虞弘祖上“派枝西域”，是说鱼部族可能随柔然向西扩张而抵达西域，尉纥驎城是柔然在西域修筑的城；虞弘的祖父“□奴栖”担任鱼国领民酋长，该职“大都是北方部族的酋帅，而鲜有西域、中亚之民族”，这与高车纥突邻部位于漠北正相符合。[6]其实，“派枝西域”一语是追溯颛顼、特别是虞舜的一支后裔远赴西域，尽管这只是墓志的一种虚构叙述，但显然不是说柔然时期鱼部族随之西征。关于“尉纥驎城”一词，罗丰、杨晓春的解读完全不同，“尉”或“驎”究竟哪个是前缀或后缀，两人均在猜测。领民酋长也不是必为北方部族之酋帅，《魏书》卷113《官氏志》称“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7]这里说的是“诸方”而非“北方”，可见乌丸也不完全指东胡，而是对诸方来附者的统称，诸方部落的首领称酋长、庶长。参照此，领民酋长自然不必非北方部族之酋帅，来自西域鱼国的酋帅也可称领民酋长。
3.茹茹（柔然）亡国后归魏的高车袁纥部说
2016年，张金龙考察了汉隋间的鱼氏与虞氏，所涉及的鱼（虞）氏人物较为广泛，拓展了虞弘夫妇合葬墓的研究视界。他认为虞弘与虞庆则、鱼俱罗同族，皆出自茹茹统治下的高车袁纥部；鱼豢、鱼遵、鱼玄明为汉人，是春秋巴地鱼国的后裔。关于“尉纥驎城”，主张“尉纥驎”与“韦纥/袁纥”属于同音异译，后者是前者的省书，为北魏高车六部之一，被安置在六镇东部之四镇辖区的某一城戍；他推测，北魏孝文帝末年，虞弘的祖父“□奴栖”以领民酋长的身份参与袁纥树者领导的叛魏行动，率领部民投奔茹茹国，其子君陁、孙虞弘皆仕于茹茹，故以“茹”为姓，但到茹茹灭亡前夕，出于自保而以“鱼”姓代替“茹”，原因是“茹”“鱼”二字音近，作为胡族译语可以互相替代，既而又改为“虞”，提出鱼国即已经亡国的茹茹国之观点。[8]
张文的逻辑相当复杂，推测成分较多。首先，鱼遵和鱼俱罗属同一家族，皆为冯翊鱼氏，把同一家人分属胡汉，显然失当。他说：“鱼俱罗更有可能原本出生在北齐，周灭齐时被徙居关中。若此，则其原居地当在晋阳，为虞弘同宗子弟的可能性甚大”。然《隋书》卷64《鱼俱罗传》记其为冯翊下邽人，是鱼氏首望冯翊鱼氏的代表人物，其家族自十六国前秦鱼遵以来就世居于此；[9]而虞弘则属于晋阳鱼氏，[10]与冯翊鱼俱罗无涉。其次，墓志中同时出现“鱼国”和“茹茹国”二词，而且各出现了两次，显然不是指同一国；最后，张氏认为“尉纥驎”之“驎”字为省书，这与杨晓春把“驎”当作后缀一样，均非正解。
二 粟特说
虞弘墓志记其字“莫潘”，许多学者认为出自粟特语，加之石椁上雕绘有祆教图像，而粟特地区信奉祆教，由此容易给人造成虞弘出自粟特的印象。粟特说不但倡论较早，而且从起初的模糊不定到后来逐渐占据上风，俨然成为学界最主流的观点。甚至有些学者将虞弘笼统地视作粟特人，而根本不作任何论证。也正因此，粟特说大有清理验判之必要。[11]为方便起见，兹将持粟特说的诸家观点列作表2，以便概览。
表2 粟特说诸家观点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学者大多笼统地提出粟特说，但也有个别人考论较具体，如提出鱼国即昭武九姓之一的火寻国，或者是居住在粟特Gava，或以为出自粟特但居住在渔阳国。此外还有人认为鱼国人是居住在粟特地区的Massagetae、丁零、大月氏等族。
下面对以上诸文逐一述评，其中未作论证而径言虞弘为粟特人者，统置于最后。
2001年，马尔沙克率先提出粟特说，他逐一考察了虞弘夫妇合葬墓各幅图像，并与美秀、安阳、天水的石棺床进行比较，分析了图像中的祆教特征，认为主要体现了粟特人的特点，但同时也杂糅突厥、印度，甚至可能还有阿拉伯的文化因素。[12]
2002年，余太山对虞弘墓志中的重要文句逐一进行考释。首先，他推测“□□应箓，徙赤县于蒲坂”中所缺二字为“虞舜”，并据“派枝西域”一语认为，“虞弘之先为虞舜枝裔，曾随虞舜徙蒲坂，旋即远赴西域”。其次，根据铭文中的“润光安息，辉临月支”，认为鱼国一度与帕提亚波斯、大月氏有密切关系，并据此推测“虞弘之先可以追溯之居地应该在妫水即阿姆河北岸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原因有四：一是波斯、大月氏、粟特均紧邻妫水，粟特深受波斯文化影响，这与石椁图像中的波斯风格相一致；二是虞弘检校萨保府，这个管理胡人的官职与粟特人有关；三是石椁图像中的粟特祆教色彩；四是虞弘的字“莫潘”多为粟特人所用。最后，在鱼国位于粟特地区的基础上，将其比定为希罗多德《历史》所记粟特地区的Massagetae人，他们傍锡尔河而居，以捕鱼为生，Massagetae一说原意为鱼。[13]余氏推补“虞舜”二字，或可信从，蒲坂是传说中虞舜的都城；称虞弘是虞舜的枝裔，实际上是因地理相近、姓氏音同，虞弘攀附了中华古帝虞舜。至于说虞弘的祖先随虞舜迁徙蒲坂，事涉渺远，自然是不足征信的；所言“远赴西域”也是站在传统的中原立场上，对渺不可及的远古祖先所作的虚拟描说，事实上虞弘家族原本就是西域人。余氏仅据铭文中提到安息、月支，便将鱼国推断在粟特地区，虽然举出了四条理由，但均非核心证据，不足以资证其说。Massagetae人只是一种猜测性说法，缺乏严密的逻辑考证，仅聊备一说而已。
