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场政治局会议（1935年1月1日），
1934年12月31日，军委中央纵队到达猴场，准备抢渡乌江。然而，此时的“左”倾领导人依然固执己见，对黎平会议正式确定向贵州北部行进的战略方针持不同意见，坚持回兵东进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合。为进一步消除分歧、统一思想，在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要求下，31日当天下午，就在猴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 这次会议从当天下午一直开到次日凌晨，成为党史上唯一一次“跨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经过激烈争论，会议：
1.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再次肯定毛泽东同志渡江北上的正确主张，否决了博古、李德“左”倾领导人提出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行军路线。
2.会议解除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 会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周恩来同志后来曾回忆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
3.会议决定立刻抢渡乌江，占领遵义。
强渡乌江天险进遵义（1935年1日-5日），
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17日），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
1.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与第四方面军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而不是黎平会议上确定的在遵义建立黔北根据地）。2.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3.2月3日，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周为最后拍板人。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毛泽东名义上是继张闻天、周恩来之后的第三把手，实际上已经成为领导核心。）
（遵义会议电影：博古也想召开遵义会议，其一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教训。其二、清算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新三人团。因为主要政治局委员基本在长征途中已经逐渐认识到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领导，博古李德已经被架空，但是博古并不甘心，所以要求主要军团长、政委也要参加，所以为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没想到军团长、政委对博古李德错误领导更加深恶痛绝，会议一边倒的倾向毛泽东。）
二渡赤水，攻打遵义城时，红军牺牲了一位在整个长征途中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唯一一个 军团级将领，他就是第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年仅27岁。
土城战役失败，一渡赤水（1935年1月27-28日），敌人的发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错估了敌人实力。敌军的反攻到了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果断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纵队干部团发起反冲锋。临危受命的干部团猛打猛冲，打得敌人失了神，连滚带爬地溃退下去。毛泽东在白马山上用望远镜看到这个情景，兴奋地对身边人员说:"打得好，打得好!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土城战役失败，意味着原来计划在土城往北度过长江的计划无法实现，于是部队渡过赤水，迅速转向川滇黔三省边境国民党军设防空虚的云南扎西镇集结，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土城战役是毛泽东直接指挥的四大败仗之一。毛泽东东山再起的第一仗的指挥能力受到怀疑。
1935年2月3日（大年三十），在土城战役失败后，部队马上到了云贵川三省交界处，一处叫石坝的鸡鸣三省之地，周恩来做通了博古的工作，让博古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博古同意交出党的书记的权利（周博长谈），本来要交给毛泽东，但毛认为交给张闻天比较合适。张闻天留过苏，会讲俄语，以后跟共产国际沟通比较顺畅。也就是说在大年三十这一天，张闻天接替博古当上了中国共共产党的总书记。
四渡赤水（2月11日——4月21日），
