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民在广西
1964年10月周维民在天安门广场
周维民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时间是1965年，他被分配到广西。这届学生毕业分配的背景要说明白：一是因“刘三姐”这份养料而盛放的广西文艺之花，较比其他边疆省份显得出挑，时任广西负责人在招贤纳才方面摆开大阵仗；二是中央院择优外放似是政治站位的要求。喻师在周维民之前教的一名优秀男高音去了新疆，与周维民同在布伦巴洛夫班上课的优秀女高音去了西藏......所以周维民作为副院长并系主任的学生，送到边远省很是合时代的拍。
1966年初在广西桂林
慰问部队演出小分队合影（后排右2周维民）
朝气蓬勃的周维民到了广西，一下子感到业务平台的落差，与这个落差比，气候、语言等等不适应都不是事儿。他把自己的苦恼写信向喻宜萱先生吐诉，喻师给他回了一封写满六页的长信，里面有这样的话——“克服骄傲自满是一个迫切的课题。这一课一定要学好，我有这个问题，是不是你也有这种问题，希望我们互相提醒，共同进步”。
1965年12月在越南清化
周维民与越南战斗英雄吴氏选合影
分配至广西的次年“文革”开始。1967年，包括周维民在内的一队广西文艺行的青年人“大串联”来到北京。此时他听说自己的老师喻宜萱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人被“关”在中央音乐学院内一处小土房里。感念“师恩”的念头让周维民对喻师的状况很是惦记，找了个夜黑人稀的机会他摸到老师起居的那间小破屋。远在广西的弟子突然站在自己面前，喻先生甚是惊诧。这样的情势下师生不可能多说什么，周维民只能匆匆讲了些劝慰老师的话便离开了。多年后管维立（喻宜萱先生的次子）遇到周维民，说母亲常常对他们这些孩子们念叨那一晚“探视”。可见那次不长的交谈让喻宜萱先生体会到了别样的温情。
从北京返回广西不久，周维民自己也身陷时局的绞肉机中。“隔离审查”、“挂牌游街”、“罚跪毒打”，这是他在自传中回顾的经历。这一轮史无前例的平民惨烈内卷过后，周维民被安排去农村劳动，歌儿虽然是不能唱了，但与那些为拥护同一个领袖却在相互射杀或互殴中丧命的百姓比，他还活着，是不是要感念子弹和炸弹的轨道开恩。一个男高音歌者在那几年的经历放在山河家国的宏大叙事里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但是对多数个体生命而言岂可真的“泯然一笑”。看多了那些年一大批艺术人才被迫离开本行被折腾的案例，笔者可以想象周维民先生那时心情的灰暗。“儒生三十困斗室，春去秋来无自由”，这是1972年周维民提笔写下的《三十难立》。
1975年在广西北部湾海滨渔场劳动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周维民在广西是怎样的处境有个旁证，是郁钧剑先生记录的，那阵子少年的他为了学艺找过周维民先生：
他是当时在广西唯一敢用G调演唱《北京颂歌》的歌唱家。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这次到了南宁，也就特别想请他给我上上课。于是四处打听周维民在哪里。开始问到的人都回避我，后来看我是诚心诚意的，才悄悄告诉我，他属于有“问题”的人，被停止工作了。我的性格本来就有很反叛的一面，再加上年少，初生牛犊不怕虎，管他有没有问题，暗地里就偷偷找他去上课。他很感动，但不敢用歌舞团的琴房，而是像地下工作者搞地下活动时接头似的，给我塞张字条，上面写着时间地点，让我自己偷偷地跑到文化大院里的广西壮剧队的琴房去上课，以避人耳目。后来，我多次到南宁找他上课，他的处境并无太大改变。 摘自《家在桂林》郁钧剑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10月出版发行
1988年周维民与郁钧剑在成都锦城艺术宫
作为声乐爱好者我更关注的是这段时间维民先生的歌唱活动是怎么残喘维系的。以笔者接触到的歌者简历看，25-35岁是声乐从业者至关重要的年龄，从生理机能的训练到艺术营养的汲取及消化，对其之后的业务高度有决定性影响。很遗憾周维民先生在这段时间从业状态太过凋敝。尽管他提到依靠唱样板戏、部队歌曲保持状态，但我认为这些举措只够避免“被报废”，连最简单的保养和维护都算不上。人人不同，并不是所有歌者都合适在民间戏曲和革命歌谣的习练中破茧成蝶，折在样板戏上的美声数量不少。维民先生在最应该蓄能、浸淫民间艺术、磨砺技能的年纪，丧失了从业基础，这，姑且按照个案性悲剧论吧。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广西的周维民
精神包袱再大，上台表演还要英气勃发
七十年代中期周维民的家人经过努力，促成他调往四川成都。四川省歌舞团的薛明先生是亲往南宁办理周维民调动手续的人，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与周维民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广西歌舞团食堂附近的杂物间里。薛先生将调动手续办妥的事情告诉周维民时，周并无半点兴奋与感谢的意思，只是“啊”了一声，在薛先生道别时也只是行了个极为克制的“注目”礼，薛明先生这段记忆大约是周维民心灰意冷状态的一幅速写。据了解，那时候周维民先生也曾联系过一些乐团打算离开广西，这些院团有中直的，有部队的，几次努力都是接收方打开了门，但是广西不放行。这些单位无疑是歌者业务晋级的好选择，但是广西主管部门对他的限制也很针对他，中直以及北京的院团他甭想去，军队文工团他也甭想去。调到四川是由于他的父母在成都定居，调过去也算是“回家”。
