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军队退役以后，汉密尔顿回到纽约，他继续将国王学院的法律课程自学完成，用半年多的时间就拿到了律师资格，随后又取得了出庭律师的身份。这种身份在当时拥有的人不多，再加上当时纽约议会取消了亲英派律师的出庭资格，更是让汉密尔顿从中获益多多。以汉密尔顿的能力和影响，他很快就成为了纽约的知名律师。接着，他又被选为国会议员，成为国会中的年轻有为的精英人士。
此时的汉密尔顿，没有丝毫春风得意的感觉。相比他要建设一个伟大国家的理想，这些成就只是更加重了他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
1783年8月，汉密尔顿因为不满国会的无所作为，不愿意让自己干耗下去，打算回到纽约，好好考察一下这个地方，现在这里就是他的家乡了。当时，许多国会议员都对自己的这个身份不大在意，纽约州在国会一共派了五名议员，经常留在费城的一般不超过两人。大家都不将这个国会当回事，他们在意的只是自己所在的州，只有这里才是真正的权力所在，连他们国会议员的身份，也是州里的委派。
汉密尔顿这次回到纽约，深切感受到了激进的革命派和亲英派之间的严重对立。这让他感到非常焦虑。
由于看到英国人很难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纽约的亲英派人士，许多都早早地离开了美国，造成了大量的资金流失和人才流失。留下来的人，也心绪不宁惶惶不可终日。汉密尔顿非常痛心，这对纽约经济的伤害是巨大的。并且，由于在纽约州的选举中，平民阶层的激进派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更加剧了对亲英派人士的报复和惩罚。
作为独立革命中的一名战士和纽约的一名律师，汉密尔顿迫切想帮助这个国家从充满硝烟的革命年代顺利地过渡到法律至上的和平时代。 他知道和战争时代一样，维持和平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多年来在战争中所造成的暴戾倾向要引导到一种理性的平和的心态不是一件容易事。
因为残酷的战争时期，大家都只有一个目标：战斗和生存。这将美国社会中的阶级差别、 区域差别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暂时掩盖了起来。战后，如果这些矛盾凸显和加剧很可能会造成社会的分裂。这些问题在纽约显得尤为突出，因为这里曾经是英军的大本营，大部分市民都有亲英倾向。
的确，战争胜利之后，要求纽约人原谅英国人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战争期间英军在纽约犯下的种种暴行。现在英国军人撤退了，但是大量的亲英分子还留在纽约，他们难道不应该对英国人的罪行，承担一些责任吗？
在纽约街头，混战和暴行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大量的退伍老兵要求战争期间占用了他们财产的居民向他们支付租金或赔偿金。对于很多受过战争苦难的人来讲，亲英分子就是十足的卖国贼，向他们进行清算天经地义。
从战争时期开始， 纽约州就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剥夺了亲英分子的财产和各种权利。 1779年的《没收法》规定了对亲英分子的不动产进行查封；1782年的《引证法》使得英国的债权人要想从战后的债务人那里收账变得更加困难；1783年3月的《反侵权行为法》，允许人们控告曾经占有或者损坏他们财产的任何人。 还有其他一些法律限制了亲英分子的职业，对他们征收高额赋税，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利和财产权利，等等。
汉密尔顿痛苦地看到，这些法令拥有一大批狂热的支持者。 他们一边高谈自由， 一边从被他们定罪的亲英分子那里敲诈勒索，购买房产，霸占财物，牟取暴利。在爱国主义的旗号下，报复、贪婪、怨恨、嫉妒，形成了一个躁动不安的疯狂群体。
在汉密尔顿的思想中，美国未来的面貌是由它如何对待被自己征服过的敌人来呈现的。他希望战争时期的痛苦怨恨能够逐渐转化为宽大仁慈的和平心态。复仇总是让他心生恐惧。他非常憎恨有人刻意地渲染阶级仇恨、歌颂民众暴力。他的这种立场还有经济上的考虑。他觉得仇视亲英分子不仅导致资产上的损失，还会牺牲纽约的贸易关系，对于纽约这样一个港口城市来说是无法承受的。
