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成员以农民为主体,这和我国的国情相关。我到部队后,常听基层指挥员说的一句话就是:革命是干出来的。解放军是所大学校,这所学校是宣传队、工作队,但首先是个战斗队。
作为竞争性组织,解放军培养骨干的经验是用鲜血换来的。建国后很长时间内没有战争,极端政治化、极端的政治建军思想逐渐影响到军队建设。训练少了,考核标准变了。只看怎样说,不看甚至也没有机会看怎样做了。结果是军队的战斗力大大降低。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邓小平任中央军委主席期间,发生了一场边界战争。战争一开始,解放军的损失很大。战争使大家明白,精神原子弹并不是可以时时爆炸,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需要能打胜仗来保障。因“文化大革命”间断了近十年的军事训练、武器装备更新又重新成为军队建设的主旋律。最重要的是,中国军队终于明白,要把做事放在首位,在做事的过程中考查、检验“政治合格”。
今天回忆起来我常常会纳闷:30多年前,党内某些人怎么会产生“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思想?在这种思维下,国家的经济能发展起来吗?老百姓的日子能好起来吗?
企业本来是个竞争性组织,但我们的一些企业家、企业管理学者,却在企业中片面强调做人文化。在“要做事先做人”、“先做人后做事”的文化氛围下,员工做事先问为什么,而不是去想怎样办。企业失去了创造价值这个核心,而成为一个权力场、权谋政治场。久而久之,企业自然失去市场竞争力。“要做事先做人”、“先做人后做事”的口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我不是说“做人”不对,而是说,片面进行这种企业文化熏陶,人才最终会迷失奋斗的方向,组织会丧失应有的竞争力。
战国时有个齐湣王,他常感叹国家缺乏人才。一天,一位谋士对他说:“我知道有个人对君王很忠诚,对父母很孝顺,对朋友很诚信,对邻里很和睦,这个人可不可用?”齐湣王很高兴:“有这样的人,那太好了。”谋士又说:“但这个人遇到坏人欺负不会还手,只能忍受。”齐湣王立即说:“不行不行,现在正是战乱时期,我需要勇敢的人。”谋士又说:“这个人之所以打不还手,是因为君王制定了法律,杀人偿命。他为了维护社会安定才这样做的。”于是,齐湣王陷入了两难的困境。
这个人确实是个道德高尚的好人,但又是个“不作为”——缺乏创新、创效能力的人。作为企业,会用这种人吗?
对大部分人而言,在做人方面是不上不下的,会“做人”的圣人少,而品德败坏的小人也不多。大多数人都是有着七情六欲的“自由人”。不愿意承认员工是“自由人”,指望以领导的“做人”标准作为企业所有员工的行为准则,从而达到对员工思想和行为的控制,在领导的思维半径内思考和行动,这是领导对自己领导力不自信的充分表现。做人的标准主观性强,而做事的标准客观性强。“先做人后做事”文化使员工养成一种做事看动机而不是看结果的思考习惯。在“动机”的揣摸下,企业容易形成互不信任的内部文化。由于做人标准的主观性,给企业员工造成要处处表现自己会“做人”而不是“做事”的能力。
在以“做人”为第一标准而不是以“做事”为第一标准的企业中,人才的流失与庸才文化的风行也就在所难免了。为什么“做人为先”会造成庸才文化大行其道呢?中国人科学思想的缺乏在企业管理中显得尤其突出,甚至有很多企业管理者认为企业管理只是艺术,“先做人后做事”恰恰符合了这种非科学管理的思想需求。
建立企业的做事文化,实际上是确立一种导向。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中,企业有一批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善共事、做成事的员工,这个企业就具有了竞争力。
卡耐基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年纪越大,就越不重视别人说些什么,我只看他们做了什么。中国谚语也有“一个行动抵一万句口号”的说法。
能打胜仗,首先要建立一种做事的文化。
成功的企业在评判一个人时主要看他的行为和结果,并以此评估他的个人素质与技能。业绩评估是公司理念中影响巨大的要素,它有据可依,也没有素质与技能评估那么主观,因此,它与以客观事实为根基的工作方式密不可分。我相信一个人过去的行为是预测他未来行为最好的依据。如果一个人从小、在大学或是在其前任单位是一位很好的思想者、业绩优异者或是领导者,那么他很可能也会将这些素质带到新岗位。用个人成功的历史预测个人的未来比用一个企业成功的过去预测企业的未来更为可靠,这是因为,即便是最优秀的企业管理者,也可能没办法为企业找到最得力的接班人。
一个人一旦被企业聘任以后,他的所作所为就成为对其褒扬、批评、工资调整和个人职位变迁最有力的依据。“好”性格或“好”的教育资历如果没有转变为优异的业绩,那么其意义实在是微乎其微。
拿破仑曾说过,衡量一支军队的好坏,就看它能否打胜仗;衡量一个军官的优劣,就看他能不能带领部队打胜仗。