4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逼近贵阳。这时，国民党军在贵阳及其周围地区只有第99师4个团。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十分惊恐，一面急令包括滇军的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飞机场，准备随时逃跑。中央红军主力乘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机，迅速进军云南，并于5月9日，在皎平渡、洪门渡渡过金沙江。四渡赤水之战的终点不在乌江，不在北盘江，而在金沙江。
四渡赤水后，红军直逼贵阳，蒋介石赶紧调来滇军，滇军主力向贵阳出发，云南空虚，正好为红军让出渡过金沙江往北走的通道。当时，红军不断用小股力量东进，主力部队集结待命，蒋介石认为红军会往东线走，进入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跟 “云南王”龙云借军用地图，巧渡金沙江。巧渡金沙江，红军用7只小船，用了7天7夜时间，将近3万红军送过金沙江，担任殿后的红五军团过江后，把7只小船全部烧毁，一天后，薛岳的部队赶到渡口（皎平渡），只能望江兴叹。红军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追兵的围追堵截，获得了战略转移的胜利。
会理会议（ 1935年5月12日）， 毛泽东、彭德怀与林彪的纠葛。遵义会议大家都很清楚，博古下台，毛教员拿回了红军指挥权，开始了四渡赤水的神操作，用现在的眼光看叫神出鬼没，但实际情况是，部队在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日夜行军，战士们实在累坏了，站着都能睡着，炸弹落在边上都不带动弹一下，战士们怨声载道，很多人表示宁愿被打死也不愿意累死。林彪觉得毛教员瞎指挥，给军委写了封信，要求将军队指挥权交给彭德怀，林彪的信件代表了基层的呼声，中央本来应该解释一下，可当时中央红军被国军重兵集团围着，只要被咬上，就有可能全军覆没，处境实在太危险了，根本就没有解释的时间。在红军巧渡金沙江，攻占会理后，部队才有了一丝可以喘息的机会，抓住这个时间，毛教员组织开了一个扩大会议，把军队的指挥员们召集在了一起，对于遵义会议后每道命令的背景做了详细解释，大家都是亲身经历者，红军彻底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林彪的智商就不用说了，毛教员解释了下，他立即秒懂，做了自我检讨，表示坚决服从军委指挥，思想工作做通后，毛教员对林彭二人都做了一些批评，当然，毛教员对两人的批评分量是不一样的。威名赫赫的林军团长当时才28岁，放到现在也就是一个大男孩，他是毛教员一手栽培起来的，在教员眼里，林就是一个小孩子，犯点错误也没啥，很容易就原谅了，可是彭不一样，教员怀疑林写这封信是受到了彭的教唆，以至于建国以后，开庐山会议，彭受到批判，这件事又被挑了出来，林彪站出来表示，写信的事情完全是自己干的，与彭没有任何关系，这事情才算尘埃落定。
大渡河战役（1935年5月24日—29日），
大渡河战役主要包括夺取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两场战斗。安顺场成立17人突击队强渡大渡河。红四团官兵在天降大雨的情况下一昼夜奔袭240里，按时到达泸定桥西岸。红四团成立22人突击队，飞夺泸定桥。
其实，老蒋当年给刘文辉下了道死命令，要他炸掉泸定桥，以绝后患。如果刘文辉务真把泸定桥炸掉，那红军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收到电报后，刘文辉考虑再三，叫来属下：“泸定桥不能炸，我们把木板拆掉就行。炸桥者，一律军法处置！”刘文辉只拆木板，没有炸桥。这是为何？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不让老蒋一石三鸟阴谋得逞。刘文辉发令，红军要是借道，就放他们走。要是在西康建根据地，就和他们拼命！”第二：咽喉要道。炸掉泸定桥，相当于掐断两岸来往，自断一臂。作为西康一把手，刘文辉怎么会做出如此下策，陷自己于不利？泸定桥是咽喉要道，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以取代它。第三：不想被骂。泸定桥建于康熙时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要是炸掉它，刘文辉必定落得千古骂名，被后代子孙唾骂。
老蒋有“一石二鸟”，刘文辉有“一箭双雕”。泸定桥上，刘文辉给红军放出一条生路，促使红军迅速转移，离开西康。这步棋，既没让红军打算在西康建立根据地，又让老蒋没理由进入西康，不可谓不妙。和老蒋不一样，刘文辉不认为红军是“土匪”，反而觉得他们十分可敬。从中央苏区到陕北，红军走了整整两万五千里。这两万五千里不仅让全国人民感动，还让刘文辉感叹。解放战争期间，刘文辉带头改编，弃暗投明。建国后，他在四川身居要职，默默奉献。后来，刘文辉遭人陷害，周总理挺身而出，将他列入保护名单。
或许，在1935年，泸定桥上。当刘文辉给红军一条生路时，也给自己多了个选择。
小结：收到炸桥命令后，刘文辉深思熟虑，下令不炸桥，可谓眼光高远。
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人，要有一点精神。
我前面讲到了从大渡河到泸定桥冒着大雨一天一夜在崎岖山路上跑240华里，有的美国学者说根据他对人类体能极限的研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是中共的杜撰。我说，你这个美国学者懂什么？人类在正常状态下不能实现的事情，有时在非正常的状态下是能够实现的。我讲了李广射虎的故事，我说在汉武帝时期，飞将军李广夜间遇见一只老虎，吓出一身冷汗，一箭把老虎射死。第二天早上一看，原来昨天晚上射中的不是老虎，而是石头，箭都射进石头里了。然后，他又使足劲儿对着石头连射三箭，结果都没能射进去。所以，人在正常情况下办不到的事情，有时在非常情况下就能够办到！精神对物质有反作用。人，要有一点精神。