汉密尔顿的观点很明确，一个国家的发展必须要依靠有产阶级的支持，而在纽约，这些人现在正受到迫害，遭到唾弃，正在被从纽约赶出去。
从国家层面上说，战后的美国要想得到国际上的尊重，必须要拥有国际信誉。汉密尔顿指出，纽约州的这些仇视亲英分子的立法，严重违反了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签订的《英美和平条约》，破坏了美国的国际信誉。
但是，对于陷入疯狂复仇中的纽约人，他们一心希望能从这种复仇中得到一些财产和金钱，此刻，哪里能理解汉密尔顿的思想。他们恨死了这个阻止他们复仇的人，认为汉密尔顿一定是被英国人收买了，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二
到1784年初，纽约城已经陷入了向亲英分子报复的狂潮。激进的革命者声称，那些战争期间倒向英国的人，都应当自动离开纽约，否则就必须被驱逐出去。
担心双方的冲突会将事情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汉密尔顿不得不又拿起自己的笔杆子，写下了他的第一封《福基翁的来信》，反对这样对待所谓的亲英分子。福基翁是希腊时代的名人，汉密尔顿借他的名字，说服大众，可能是对自己的一个巧妙的自喻。
福基翁也是一个来自异邦的下层人，他作战勇敢，先是给一位将军当助手，后来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将军和希腊的首领。打了胜仗的福基翁，常常主张与敌人和解，不愿将战事无休止地延续下去。可是，福基翁的这个主张并不为希腊的长老们所认同，最后竟被处以死刑。
像福基翁一样，在这封来信里，汉密尔顿说， 作为一名独立战争时期的老兵， 他深知胜利来之不易。因此，他不愿意看到革命的果实被一些冲动鲁莽的人以及一些没有原则的人，用暴力将其毁灭。一个正直的人，如果不能阻止这种暴行，至少也要对其进行抗议。
他指出，如果立法机关没有进行任何听证或者审判， 就驱逐所有的亲英分子，那将是一场极大的悲剧。 因为，这样一来，就没有人会是安全的，也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他自己就会变成一个“亲英分子”。 以自由之名干这种荒唐事的政府，简直是对常识的嘲弄。
在信中，汉密尔顿对还驳斥了激进分子利用人们的自私心理，煽动他们反对亲英分子的情绪。这些人说，如果不将这些亲英分子赶走，他们那巨大的资金，会将平民阶层的小本生意压垮。汉密尔顿则告诉他们，如果将这些人赶走，你们将会失去他们提供的商业信誉，生意会更难做。这些人又说，将这些亲英分子赶走，会增加人们的就业机会，提高人们的工资水平。汉密尔顿则告诉他们，亲英分子走了，其他人会涌进纽约，竞争不会减少，结果工人的工资也不会大幅增加。
汉密尔顿希望人们要善待过去的亲英分子，他相信，这些现在正在经受磨难的 亲英分子将会成为新政府的忠实可靠的朋友。
这封信震惊了许多人。人们不敢相信，这位独立战争中的英雄、华盛顿最信任的副官，竟然会在报纸上为这些可恶的亲英分子鸣冤叫屈！对这种背叛革命的行为，绝不能原谅！
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下，尽管汉密尔顿一再恳求宽容，但对亲英分子的迫害还是愈演愈烈。在3月的一个礼拜日的会议上，激进分子煽动人们在5月到来之前把所有的亲英分子都驱逐出去，并且要求州议会通过决议，不得恢复他们的公民身份。
对这样一种极端的狂热和骚动，汉密尔顿感到失望又愤怒。他再次拿起笔写了 第二封《福基翁的来信》。他提醒自己的同胞，现在的所有行为，在未来都会产生后果。
汉密尔顿说，政府也和一个人一样，早期的习惯和举止，会塑造出一个政府以后的脾气和性格。对于我们这个新生的国家，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观察共和政体在这个国家的实验能否成功。
“我们为自由而做的高尚斗争将会给人类的思想带来了一场革命。”汉密尔顿呼吁说，如果我们采取明智的举动，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可以有力地反驳那些民主政治的怀疑者，促使君主专制制度在全世界走向灭亡。
不幸的是，汉密尔顿的这两封来信，都没能挡住激进分子复仇的强烈渴望。1784年5月12日， 纽约州通过了一项法律，剥夺了大多数亲英分子在未来两年的投票权。这项法律，已经公然违反了英美两国签订的《英美和平条约》。这不仅影响到了美国国内的和谐统一，而且，美国的国际信誉也进一步受到损害。
