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2020年8月，被关押26年后再审改判无罪的张玉环案，引起舆论关注。担任张玉环案辩护律师的王飞，先后参与平反过多起冤案，包括江西乐平案、河北廖海军案、陕西李思侠案等。
9月26日，律师王飞在“第一人称 voice“栏目发声，他坦述这类案件属于律师业务里面只有傻子才愿意去接的案子，既非常耗费精力和时间，又收不下钱，甚至要倒贴钱，但他总是无法拒绝。
即便手上还没解决的类似案件还有12个左右，他在今年教师节又接了一个江西申诉40多年老教师的案子，这个案子常被认为是历史遗留问题，“我觉得他如果被冤枉，那历史遗留100年也得解决。”
以下是律师王飞在“第一人称voice”栏目中的发声：
我是张玉环案、江西乐平案等案件的代理律师王飞，应“第一人称voice”栏目的邀请，在此讲述这些年我办过的冤案和一些思考。
2015年年初的“江西乐平案”是我接的第一个冤案。那是2000年发生在江西乐平的一起抢劫、强奸、杀人、碎尸、抛尸案，2016年12月底，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原审被告人无罪。之前代理民商事案件比较多。当时在办35个尘肺病矿工职业病维权的案件，刚好到乐平了，就参与了。
后来就开始接其他案件，像张玉环案、现在代理的内蒙古呼和、黑龙江田氏姐弟、江西赖和平、安徽车超等一些案件，手里没解决的案件还有12个左右，光凶杀案都还有五六个。
这些案件给人心理上的冲击是比较大的。
“乐平案”程立和的母亲，火车票铺了整个一地，基本上都是无座票。那几年申冤的是父母，也有妻子，父母年龄都比较大，他们去反映问题，都想用最节省成本的方式，就在火车上找一个角落，拿一个小板凳什么的。
我在南昌监狱见赖和平，每次他都会哭，一个大男人哭得特别伤心还是挺让人痛心的。他坚持不认罪，说自己是被冤枉的，就像一个本应该飞在天上的鸟，被关在一个特别小的笼子里，像一个被围困起来的野兽。
这样的案件，申诉之路注定是非常坎坷的，乐平案前前后后延宕十几年的时间，一直有很多律师在参与，就像一场接力赛一样，其中包括70多岁的老律师。有律师因为各种原因没办法参与了，就会有其他的律师再继续跟上，我们成为了跑最后一棒的人。
我并没有专门代理这类案件，只是可能做得多了一点。别人能够拒绝，我不太容易拒绝，所以就越来越多。这类案件都不是一年半载能解决的，堆得很多。
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来找到我，接的基本上都是没法拒绝的，没接的案子如果我们认为确实有问题，就帮他介绍一些我们认为值得信任的律师。
我们选择的差不多都是命案，当事人判无期以上的，我们要优先解决一些最冤的当事人。通过相关资料的审查，认为大概率案子是有问题，去了解当年的承办律师是什么意见，到现在是什么意见。通过审查，让我觉得这个案子冤错的可能性非常大，我就会接。
具体什么样的案子会出现转机，是没有办法去评判的。有些案子能有好结果，有当事人运气的成分，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但我始终觉得不管外在条件怎么样，你该坚持的东西就要去坚持，哪怕为了不留遗憾，你也要坚持。
一个冤案想得以平反，首先是当事人及家属的坚持，只有这种坚持才能让律师去坚持。我们不会去帮助一个在权利上睡觉的人，他自己都无视的权利，你去帮他就没有动力。很多时候当事人能够打动我的，就是他自己以及他家人的执着，这种执着让我们更加确信这个案子可能确实出了问题。
最近接了江西一个申诉40多年的老教师的案子，这个案子常被认为是历史遗留问题，我觉得他如果被冤枉，那历史遗留100年也得解决。没有哪个法律说历史遗留问题可以不解决，每个冤假错案都是历史遗留问题。
我在江西的时候，有人说那么多的案子都要平反，有那么多困难，又要出国家赔偿。我说这是你欠下的债，欠债有不还的道理吗？对于国家来讲，冤案平反了以后，是会赢得更多的尊重。否则司法怎么让人信任？
有人会说，我们的司法会犯错，就像个人会犯错一样。我们会犯错，但是我们在发现错误的时候要去纠正这个错误，不是说我们会犯错，就可以随意地去犯错。
我现实中不太喜欢跟别人争，但是在法庭上，我可能就像一个斗士一样。尤其是面对死刑案件，不去触动司法人员，这个人可能就被杀掉了。
之前也遇到过说再多也不理的法官，我觉得不理是因为说得还不够，我会给他打电话、给他们领导写信告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让法官意识到这个案子里边的问题，让他冷静下来去思考。
我不希望他们把案子流于形式地去解决，我要求申请的证据必须要交到法庭，证人也必须要出庭，这些问题是我的一个底线。