对组织来说,能完成任务的就是好干部。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做到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善共事、干好事。邓小平曾强调,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只有把嘴上说的、纸上写的、会上定的,变成具体的行动、实际的效果、人民的利益,我们的工作才算做到了位、做到了家。第一,要想干事。作为骨干,想干事的愿望,来自于“在其位,尽其责”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一个总想着干事的骨干,一定是个事业心强的骨干。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整天想着当将军的士兵,也不是好士兵。好士兵要想着如何站好岗、放好哨,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将军是一点一滴干出来的,而不是想出来的。想干事,是我们职业成长和事业成功的第一步。
第二,要能干事。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想干事还要能干事。干事,就不要总在那里坐而论道,而要起而行之。这就要求骨干不仅要有干事的愿望,还要有干事的本领,有务实的能力,用行动来说话,用实干来证明。能干事,关键是要有执行力、操作力,把工作落到实处。
第三,要干成事。想干事、能干事,还必须干成事。一个人只有干成了事,才能证明他能干事,也才说明他真正想干事。这是组织评判骨干成败是非的主要依据。有些人想干事、能干事,但总成不了事。怎么才能干成事呢?必须把干事的勇气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规律和真理的基础上;必须善于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干事,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必须讲究干事的艺术、干事的方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必须有坚定的信心、充沛的激情、吃苦的精神、敢闯的气魄,不被困难所吓倒,不这样做,就很难把事情办成、办好。能够干成事的人,在组织中自然有其地位。
第四,要善共事。在组织中,一个人不可能做完所有工作;一个组织也不可能依靠一个人。所以,在工作中,骨干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做事。有些骨干,自己做事可以,与别人共事不行。不善共事的人,终难成大器。不仅损害组织,也损害自己。
第五,要干好事。想干事是前提,会干事是基础,干成事是要求,干好事是一种升华。想干事是主观能动性,干成事与自身的努力分不开,干好事则是对骨干更高的标准。工作的好坏和效率的高低,一方面体现在时效上,就是速度快,效率高;另一方面体现在品质上,就是高质量,精益求精。干好事有个含义:其一,是干能为提高组织效率、能为企业创造价值的事情;其二,是要把事情做好,尽量做完美。
我们很多骨干在做事过程中往往出现所谓费力不讨好的结果,原因之一是缺乏一种认真的精神。毛泽东曾指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全国劳模李素丽在谈到她如何服务顾客时曾说,“要认真把事做对、用心把事做好”。我的朋友
想成为骨干,首先要态度端正,既要认真,又要勤奋,当然,更要有行之有效的工作能力和方法。在企业行为中,工作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市场竞争中,行动比态度更重要。
第二,要能干事。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想干事还要能干事。干事,就不要总在那里坐而论道,而要起而行之。这就要求骨干不仅要有干事的愿望,还要有干事的本领,有务实的能力,用行动来说话,用实干来证明。能干事,关键是要有执行力、操作力,把工作落到实处。
第三,要干成事。想干事、能干事,还必须干成事。一个人只有干成了事,才能证明他能干事,也才说明他真正想干事。这是组织评判骨干成败是非的主要依据。有些人想干事、能干事,但总成不了事。怎么才能干成事呢?必须把干事的勇气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规律和真理的基础上;必须善于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干事,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必须讲究干事的艺术、干事的方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必须有坚定的信心、充沛的激情、吃苦的精神、敢闯的气魄,不被困难所吓倒,不这样做,就很难把事情办成、办好。能够干成事的人,在组织中自然有其地位。