不管面对着多么大的压力，在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汉密尔顿不能保持沉默。他主动接手了一个案件，为一位富有的亲英分子做辩护律师。他试图向那些反对他的人做一次挑战， 看看他——汉密尔顿，在做一件不受欢迎的事情时，到底能走多远。 汉密尔顿就是要告诉人们，他不是一个寻求声望的政客，而是一个决心改变大众思想的政治家。
三
1776年，当英国人占领了纽约以后，伊丽莎白-拉特格斯夫人丢下了她在纽约的酿酒厂逃离了纽约。两年后，英军安排两位英国商人接手经营这家酿酒厂。让其中的一位商人乔舒亚-沃丁顿负责这家酿酒厂的经营管理。
沃丁顿他们接手这家酿酒厂的时候，酿酒厂已经受到了巨大的破坏，酒厂的资产已经大为缩水，所剩无几了。沃丁顿他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让酿酒厂恢复了生产经营。从1780年开始，这两位商人就定期向英军支付租金。1783年11月，英国人撤退以后，这家酿酒厂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这给沃丁顿他们造成了至少四千英镑的损失。
1784年，拉特格斯夫人根据纽约州的《反侵权行为法》，向纽约州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沃丁顿向她支付八千英镑的租金。拉特格斯夫人是一位寡妇，战争的摧残已经让她陷入了贫穷的深渊。拉特格斯夫人的不幸遭遇，十分让人同情。很多人为汉密尔顿接手这个案件，替沃丁顿辩护感到不耻。究竟是什么样的利欲熏心，让汉密尔顿堕落到去欺负一位受战争伤害的寡妇，不让她得到她所应该得到的补偿！？
而汉密尔顿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案件的。他认为拉特格斯一案是对《反侵权行为法》的合法性进行挑战的一个理想案件。 在战争期间像这样的财产承租情况有很多，但沃丁顿的情况有所不同。沃丁顿接管酿酒厂时，酿酒厂的资产已经所剩无几， 他花费了相当可观的费用来修复它。拉特格斯夫人计算沃丁顿的欠租时， 应当要扣除这一笔花费在维修上的投资。并且，当时纽约是处于战争状态下，沃丁顿是在占领军的授权下管理酿酒厂的，这是有《国际法》依据的。
这一次的法庭辩论是美国法学史上一次重要辩论。汉密尔顿清楚表达的一些关键论点，对美国法学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他认为，根据《国际法》，在战时，占领者有权使用被占地区的财产，因此英国占领者将酿酒厂租借给沃丁顿是合法的。纽约州的《反侵权行为法》不仅违反了《国际法》，还违背了1783年国会批准的《英美和平条约》。所以，汉密尔顿强烈要求法庭宣布《反侵权行为法》无效。
然后，汉密尔顿详细解释了美国法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权力——司法审查权，即，最高法院有权对法律进行审查，如果有必要时，还可以宣布它们无效。
汉密尔顿表示，他注意到了拉特格斯夫人的律师再三强调州立法的至高无上， 国会法案无权制约纽约州的法律。
因此，汉密尔顿强调说，实际上，这个案件面对的是这个国家政治权力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例如，经国会批准的法律是不是高于各州制定的法律？今天的美国究竟是一个国家，还只是一个松散的各州的联合体？这是当今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很明确的，汉密尔顿说，各州应当服从于一个中央政府，各州的法律不能否定美国国家的法律。
汉密尔顿的雄辩，征服了法庭，汉密尔顿的辩护获得完胜。考虑到社会上的普遍情绪，在汉密尔顿的建议下，拉特格斯夫人和沃丁顿达成了法庭和解。
对汉密尔顿来说，最让他感到兴奋的是，通过这个案件，他阐明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问题，从而为美国的三权分立打下了牢固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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