律师申请证人出庭，证人到庭是对于查明案件事实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但是现实中很多司法人员都不愿意去做。
一些年轻的律师有时候会被年长的律师灌输一些经验，比如说我们不要去取证、取证很危险，没必要去申请证人出庭、法院不会同意，没什么用。我特别讨厌的一句话就是“做这东西有用吗？”你都没去做，怎么知道它有用没用？用“有用没用”来评估要不要去做，那么就是因为你相信它没用，所以你没做，因此就没用，陷入了这样一个循环。
我经常会跟司法人员说，你如果想在我的手上办一个冤案，你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不会让你得逞的，因为我接受不了。 我办的案件里面，如果说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冤案，我觉得我未来的一生可能都会不安，我不希望这样的不安出现。
很多冤案当事人最终放弃了追责。第一，现实的阻力很大。如果说提出追责的要求后，相关的部门能够迅速去回应他的诉求、启动相关的调查，他们最起码能看到一些希望和曙光，但如果说长时间就没人搭理，他可能也会渐渐地失去信心。
第二，他们可能也会面临着各种压力，身边的朋友老来劝说什么的，所以后来就放弃了。
再一个，社会对他的支持也不够。社会更多关注这个案件平反，至于后续追责关注得很少。如果没有社会的关注，很多时候他就走不下去。
我办过的案子中，廖海军案查处了三个当年办案的警察，但查处的力度不大，张玉环是很坚决追责的。
现在技术上的调整对于冤假错案可能会有一种抑制作用，但是整体上需要进步的空间还很大。要降低羁押率，少关一些人。
有些案子还没有判决就把人长时间关在看守所。法律上规定：未经法院审判，任何人不得被确定有罪。无罪凭什么要被关在里边呢？关到里面，然后再从他身上取证据，这样会造成冤假错案。有的人基于各种原因就会妥协，比如说不想被关，实际上没犯罪的人也会承认自己犯罪。
现在国内经常代理冤案的律师还是挺小众的，这样的案件很多律师是避而远之的，既非常耗费精力和时间，又收不下钱，甚至要倒贴钱，属于律师业务里面只有傻子才愿意去接的案子。
有的案子没办法拒绝，拒绝就意味着当事人要放弃。他找不到合适的律师，到我们这边，我没有时间做，最起码还能给他对接一个能为他做点事情的人。但是给他推出去的话，他可能没钱找不来律师，最后可能会病急乱投医，可能一些律师会骗他。
实际上有的律师根本就没有意愿去帮这样的当事人去伸冤，他可能就是看中了律师费。做完了，说是因为司法机关不作为没有办法。我们其实也遇到过有些案件，之前代理律师的工作在我们看来就是不称职的，还收了不菲的律师费，其实就只是把时间拖长了。
我现在每个案件基本上都会带一些年轻律师，觉得与其教年轻人怎么去做律师，还不如让他去参与这样的案件，体会做律师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因为这不是每个律师都能碰到的，大量的律师每天就是那种普通的案件。这类案件我觉得既然要是遇上了，案子确实问题很大，当事人又很执着，我会劝律师还是好好地去做下去，也许你就能把它给做成了。这样的案子做成了，在内心的成就感，不是多少个赚钱的案子能够比拟的。
当事人出来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这种坚持，最起码让他的后半生改变了。前半生没办法，遭遇了不幸，但是他后半生改变了，有可能他整个家庭后代的人都会发生一些改变。
心理上的满足也是我的回报。我现在基本上每年都可能会平反一个案件，实际上去年安徽车超的案子其实应该会有很好的转机，因为安徽省检察院已经建议法院再审这个案子，但是后来法院还是给驳了，进程可能还要再延长一下。
虽然我也有过觉得自己已经不遗余力去做了，事情还没有丝毫推动的时候，但是最后结果还是改变了。很多时候你可能在这个拐角放弃了，成功可能就在你前边20米的拐角处。再撑一下，撑过去最后就柳暗花明了。
目前还没遇见过艰难到我自己都打退堂鼓的案子，我不是一个容易打退堂鼓的人，认定的事情我就会一直往下做，直到我做不了，能力的问题那就另说了。
我们会接触许多很绝望的人，还是要给他一定的希望，律师如果都给不了他希望，别人更加没有能力来给他希望，家人最多就是安慰。真正的希望其实是理解他，对他的遭遇感同身受，也愿意跟他站在一起，陪着他往下走，尽可能地去帮他实现一个公正的结果。当然谁都不能保证，不过陪着他一起战斗，本身就是给他一种很大的鼓舞。
“第一人称voice”栏目是潇湘晨报与腾讯新闻独家合作栏目，旨在为当事人提供发声平台，让他们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呈现事件的更多面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