同年，吉田豊、影山悦子合作发表论文，从虞弘夫妇合葬墓、安伽墓、固原史氏墓群出土及美秀美术馆藏的粟特墓葬，讨论了东迁粟特人及其丧葬礼仪。他们不仅把虞弘直接当作粟特人，而且还指出虞弘的字“莫潘”是粟特名Mākhfarn（月神的光荣）的汉字音写。[14]
2005年，考古报告《太原隋虞弘墓》正式出版，由张庆捷执笔的第八章《石椁装饰图像》在逐一介绍椁壁浮雕、椁外壁墨绘、椁座浮雕、椁座后壁彩绘图像内容后，对石椁图像中的男性人物从发式上进行分类统计，指出有短发、波浪形长发、长披发三种，并根据这三种发式将他们认定为粟特人、波斯人和突厥人，称“这三种人中粟特人的数量最多，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图像人物以粟特人为主，则鱼国的地望和文化背景也应该与粟特有关”。[15]张氏判断族属的依据是发式，但如其所说，“古代中亚人普遍留着短发”，中亚人的分布范围比较广，他指出焉耆、悦盘、嚈哒、康国人皆为短发，甚至匈奴人也留着有髻短发，因此仅以短发来判定鱼国与粟特有关，尚不能彻底坐实。
2007年，森安孝夫出版《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一书，在第二章《粟特人的登场》第四节《进入东方》中专列“虞弘墓发现的冲击”一小节，指出“虞”虽非粟特姓氏，但从虞弘家族的出身、虞弘字“莫潘”为粟特语Mākhfarn，以及石椁图像的构造和拜火坛等出发，再参比安伽墓、史君墓、康业墓，将虞弘判定为粟特人。[16]
同年，王小甫在研究拜火教与突厥时，提出虞弘出自粟特火寻说。他指出，虞弘家族从西域东迁而来，虞弘的字“莫潘”是拜火教祭司Mōbad的音译，源出于波斯语*magupati，本义为穆护首领（祭司长）；“虞（鱼）”字古音与Khīwa相堪同，鱼国即Khwārazm/Khīwa，也就是阿姆河下游的货利习弥（又曰火寻）国，属于粟特昭武九姓之一；而“尉纥驎”古音与Gurgāndj/Ürgenč相堪同，是火寻国的首府。[17]对音问题十分复杂，比如“莫潘”一词，王氏与林梅村、森安孝夫、卓鸿泽、王丁等人所释均不相同；又如“虞（鱼）”的对音，也与下述卓氏观点有所区别。
2008年，麦超美根据周伟洲所持之大月氏说，进一步阐述“大月氏国即粟特国，大月氏是种族名称，粟特是国名”，[18]将大月氏与粟特相等同，是不准确的。
2009年，卓鸿泽考证了虞弘墓志中的三个胡名，指出鱼（虞）为*gav-之对音，称“'鱼国’殆指中亚粟特（Swγδyk）人居地Gava（在Sogdiana）”；又根据《资治通鉴》卷93所记“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后徙中国”，认为“虞弘族属实有二种可能，或系粟特人，或为粟特化之丁零人”。[19]后一种推论纯属臆测，缺乏论证。
2011年，石見清裕在综列前人诸说的基础上，指出石椁图像虽然呈现出波斯文化，但胡旋舞、祆教拜火坛与所祭之神却具有粟特风格，这与稍后在西安发现的史君墓、安伽墓具有相似性；他还认为虞弘字“莫潘”，很可能是他的本名，即粟特语mākhfarn，而检校萨保府是粟特社会特有的称号，遂判断他是粟特人，并称之为“粟特系柔然”。[20]
同年，曾布川寬在研究中国出土的粟特石刻画像时，虽称虞姓不属于昭武九姓，但根据虞弘的字“莫潘”为粟特语的汉字音译，也把虞弘夫妇合葬墓当作粟特墓葬一并讨论。[21]
同年，王丁对虞弘墓志中的“君陁”“莫潘”二词进行考释，认为它们都属于粟特语。他从音韵的角度判断，虞弘之父名“君陁”与印度河上游粟特行客题壁中的人名kwnt接近，但称“该词的词源本义不明”；关于“莫潘”的对音，他批判了林梅村、卓鸿泽的比定，认为是粟特名m'xprn的音写。确定了这两个词的粟特语源，他进一步设想，这一表征是否暗示了虞弘家族的母语背景？[22]通过语言学的考察，王氏倾向于虞弘出自粟特。“莫潘”为粟特语当无疑问，而“君陁”一词很可能就是余欣作过专门考证的“军达”“莙荙”“荤陁”之另译，来自中古波斯语，指的是一种叶用甜菜。[23]