过雪山（夹金山），往陕甘方向有三条路可走，毛泽东选择了小路，翻越夹金山，这是连鸟都飞不过去的地方，但当地妇女、小孩都曾翻越过，关键是要注意翻越的时间必须在上午九点半到下午三点，要准备烈酒、辣椒与棍子当拐杖。
1935年6月12日达维会师、1935年6月18日懋功会师，6月12日先头部队会师为达维会师，6月18日，中央领导与李先念的师部在懋功会师为懋功会师（李先念师部也是行军至懋功与中央领导会师的，但张国焘不在）。
1935年6月26日两河口会议：张国焘登场，
6月20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大计。由于张国焘尚在茂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决定进至两河口，在那里迎接张国焘，并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张国焘于25日下午五点到达两河口。1935年6月26日两河口会议召开。
会议决定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而且必须迅速向北前进。
两河口会议后，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组成的新军委班子开了个会，迅速制定出北上的作战方案，也就是《松潘战役计划》。具体部署大概是这样的，兵分三路，集中优势兵力夺取川西北军事重镇松潘，控制通往甘南的道路。没想到的是，行动刚刚开始，恶劣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就给红军制造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张国焘也开始肆无忌惮的向中央发起了进攻。
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部署。但两河口会议一结束，张国焘就马上反悔，还在背地里做起了“小动作”。一方面，他暗地里拉拢红一方面军高级将领。第一位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等被张国焘蛊惑，反对毛泽东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主张。令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非常失望！ 另一方面，张国焘“以'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未解决为由，按兵不动”。正是由于张的争权导致红军丧失了消灭胡宗南部，夺取松潘的有利战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才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红军改经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草地北上。 红军攻击松潘失利后，基本没有别的行动，呆在这片荒凉的川西北高原上，休息了将近一个月（部队在筹粮），红军是闲下来了，可蒋介石没闲着，他调集了几十万大军，从南北东三面压了过来，目标非常明确，把红军困死在这片蛮荒之地。
1935年7月18-22日，两次芦花会议，张国焘伸手要权，
第一次芦花会议：7月9日，张国焘通过川陕省委向中央发电报，为统一指挥、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他们提出徐向前、陈昌浩不能按照两河口会议时只当军委委员，他们要求徐向前出任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担任，电报口气非常强硬，要求中央速决速行。这封电报可以说空前绝后，周恩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如此伸手向中央索要权利。这个建议实在太过分了，红军总政委是对红军行动最后拍板的人，一直由周恩来担任，几乎是军队的实际负责人，如果陈昌浩取代周恩来，那么陈昌浩的领导张国焘想要什么职位？恐怕只有党和军队的一把手才能满足他了。中央收到这个建议后，采取的措施也很干脆，就是放在一边不理会。中央在此时已经近乎有点卑微了，经过万里长征，中央红军损失实在太大，如果执行北上计划，必须依靠红4方面军的力量，为了团结，对于他们这种无理到过分的要求，只能用沉默来表达态度。
7月18日，陈昌浩给朱德发了一封电报，建议集中军事领导，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当军队一把手。在红军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张国焘不断伸手要官，摆出一副不满足就不出兵的架势，逼的中央不得不开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7月18日，第一次芦花会议召开。张国焘当上了总政委，得到了红军的指挥大权，此后战斗由红4方面军负责指挥，红1方面军配合。