1975年周维民离开广西歌舞团调往成都
部分同事与他合影
“首席”的周维民
1978年沈湘与夫人李晋玮前往成都讲学
周维民与沈湘夫妇合影
调入四川省歌舞团，周维民的“历史问题”还是如影随形，自然免不了被人念念紧箍咒，只是他业务能力服众、踏实肯干，终于在西洋唱法男一号的位子上坐稳当了。我在北方并不太了解四川的情形，为了求证维民先生在“蓉城”和四川地域老一辈听众中熟悉的程度，特地问了可称为老成都的朋友。假如把练正华先生放在民歌手那边论的话，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四川某届第一男高音，不是虚名。
1979年5月在杭州公务之余与同行休闲时的合影
左起：周维民 吉狄新和 练正华
1982年成都中唱发行了一组四川歌者的独唱小薄膜唱片，这批唱片的“音源”由中唱的北京总部提供、在成都生产加工。其中，周维民独唱数量不少，要知道彼时广西尚未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更没有为周维民“平反昭雪”，他能在这批录音中有这样的“番位”，盖因用业务能力说话的规则落地有痕。
1982年中国唱片社发行的小薄膜唱片BM-20681
周维民（男高音）独唱
1982年周维民等登上列车为乘务人员和乘客演出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划时代转折，也带来了周维民从艺环境的变化，文革时期的无妄之灾终于由官方画上了句号，周维民先生全面释能没有了政治阻碍。除了唱片机构发行了他的录音，在四川省内以及代表四川省参加全国重要演出的机会也是他从艺以来最密集的。1982年出版的那批小薄膜唱片中的录音又在次年被汇集为个人独唱作品的密纹唱片专辑发行（片号M-2999）。在不少省内重要演出中周维民位居领衔。在政治地位上也有了变化——先在八十年代被选上了区人民代表并连任三届，九十年代后期又当上省政协委员并连任至2007年。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半期，周维民还开了多场独唱音乐会，可以说，这一期维民先生的命运像多数同龄人一样，与国家百业待兴的旋律基本同频。
周维民演出照
大约拍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前两期“录音笔记”推送的周维民录音均是1979-1986年间的。下面这一组仍然是。
歌曲录音
1 教我如何不想他
刘半农词 赵元任曲
1983年北京独唱音乐会现场录音，钢琴伴奏 花正开
1983年周维民在京开独唱音乐会期间与昔日同窗合影
左起：金铁霖 刘秉义 周维民 王炳志
2 好久没到这方来
王积福词 茅地曲
1983年广西独唱音乐会现场录音，钢琴伴奏 孙翩
3 乌苏里船歌
赫哲族民歌 郭颂 胡小石词 汪云才 郭颂 曲
1983年广西独唱音乐会现场录音，钢琴伴奏 孙翩
4 我为祖国献石油
薛柱国词 秦咏诚曲
1983年北京独唱音乐会现场录音，钢琴伴奏 花正开
5 七律 长征
吕远 彦克为毛泽东诗谱曲
编配 杨世春 林幼平
1986年于成都录音
四川巴蜀合唱团伴唱
6祝酒歌
韩伟词 施光南曲
1983年广西独唱音乐会现场录音
广西歌舞团管弦乐队 刘士昭指挥
1983年周维民在广西南宁举办独唱音乐会
7 再见吧 妈妈
陈克正词 张乃诚曲
1983年广西独唱音乐会现场录音
广西歌舞团管弦乐队 刘士昭指挥
8 我爱你，中华
苏阿芒词 敖昌群曲
1986 年在成都录音
四川省歌舞剧院管弦乐队伴奏 胡济璋指挥
9 沿着三峡走
冉庄 词 杨正杰曲
1986 年在成都录音
四川省歌舞剧院管弦乐队伴奏 胡济璋指挥
10 船工号子
廖云 子农词 常苏民 陶嘉舟曲
1986 年在成都录音
四川省歌舞剧院管弦乐队伴奏 胡济璋指挥
歌曲欣赏
上面的歌曲有一部分是周维民在学校期间就学习的典范歌曲，走出校门后也一直在演唱，还有一些是他捕捉“时代”脉搏纳入曲单的歌。彦克、吕远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长征》是周维民参加舞蹈史诗《东方红》时听到的，这首歌曲在那个大歌舞中由贾世骏先生演唱，周维民听了非常喜欢，感到这支歌非常合适自己的声音特点，便默默地学唱很快地掌握了它。1965年他到广西工作后不久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赴越南访问的艺术团成员，在越南丛林里他为越共兵士演唱了这首《长征》。
1965年12月周维民随队来到炮火中的越南
慰问抗美的越南军人
手风琴伴奏韦世文
就如何演唱别人的“代表作”，周维民在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谈过看法。上面这组歌中，《船工号子》、《好久没到这方来》、《乌苏里船歌》、《再见吧妈妈》、《祝酒歌》、《我为祖国献石油》、《可爱的中华》（即《我爱你中华》）都有让观众极为喜欢的歌唱版本在前，周维民深知已然“定型”给自己二度创作带来的困难。他首先是尊重同行优秀的艺术处理，同时思考怎么把自己的长处融入到演唱中。这方面的效果如何，我觉得泛泛一听确实不好发现，有心的读者可以多听听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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