2018年，沈睿文考察了太原金胜村发掘的一组唐墓，从无棺葬习俗及第5号墓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嵌有白色琉璃的银戒指等物，论证它们是入唐粟特裔祆教徒的墓葬，尤其是第5号墓还出土了一方墓志，志盖上刻有“□君墓志”四字，从发掘者描摹的志盖文字看，所缺之字似为“虞”，不过虎头下部的“吴”虽由“天”“口”组成，位置却互为颠倒，他“颇疑二者不能完全吻合，很可能是墓志书写者汉文水平较低或是描摹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沈氏甚至认为，“这批太原金胜村唐墓墓主便很可能与虞弘所辖种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能为虞姓粟特胡”，“金胜村一带应是初唐政府特意安葬太原地区粟特贵族首领的一个墓地。其规划恐跟隋时虞弘夫妇安葬于此存有某种关联”。[24]从整篇墓志文字看，撰写者的汉文水平确实不高，对于笔画较为繁复的“虞”字而言，写起来有难度，以至于部分笔画出现倒书的情况，这正是鱼国人在汉化过程中的特点。金胜村与王郭村距离不远，均属于晋源区，从虞弘检校萨保府及掌领并、代、介三州乡团看，整个虞氏的势力遍布河东地区，虞弘与虞祖出自同一部族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否必为粟特人则仍可讨论，因为无棺葬习俗并非粟特人所独有。
同年，王素认同林梅村所持虞弘出自稽胡（即步落稽）的观点，但进而又提出稽胡即契胡、羯胡的观点；又据《尔朱彦伯墓志》所记“惟安命氏”“姓寔安建”，认为出自契胡的尔朱彦伯本姓安，是粟特人，这样就把尔朱彦伯、虞弘都当作步落稽（稽胡、契胡、羯胡）乃至粟特人，称他们“实为同族”；鱼国为渔阳国的省称，虞氏从粟特来到中国，居住在渔水之阳，故以“渔”亦即“鱼”为姓。[25]笔者也赞同步落稽说，但王氏把稽胡、契胡、羯胡及粟特人等同起来，却很难经得起推敲。《北史》卷6《齐本纪上》记高欢“乃诈为书，言尔朱兆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众皆愁。又为并州符，征兵讨步落稽”，这里同时出现“契胡”“步落稽”，两者显然不是同族。[26]其次，尔朱彦伯是否原本姓安，也颇可怀疑，墓志中在“惟安命氏”后面紧接着说“降参作相”，在“姓寔安建”后也有“惟参比何”，志主原本应当姓曹，“参”指汉相曹参，其始祖为曹安。[27]最后，王氏把鱼国考定在渔阳，也与鱼国原本位于西域不符。
以上学者从各个方面论说了虞弘为粟特人，鱼国位于粟特地区，有的甚至得出了比较具体的结论，如火寻、Massagetae、丁零、大月氏等。总的来看，这些论说大多显得笼统，在论证上也存在不少缺环，但都根据各种资料与视角作了或多或少的猜证。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径称虞弘为粟特人，或者是承袭前人观点，但未作任何论证，如：2004年，德凯琳在研究虞弘石椁图像时，怀疑虞弘是粟特人，但不能完全肯定，所以打了个问号；[28]2006年，服部等作考察了石椁浮雕图像中的座具、座像及其起居、飨宴的习俗，认为具有西域、尤其是粟特祆教的特征，其论文题目为《粟特人虞弘墓浮雕上所见座像与飨宴的光景》，径定虞弘为粟特人，把它当作一个不需验证的先天性定论；[29]同年，毕波在考辨虞弘夫妇宴饮图时，也是把它放在粟特墓葬的系统里来论说的，尤其是从粟特人信奉的祆教神祇的角度，更加强化了这一认识；[30]2007年，罗新在考释虞弘墓志所见柔然官制时，也直接称虞弘可能是粟特人；[31]2014年，孙武军在考察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时，称“由于与其他入华粟特人葬具图像的相似性，笔者这里也将虞弘墓列入讨论范围”；[32]2019年，赵世瑜考察太原晋祠及周边地区的寺庙，称“虞弘家族来自西域鱼国，为粟特人，不赘”，并略为言及石椁床座上的火坛和半鸟半人祭司的浮雕，指出大多学者认为表现了祆教拜火仪式，也有学者认为体现了佛教的影响。[33]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成果关于虞弘族属的认定并不具有研究性。
总之，粟特说大多属于猜测，显得较为笼统；个别学者虽有具体的指认，但仍不足以成为定论，论证缺环较多，不足征信。
三 步落稽说