7月21-22日，第二次芦花会议召开，在第一次芦花会议上，张国焘当上了总政委，得到了红军的指挥大权，但张国焘不满足，他在中央政治局依然说了不能算，他要的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全面揭露中央所犯的错误，他要和中央清算政治路线！（理由是为什么中央红军从8万多人减员至2万多人，要追中央的责，推翻现在的党中央，自己就可以上位）。另一方面，张国涛当上总政委后，也只是派第30军包围了松潘，并不展开进攻。胡棕南的援军一到， 30军就撤了下来，丧失了夺取松潘的战机，大大影响了中 共中 央北上战略方针的尽早实现。毛泽东等党中央认为张国焘追中央的责，那中央也要追红四军的责，为什么放弃原来川陕根据地西征？出了什么问题？针锋相对进行斗争。所以，7月21日——22日再次召开芦花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集中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935年8月4日-6日，沙窝会议，张国焘继续要权，他提出要增加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数，将原有的8人，一次性增加到17人，而张国焘已经直接给出了增加这9个人的名单。张国焘这种狂妄的做法和不顾实情的提议，让出席会议的各位领导大吃一惊。毛主席断然拒绝了张国焘的提议。大家经过讨论后，为了革命的团结，同意中央将酌情增补红四方面军部分同志进入政治局工作。 最后决定，陈昌浩、徐向前、周纯全进入政治局，李先念、傅钟、何畏进入政治局候补名单。
1935年8月20日， 毛尔盖会议，右路军过草地。
1935年8月29日——31日，包座战役，徐向前主动向中央与毛泽东建议，由红四方面军部队担负进攻任务。包座战役，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以疲惫之师攻击敌人精锐之旅，毙伤敌4000余人，俘8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粮食、牲畜，取得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1935年9月9日，巴西会议。红军走出了草地，胜利到达了巴西。 9月8日22时，张国焘给陈昌浩发电，命令右路军准备南下；9月9日，张国焘又给陈昌浩发电，令陈“南下，彻底展开党内斗争”。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张国焘分裂中共的“密电”。收电报时，适逢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开会，陈昌浩正在讲话，译电员将这份电报交给了坐在陈旁边的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当即转给陈昌浩，而陈当时讲话正在兴头上，没顾上看，又交回给了叶剑英，叶剑英这才看了一眼电文，顿感事情重大，便佯装上厕所，跑到中央驻地，把电报交给了毛泽东。
叶剑英走后，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亲自到陈昌浩、徐向前住处同陈商谈。毛泽东实际是想稳住陈昌浩，对陈说：“周恩来、王稼祥病在三军团部，中央书记处只有我和张闻天、博古同志，既然南下，我们仨到三军团恩来、稼祥处开个会，研究一下。”随后，毛泽东与张闻天、博古一起到牙弄三军团周恩来住处，连夜在牙弄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坚持北上，并于9月10日凌晨三点以筹粮名义，率三军团向甘肃俄界方向秘密行军。当陈昌浩得知中央红军继续北上的情况后，曾提出要派兵追击，徐向前提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最后还是派了一个叫李特的率人追上了中央红军，与断后的彭德怀进行了一番舌战，最后，双方各奔南北。右路军中的原四方面军队伍(包括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洪学智等)随陈昌浩南下二过草地同张国焘会师。
为避免红军内部发生冲突，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断然决定，率领以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的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8000余人，迅速脱离巴西险区，先行北上，向甘肃境内挺进。
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
大会严厉谴责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同意暂不给张国焘做组织结论。
1935年9月17日，激战腊子口：走出藏民区域，
9月20日，进占甘南的哈达铺。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召开卓木碉会议，
在会上，张国焘再次批判中央的北上方针，宣读了《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在会议上宣布张国焘为“中共中央主席”“中革军委主席”。张国焘还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的党籍及中央委员，撤销他们的工作，并下令通缉。免职并查办杨尚昆、叶剑英。”
1935年10月7日，翻越六盘山，之后，长驱直入，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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