第四,要善共事。在组织中,一个人不可能做完所有工作;一个组织也不可能依靠一个人。所以,在工作中,骨干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做事。有些骨干,自己做事可以,与别人共事不行。不善共事的人,终难成大器。不仅损害组织,也损害自己。
第五,要干好事。想干事是前提,会干事是基础,干成事是要求,干好事是一种升华。想干事是主观能动性,干成事与自身的努力分不开,干好事则是对骨干更高的标准。工作的好坏和效率的高低,一方面体现在时效上,就是速度快,效率高;另一方面体现在品质上,就是高质量,精益求精。干好事有个含义:其一,是干能为提高组织效率、能为企业创造价值的事情;其二,是要把事情做好,尽量做完美。
我们很多骨干在做事过程中往往出现所谓费力不讨好的结果,原因之一是缺乏一种认真的精神。毛泽东曾指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全国劳模李素丽在谈到她如何服务顾客时曾说,“要认真把事做对、用心把事做好”。我的朋友
想成为骨干,首先要态度端正,既要认真,又要勤奋,当然,更要有行之有效的工作能力和方法。在企业行为中,工作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市场竞争中,行动比态度更重要。
军队中有“谈心谈话”的好传统。当新兵时,找我谈过话的干部中,最大的官是在我们连蹲点的团副参谋长。他问我:“为什么要当兵?”我郑重回答:“报告首长,提干。”用今天时尚的话来说,就是“想做官、当领导;希望能当企业高管、当高级经理人”。
当时的中国社会不像今天这样具有包容性。所以,我说完就后悔了。但没想到的是,副参谋长笑了:“你这小鬼还挺有理想。”他说:“想当官是有上进心、有理想的表现,年轻人就是要有向上的动力。”
什么样的人能得到提升呢?“上进心”、“野心”都源于一种激情。知识是专业的灵魂,激情是职业的生命。年轻人需要这种激情。
30多年前,我所在部队的团以上军官都参加过战争,可以说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些人对战争有着特殊感情,他们所津津乐道的是,战争中一场战斗下来,幸存者差不多都能得到提升。他们常自豪地说:“我二十五岁就当团长(师长)了。”
翻开历史长卷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建功立业的好时期都在青年时代。秦始皇38岁统一六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 ;唐太宗27岁时策动“玄武门之变”登上皇位,开创了光照史册的“贞观之治”;康熙皇帝15岁便亲理朝政,开始了史称“康乾盛世”的统治。
在解放军历史上,优秀的年轻干部更是层出不穷。毛泽东建党时只有28岁、建军时只有33岁,周恩来26岁便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我所在的部队是红军部队,历史上出过19岁的军长李先念、18岁的红军主力团长杨成武。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既然是年轻人,就应该朝气蓬勃,要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年轻人犯错误谁都会原谅。年轻人不怕没有经验,就怕失去锐气。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任何人也不能轻视年轻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组织、一个企业,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重视年轻人、培养年轻人、使用年轻人。作为领导、组织,要大胆使用、注重培养年轻人。一个忽视了年轻人的组织,是没有希望的组织。
我年轻时喜欢写诗。如今大都已经忘记,但有两句至今记得:
我们满怀希望步入军营,梦中都渴望成为英雄。
刀枪剑戟威天下,笔墨歌诗震乾坤。
今天读起来,还可以感觉到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但没有了这种狂妄,还是年轻人吗?还会有今天的成绩吗?有些年轻人总怕自己没有经验,怕犯错误。怕摔跤,就学不会走路。重要的是,年轻时要能够在摔打中成长起来。
解放军倡导一种精神:小老虎。我就曾在被誉为“攻如猛虎”的“老虎团”服役。在部队基层,说哪个士兵“像小老虎”是种极高的褒奖。战士就怕失去“虎气”。
近年来接触到许多企业家,他们中的一些人忧心忡忡地表示,今天的年轻人“太成熟了”,唯唯诺诺失去了锐气。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一个失去青春气息的组织,没有希望;一个失去“小老虎”劲头的人,社会不会给他成功的机会。
企业从来都是年轻人施展抱负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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