此说由林梅村于2002年提出，他认为“虞弘家族实乃十六国以来活跃于中国北方的稽胡，族源或与中亚突厥系统民族有关”。林氏指出，稽胡的族名“步落稽”，古音可读buo-lak=kiei，疑为突厥语balag（鱼）；并以隋代名将虞庆则（本姓鱼）、鱼俱罗作为辅助论证，判定他们都是步落稽，而出自鱼国的虞弘与虞庆则一样，原本姓鱼，鱼国为步落稽之意译。他得出结论：“总之，稽胡属于讲突厥语的北狄系统民族，至少在4世纪中叶，就从欧亚草原某地迁入黄河流域，最初在山西永济至陕西渭南一带定居。5世纪初，鱼氏祖先入仕夏国赫连氏，迁到薄骨律城。北魏破薄骨律后，虞弘祖父任北魏领民酋长。大约5世纪，虞弘之父离开薄骨律城，随柔然降户亡命漠北，改仕柔然汗国”。关于“尉纥驎城”，林氏认为该城在柔然境内，并将之比定为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中外史籍中的“木来”“磨克里”“m(a)kīn（篾克邻）”“b(a)kīn（别克邻）”“ba-ker-pa-lig（磨贺婆力）”，而墨离为“木来”之别称，位于伊州北部天山地区，最后考定为今新疆伊吾县下马崖乡西南3公里的下马崖古城。
他还讨论了步落稽的族源，指出与南匈奴无涉，根据虞弘墓志中“派枝西域”一语而认为主体来自中亚，是个渔猎兼畜牧的部族；进而从中亚找到了一个位于大湖之畔、从事渔猎的比千部落，将之与步落稽相勘同。他指出，许多粟特人融入了铁勒部落，虞弘的祖先随粟特、铁勒向东方迁徙的浪潮，从西域辗转迁入中原；并从虞弘字莫潘、检校萨保府等方面，判断是一名火祆教徒。[34]
林氏从语言学角度入手，指出突厥语balag在汉译时，音译为步落稽，意译为鱼，是很有见地的。虞弘祖父“□奴栖”为鱼国领民酋长，[35]笔者颇疑也是balag的汉译另写，所缺之字音ba，可写作“步”或“白”等，其名字本身就是鱼的意思。在石椁图像中，虞弘所戴头冠的本体部分，也雕刻了一条鱼的形状。[36]中古时期，西域地区形势复杂，各种势力竞相角逐，造成大量部族四散迁徙，迁徙时往往整个部落一起移动，鱼国即是如此。林氏将虞弘与同时代的胡人虞庆则、鱼俱罗进行关联考察，是极有必要的，他们无疑都属于步落稽，但需加注意，部族的迁移时间和路线并不是单一的，后两者的祖先早在十六国时就已经东迁，生活在灵武、关中等地；而虞弘家族晚至南北朝时才进入柔然，在北魏分裂以后再南下，定居于并州太原。因此，说虞弘之父君陁先至薄骨律城，再进入柔然，不仅添加了不少猜测成分，而且把虞弘与虞庆则完全地捆绑到一起，也是没有必要的。
墓志虽然说虞弘是鱼国尉纥驎城人，但未必如林氏所说是柔然之城，此城与木来、磨克里、m(a)kīn、b(a)kīn、ba-ker-pa-lig、墨离、麦克零、乜克力的关系，作者更多地是在勘同后八词，而对它们与尉纥驎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则阐述薄弱，因此尉纥驎城是否就是伊吾境内的下马崖古城，则成了无源之水。林氏将鱼国比定为中亚地区的铁勒比千部落，仅凭他们生活在湖边，靠渔猎生活，猜度的成分未免过大。[37]
林氏提出的步落稽说，后来仅得到郭平梁的支持，和者甚寡。不过郭氏又说：“步落稽并不是鱼国的本身，而是鱼国亡后其遗民的统称”；并称步落稽虽为突厥语“鱼”的译音，但“将这个词音译作步落稽则尾音欠妥”，其尾音当另有所本，他猜测是突厥语的附加成分“-”，意为“什么什么的”或“什么什么人”，所以主张把步落稽理解为以鱼为姓，或鱼国人。他根据虞庆则“本姓鱼”，其祖先居于灵武、仕于赫连夏国，以及《太平御览》所记凤翔元年（413）“五月，雨鱼于统万”，把鱼国比定为夏国；又认为尉纥驎与薄骨律在组词时读音相近而勘同为一。为了说明墓志中“派枝西域”的问题，除了虞弘家族所仕之柔然曾将势力伸入西域外，他甚至把夏国也纳入到广义泛称的西域。[38]郭氏肯同步落稽说，但仅据虞庆则的祖先曾仕于夏及“雨鱼”现象，就把鱼国认定为赫连夏国，则不确切，因为仕于夏不等于赫连夏国就是鱼国，这只能说明虞庆则家族居住在夏国灵武城；至于“雨鱼”之怪兆，除了赫连夏国外，在汉、唐、明诸朝皆有所见，[39]难以用来证明赫连夏国即鱼国。郭氏自己也说，尉纥驎、薄骨律“读音也不甚相同”，很难比定勘同。柔然确曾控有西域，但把夏国也纳入到广义泛称的西域，则显得过于牵强。
此外，姜伯勤在2001年已指出虞庆则是灵武回乐人，仕于赫连夏国，认为虞弘祖父所任之“鱼国领民酋长，或在灵武”，“服属赫连氏之鱼姓，或为匈奴所属之胡人”。[40]这里所说的“匈奴”当指“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后，刘元海之族”的赫连勃勃，但是“胡人”之说则嫌宽泛。
四 大月氏说
此说由周伟洲于2004年提出。他认同虞弘是虞舜的后代，墓志中的“派枝西域”是说上古时期虞舜一族的一支后裔西迁西域，并将之与西汉时西迁的大月氏等同起来，认为“月氏”即先秦典籍中的“禺知”或“禺氏”，禺、月、鱼三字音近，遂将鱼国与大月氏相勘同，居住在“妫水（今阿姆河）北”。关于尉纥驎城，他否定了罗丰所持的纥突邻说，言纥突邻又名纥豆陵，后来改姓为窦而非鱼；尉纥驎城只能在大月氏境内求之，自然位于阿姆河以北一带。[41]
然而对于这样的解释，周氏自己也认为存在不少疑问。比如，他提到墓志中同时出现了“鱼国”“月氏”二词，遂解释为虞弘进入北齐以后，依托其先祖为黄帝之裔有虞氏，“不愿直书其原为戎狄月氏之名，故以月氏之'月’（鱼）为其国名和姓氏”。如同张金龙把墓志中同时出现的“鱼国”“茹茹”相勘同一样，周氏将“鱼国”“月氏”等同起来，也是不对的。至于墓志中不愿直书作为戎狄之名的月氏，放在隋朝的时代背景中也是很难解释得通的。
又如，铭文中有“润光安息，辉临月氏”之语，周氏把月氏当作虞弘的祖国，而称安息为邻国。这样的解释仅是择取于己说有利的月氏，是有偏颇之嫌的。
再如，针对史籍中经常出现的“支胡”及支姓人，周氏将之解释为小月氏以“氏（支）”为姓，而大月氏以“月”为姓，改姓为鱼（虞）。此说十分牵强，事实上很多大月氏人以支为姓，如“王充，字行满，本西域人也。祖支，徙居新丰”，后来祖父去世，年少的祖母嫁给王粲为小妻，父亲支收随祖母改嫁，改姓王氏，“充卷发豺声”，[42]显然是一位大月氏后裔，以支为姓。
五 地中海种族说
此说由韩康信、张庆捷于2005年提出。他们通过分析虞弘夫妇合葬墓石椁上近60个人物图像的相貌，从发形和发色、眼裂和眼色素、肤色、鼻形、唇、面部突度、头型、再生毛、身高等九个方面进行归类分析与讨论，得出其群体的综合特征为：“直形或波形的深色发，相应的眼色和肤色也应该是深色的，男性年长者显示有浓重的再生毛，具有长狭而强烈突起的鼻梁和直形或突形的鼻背，下垂或向前方向的鼻尖和鼻基底，小的鼻翼和唇薄等。同时还应该有前突而立体感很强的面形与有些长化的脑颅，身高不高等”，从而判断该族类群主要分布在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乃至印度和非洲的北部等广阔地区，其中以地中海地区最具代表性，“反映了墓主人浓重的西亚情结，折射出虞弘先祖与古代地中海种族的血缘联系。”[43]
此文收入考古报告《太原隋虞弘墓》，这一观点与同书中张庆捷所撰第八章《石椁装饰图像》根据石椁图像中男性人物的发式研究所得出的粟特说不同，而此后他一直坚持认为鱼国在粟特。因此，地中海种族说更多地代表了韩康信的观点。不过，强调西亚乃至地中海的说法在距离上似乎显得过于辽远。
六 突厥说
2006年，安尼塔·朱里安诺（Annette L.Juliano）考察虞弘夫妇合葬墓石椁图像中的佛教因素，将虞弘与安伽、康业、史君相区别，认为后三者是粟特人，而虞弘则有游牧民族背景，更像是突厥人。[44]不过，对虞弘何以是突厥人，并未进行具体的论证。
七 波斯说
此说由齐东方于2006年提出。他详细分析了墓志石椁各壁的9幅人兽搏斗图像，称这种搏斗图在中国境内极为罕见，题材十分新颖。他指出，强调用动物表现神是西方文化的特征，人兽搏斗不属于中国的图像系统，骑骆驼或大象斗狮子的题材常见于中亚和西亚。这种搏斗图的画面血腥惨烈。齐氏对图像内容进行讨论辨析后认为，“虞弘墓石椁图像主要内容、文化渊源和艺术特色，与波斯美术关系密切”；“虞弘墓石椁上图像并非简单地模仿异域，应该说就是波斯文化的内容”，最后得出结论：“由于虞弘墓石椁图像总体风格和主要取向属于波斯文化，虞弘出身的鱼国与波斯有关的可能性最大”。同时，他通过与安伽墓、史君墓、康业墓等粟特墓葬的对比，更加强调了虞弘墓的波斯文化背景。[45]
此前三年，张庆捷已经注意到石椁图像中的波斯文化因素，并作过详细考证，只不过他认为波斯文化因素只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突厥、印度、鱼国的文化因素。[46]从虞弘夫妇合葬墓石椁图像来看，具有波斯文化背景是毫无疑义的；虞弘本人的图像也更倾向于波斯风格，而非粟特或其他西域城邦诸国。不过，对于图像中的祆教内容及特征，齐氏基本没有谈及，而姜伯勤、杨巨平则对此作了详细解读，后者认为虞弘是一位祆教徒，但未明确判断其族属，关于鱼国也只是笼统地认为位于西域或中亚。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出于谨慎起见，对虞弘的族属、鱼国及尉纥驎城的位置未作明确判断，仅笼统地称虞弘是北方民族或西北民族或中亚人，以及鱼国位于中亚或西域。[47]最堪注意的是，2005年谢承志等人检测了虞弘左侧股骨和牙齿中的线粒体DNA序列，得出结论为：“虞弘本人的线粒体DNA序列具有欧洲序列特征，而虞弘夫人的线粒体DNA序列则同时具有欧洲序列和亚洲序列的特征”，“鱼国地望原位于中亚”。[48]两年后，谢氏以《新疆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古代人群及山西虞弘墓主人DNA分析》为题完成博士论文，指出“虞弘的单倍型类群U5是西部欧亚大陆特有的单倍型，而虞弘夫人的G型主要分布在东亚人群中”，并推测鱼国可能位于“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斯坦和新疆的喀什地区”。事实上，在谢氏所讨论的现代中亚和新疆范围内，单倍型类群U5亚型的分布频率主要在塔吉克斯坦，2个在喀什，另外还有2个在哈萨克斯坦，1个在乌兹别克斯坦，[49]可见鱼族在整个中亚及新疆西部都有分布，古代鱼国位于这一带是确切无疑的。
以上各种说法，有的从意译的角度，认为鱼即突厥语“balag（步落稽）”，或西方史籍所记之Massagetae，或指有水出鱼的地方；有的从读音的角度，认为鱼（虞）是从月氏之“月”、茹茹之“茹”转化而来，或是“尉纥”之省译后的雅化字，或与Khwārazm/Khīwa、*gav-z对音勘同；有的从石椁图像风格及宗教的角度，考证为中亚粟特或西亚波斯乃至地中海种族；有的从无棺葬的习俗，判断金胜村虞祖等墓是信奉祆教的粟特后裔墓葬，并推测与虞弘种落有关；有的甚至将稽胡、契胡、羯胡进行勘同，并从契胡尔朱彦伯本姓安，进而把虞弘考定为粟特人。这些说法虽然各有理据，但有些判断失之笼统，有些推测过于辗转，大多或有可商之处。从虞庆则之子孝仁“以骆驼负函盛水养鱼而自给”来看，[50]鱼国显然有水有鱼，不可能是“月”“茹”“尉”或Khwārazm/Khīwa、*gava之音转。林梅村说中亚比千部落附近有大湖，罗丰言柔然水出大鱼，余太山说Massagetae人居住在锡尔河边，这些虽然都是有水有鱼之地，但皆属推测之论，尚缺乏更强有力的证据。郭平梁以“雨鱼于统万”来证明赫连夏国即鱼国，证据过于薄弱。虞孝仁盛水养鱼，是需要有水有鱼，但此话的寓意显然又不止于此，其所养之鱼固然有食用之可能，但虞孝仁既然因之被称为“性奢华”，更应该考虑其所统领的鱼氏部族在举行某种祭祀仪式（顺天神）时需要用鱼，且场面应当很大。林、罗、余、郭等氏仅仅注意到物质层面的鱼，而缺乏对信仰层面的鱼的关注。总之，学者们大多从虞弘墓志中的“鱼国”一词出发，对虞弘族属与鱼国地望作了猜测性的解读，如同盲人摸象，许多不免失之片面，亦难以证实；个别学者对虞弘夫妇合葬墓石椁图像所作的考察，都是从整体上讨论风格特征，而个别关键细部则缺乏观察，故有遗珠之恨。
学界对虞弘族属、鱼国地望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鱼国”及“尉纥驎城”二词的猜测性诠释，以及对石椁图像的内容解读与风格分析。窃以为，今后的研究应该在批判吸纳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细致解读墓志、图像并将之充分结合起来，以及从同时代的西域历史中去寻绎相关线索。兹简述要点如下：
（1）细审虞弘墓志文字，彻底解决两处“鱼”字的挖改问题。从左侧遗留的遗痕可以判断为“氵”，再结合隋代史籍可知原字为“漕”；虞弘的祖父“□奴栖”即突厥语balag（鱼），这与他担任鱼国领民酋长相合。
（2）细察石椁图像，笔者发现虞弘所戴头冠是条鱼形，这跟漕国国王戴金鱼头冠相合。
（3）虞弘生活在北朝后期及隋代，鱼国位于西域，必须从当时的史籍来寻绎相关资料，首先是正史《西域传》中有一个漕国，国王戴金鱼头冠，祭祀顺天神用鱼脊骨；其次根据其他史料可以知道，顺天神从葱岭北面两度迁徙到阿富汗南部，其源头实际上位于葱岭东北的阿克苏地区。
只有结合墓志、图像、史籍三方面的资料，才能够解决廿年来的鱼国之谜。
[1]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科冷门绝学重点项目“中古丝路鱼国、粟特、波斯胡人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0LMJX01Z）、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古粟特人与河西社会研究”（项目编号：19AZS005）的阶段性成果。撰写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教授期间，得到了北大文研院提供的支持。
[2]Zhang Qingjie et al.，“BriefReports of the Stone Sarcophagus of Yu Hong”，A.CarvedReliefs on the Stone Sarcophagus of Yu Hong at Taiyuan (by ZhangQingjie)，B.ThePictorial Program of the Reliefs on the Stone Sarcophagus of Yu Hong(by Jiang Boqin)，ChinaArchaeology and Art Digest：Zoroastrianismin China，vol.4，no.1，2000，pp.30-34.
[3]张庆捷：《虞弘墓志考释》，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7页。
[4]杨晓春：《隋〈虞弘墓志〉所见史事系年考证》，《文物》2004年第9期，第75页。
[5]杨晓春：《隋〈虞弘墓志〉所见“鱼国”、“尉纥驎城”考》，《西域研究》2007年第2期，第113~120页。
[6]罗丰：《一件关于柔然民族的重要史料——隋〈虞弘墓志〉考》，《文物》2002年第6期，第78~79页。
[7]〔北齐〕魏收：《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2971页。
[8]张金龙：《隋代虞弘族属及其祆教信仰管窥》，《文史哲》2016年第2期，第91~113页。
[9]〔唐〕林宝著；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二“鱼”条，中华书局，1994年，第1册，第195~196页。
[10]敦煌文献BD.8679《氏族志》云：“□（晋）阳郡三姓并州：仪、景、鱼”，见任继愈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0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385页。又参〔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四〇《河东道一》“并州”条，中华书局，2007年，第2册，第841页。
[11]杨泓在分析康业、安伽、史君、虞弘墓以后，对粟特说持谨慎态度，认为粟特民族只是一个假定，本来就没有统一的民族文化，见《中国汉唐考古学九讲》，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86页。
[12]〔俄〕MonsieurBoris Marshak，“LaThématique Sogdienne dans l'Artde la Chine de la Seconde Moitié du VIᵉSiècle”，Comptes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145ᵉAnnée，N.1，2001，pp.252-259.
[13]余太山：《鱼国渊源臆说》，《史林》2002年第3期，第16~20、68页。
[14]〔日〕吉田豊，影山悦子：《ソグド人—典籍を補う最新の出土資料から》，《月刊しにか》第13卷第10号，2002年，第44页。
[1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虞弘墓》第八章《石椁装饰图像》（张庆捷撰），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49页。而在此之前，张氏尚不认可粟特说，如ZhangQingjie et al.，“BriefReports of the Stone Sarcophagus of Yu Hong”，A.CarvedReliefs on the Stone Sarcophagus of Yu Hong at Taiyuan (by ZhangQingjie)，ChinaArchaeology and Art Digest：ZoroastrianisminChina，vol.4，no.1，2000，pp.30-3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张庆捷等执笔）：《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期，第27~52页；张庆捷：《〈虞弘墓志〉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1年第1期，第102~108页；《虞弘墓志考释》，《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5~175页。皆未谈到虞弘的族属问题，仅言鱼国位于西域或中亚。2003年，他发表《太原隋代虞弘墓图像中的波斯文化因素》（载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3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7~255页）一文，指出石椁图像中至少有波斯、突厥、印度、鱼国四种文化因素；该文后来收入其个人论文集《民族汇聚与文明互动——北朝社会的考古学观察》（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55~480页）时作了修改，即第455页正文及注③在“鱼国”后面分别加了括注，即“鱼国（应属粟特地区）”、“鱼国（粟特）”，显然是吸收了《太原隋虞弘墓》中他本人的观点，认为鱼国属于粟特地区。
[16]〔日〕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讲谈社，2007年，第122~124页。
[17]王小甫：《拜火教与突厥兴衰——以古代突厥斗战神研究为中心》，《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32~33页。
[18]麦超美：《从〈隋虞弘墓志〉看府兵制度的发展》，《西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163页。
[19]卓鸿泽：《〈大隋故仪同虞公墓志〉中三胡名拟测及粟特胡、丁零胡问题〉》，原载《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2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修订后改题为《〈大隋故仪同虞公墓志〉中鱼国胡名拟测及粟特胡、丁零胡问题〉》，收入其《历史语文学论丛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8~120页。
[20]原载《史滴》第3号，2011年；此据〔日〕石見清裕：《ソグド人墓誌研究》，汲古书院，2016年，第138~143页。
[21]〔日〕曾布川寬，吉田豊编：《ソグド人の美術と言語》第5部《中国出土ソグド石刻画像の図像学》（曾布川寬撰），临川书店，2011年，第268页。
[22]王丁：《中古碑志、写本中的汉胡语文札记（一）》，罗丰主编：《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38~243页。
[23]余欣：《中古时代的菜蔬与外来文明：诸军达的伊朗渊源》，《复旦学报》2013年第6期，第71~77页。
[24]沈睿文：《太原金胜村唐墓再研究》，沙武田主编：《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2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7~32页。
[25]王素：《北魏尔朱氏源出粟特新证——隋修北魏尔朱彦伯墓志发覆兼说虞弘族属及鱼国今地》，《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5期，第63~69页。
[26]卓鸿泽对此也作了驳论，见《羯胡、契胡、稽胡之若干基本问题》之“九、'契胡’是否即'羯胡’？”，《历史语文学论丛初编》，第112~115页。
[27]〔唐〕林宝著；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五“曹”条，第1册，第564页。
[28]〔法〕CatherineDelacour，“LesBanquettes en Pierre une Partiquelarité des Coutumes Funérairesdes Chefsde Comm-unautés Sogdiennes Inhumés en Chine au VIᵉSiècle”，Guimet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ed.)，Litde Pierre，SommeilBarbare：Présentation，aprèsRestauration et Remontage，d'uneBanquettes Funéraires ayant Appartenu à un Aristocrate d'AsieCentrale Venu s'Établir en Chineau VIᵉ Siècle，MuséeGuimet，2004，p.13.
[29]〔日〕服部等作：《ソグド人虞弘墓の浮き彫りにみる座像と饗宴の光景》，〔日〕荒川正晴主编：《東トルキスタン出土“胡漢文書”の総合調查》，平成15年度~平成17年度科研费补助金［基盘研究（B）］研究成果报告书，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2006年，第87~102页。
[30]毕波：《虞弘墓所谓“夫妇宴饮图”辨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1期，第66~83页。
[31]罗新：《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北大史学》第12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1页。
[32]孙武军：《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的丧葬与宗教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69、84~93、204~205页。
[33]赵世瑜：《多元的标识，层累的结构——以太原晋祠及周边地区的寺庙为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第8页。
[34]林梅村：《稽胡史迹考——太原新出隋代虞弘墓志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71~84页。
[3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第87、91页。
[3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第108页，图147。
[37]与其把鱼国比定为“比千”，还不如位于“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天山一带、同属铁勒部族的“薄落职”更为近似。见〔唐〕魏征，令狐德棻：《隋书》卷八四《北狄·铁勒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879页。
[38]郭平梁：《〈虞弘墓志〉新考》，《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第64~70页。
[39]〔汉〕班固：《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中之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1431页；〔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82《高骈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711页；〔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第938页；〔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八《五行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437页。
[40]姜伯勤：《隋检校萨宝虞弘墓石椁画像石图像程序试探》，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9~30页。
[41]周伟洲：《隋虞弘墓志释证》，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47~258页。
[42]《隋书》卷八五《王充传》，第1894页。
[43]韩康信，张庆捷：《虞弘墓石椁雕刻人物的种族特征》，《太原隋虞弘墓》，第189~198页。
[44]〔美〕AnnetteL.Juliano，“ConvergingTraditions in the Images of Yu Hong'sSarcophagus: Possible Buddhist Sourc-es”，Journal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vol.1，2006，p.29.
[45]齐东方：《虞弘墓人兽搏斗图像及其文化属性》，《文物》2006年第8期，第78~84页。
[46]张庆捷：《太原隋代虞弘墓图像中的波斯文化因素》，《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3集，2003年，第237~255页。
[47]Zhang Qingjie et al.，“BriefReports of the Stone Sarcophagus of Yu Hong”，A.CarvedReliefs on the Stone Sarcophagus of Yu Hong at Taiyuan（byZhang Qingjie），ChinaArchaeology and ArtDigest，vol.4，no.1，2000，p.3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张庆捷等执笔）：《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期，第50页。张庆捷：《〈虞弘墓志〉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1年第1期，第106页；《虞弘墓志考释》，《唐研究》第7卷，2001年，第147页。郑岩：《青州北齐画像石与入华粟特人美术——虞弘墓等考古新发现的启示》，《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第73页。〔美〕A.L.Juliano& J.A.Lerner，“TheMiho Couch Revisited in Light of RecentDiscoveries”，Orientations，2001，pp.54-61（此据安尼塔·朱里安诺，朱迪斯·勒内著；陈永耘译：《根据新近的发现对美穗（Miho）石榻的再认识》，《西北民族论丛》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88~305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第160页。杨巨平：《虞弘墓祆教文化内涵试探》，《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3期，第103~111页。孙武军：《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的丧葬与宗教文化》，第69页。荣新江最初称“虞弘出自北方民族”、“虞弘虽然属于北胡系统”（见《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文物》2001年第4期，第85页），但同年将“北方民族”修正为“西北民族”，见上文修订稿，收入《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71页；收入同书的《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称虞弘是中亚人，并言“鱼国是中亚的一个国家”，第113页；又见其《粟特与突厥——粟特石棺图像的新印证》，《西北民族论丛》第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他在《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太原/并州”条未列虞弘（见《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91~93页）；至《北朝隋唐粟特人迁徙及其聚落补考》“太原/并州”条补列了虞弘，不过仍称“虞弘的族属尚未确定，但肯定是西北民族”（见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第6辑，中华书局，2007年，第172页）。
[48]谢承志，崔银秋，刘树柏，张全超，周慧，朱泓：《虞弘墓出土人类遗骸的线粒体DNA序列多态性分析》，《太原隋虞弘墓》附录五，第206~207页。
[49]谢承志：《新疆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古代人群及山西虞弘墓主人DNA分析》，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62~63页。
[50]《隋书》卷四〇《虞庆则传》，第1176页。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历史系)
编排：陈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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