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羲先生走了，老百姓对他的怀念在自媒体上仍然延绵不绝。他自然是个著名艺术家，但他也是一个接地气的居家老大爷，他有才学、有绝活儿，人和善、有责任心。这样的名人与你一样遛达在大街上，你会觉得世界美好。
光羲先生多次强调，短途出行单车首选
微信界近期流传着一则北京退休女工偶遇李光羲的短视频。拍摄时间不详，通过口罩指数考量应该是疫情前的场景了，那会儿光羲先生临近九十岁。录像地点是北京东城区东单北大街，光羲先生像是刚刚从哪里办完事，准备骑车离开，视频拍摄者的语音是京城老年女性常见款。这段短暂的寒暄录影，现在看上去真的太暖心。
本号发布前编辑了头尾字幕
短途出行光羲先生爱骑车，这次街拍说明了他文章里说的是实情。我算了算，假如那天他是从住所出发到东单北大街骑行打来回的话，可不算短啊—— 对于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
紫薇女士负责抓实光羲先生的骑车保暖举措
一分多钟的视频，与艺术家镜头前光彩照人的样子对比很大，与光羲先生相处过的人，想必也认可这就是光羲先生待人接物的常态。影像记录的是真偶遇，与小公仆溜须拍马策划大公仆亲民的所谓偶遇街拍，画风完全不同。
光羲先生是民主党派，当过区人大代表做过全国政协委员，为居住地所在社区干了很多“义工”事务。我猜北京潘家园以及朝内街道的老邻居们会列出李光羲先生做过的暖心事儿。
居家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李光羲先生
《舞台是我的天堂 李光羲艺术生活五十年》这本书里，有专门章节谈光羲先生履职政协委员做了点什么。我们老百姓对这样高阶位的委员们平素都怎么工作并不了解，我转载过来。纯以扩散光羲先生好人好事为目的，暗下里觉得这也歌颂了我党英明领导，既不低级红也没高级黑。
“政协委员”的提案
自光羲加入民进后,积极参加各种活动。1982年,全国政协有文艺界的委员150名,包括作家、书画家、戏剧家、美术家、歌唱家等等。中国民主促进会考虑到光羲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以及他高尚的人品和在群众中的威信,便以党派名义向全国政协推荐,而且通知光羲于1983年参加全国政协,履行委员职责。但是连续4年的推荐和上报均没有成果，光羲仍在全国政协大门之外。
剧场演唱工作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李光羲先生与剧院的小乐队同事
刘莲池同志【注】从四川调来中央歌剧院担任院长后,才逐渐了解到有些掌权的人对光羲的不公正对待。他亲眼目睹光羲为人的正直,无论从他的贡献,从群众对他的信任,都没有理由签署“反对”二字。到民进第五次提名,当时刘莲池已快到离休的时候,他下了决心,在党委会上再次讨论李光羲加入全国政协的问题时,他说:“谁有意见,就公开提出来,请写成书面材料交上来。”终于没有人再表示反对老院长便在党委会上正式宣布:“没有反对意见!我宣布,党委同意李光羲同志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注】刘莲池是剧作家也担任过演员，最著名的银幕角色是《达吉和她的父亲》中饰演任秉清，达吉的汉族父亲。
1987年,光羲正式成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此届增加4位委员,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著名画家韩美林、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国和著名歌唱家李光羲等。整整5年,才得公正解决一个政协委员的合法名义问题,实在令人可叹。而通过从第六届到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工作,证明了李光羲的代表性和其参政议政的能力,是完全合格的。他的能力及他的性格,也是不允许他只享受荣誉的。
光羲当了全国政协委员后,积极参加提案活动。例如一项关于发展汽车工业的提案,那时,社会上有人鼓吹要大力发展国产小轿车,光羲却认为应该根据中国现代的国情来考虑,在交通问题上,首先还是要完善公共交通事业。比如公共汽车的票价,早就应该调整了。光羲在会上发言说:“从公主坟坐到劲松,超过15公里,才两角钱。一袋牛奶6角钱,一瓶自来水(矿泉水)要3元。公交公司和牛奶厂都维持不下去了,而北京市一年要拿出70亿元来补贴。补贴并非给了北京市民,而是给了每天300万的流动人口。北京郊区奶厂有6万头奶牛,由于养不起,只剩下4万头了。这种经济上不合理的做法,严重阻碍了北京市的发展……”他认为票价应该调整,只要把公共交通先搞好,绝大多数老百姓都能受益。结果这个提案获得第八届全国政协优秀提案奖。后来有的委员问光羲,你怎么对这个问题了解得如此透彻,能提出这样的好提案?光羲说:“我也是老百姓,我每天都乘公共汽车,都上街买菜、买奶,有切身体会嘛。”
1976年李光羲夫妇与女儿在地震棚前合影
1983年冬,光羲在汕头演出时,从报纸上看到中国民主促进会发布的中央委员名单,他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87年,全国政协有包括光羲在内的位委员在党中央一位高级领导带领下,赴荷兰考察,并路经瑞士在荷兰除正式日程外,光羲总希望尽量多看一些当地的名胜与民俗,凡是能去的地方,他从不放过。有一天去参观荷兰著名的拦海大坝,在车上,导游说有当晚的歌剧票,可是谁也不想看,因为路程较远,很难赶回来,而且这一天也太劳累了。只有光羲兴致勃勃地要了歌剧票,他看完拦海大坝后立即找了一辆车往城里赶,饿着肚子,冒着大雨赶到剧场时,歌剧正好开演。他虽然一天奔波,非常疲劳,但能看到威尔第的歌剧《唐·卡洛斯》,也是梦寐以求的事。11年后,他还把在阿姆斯特丹歌剧院看到的先进设施资料,提供给国家大剧院设计领导小组作为参考。
荷兰的街区和集市在欧洲是很著名的,代表们向领队提出是否安排去看一看,但一直没有机会。有一天,下着大雨,光羲在宾馆大堂拿了一把雨伞,一个人上了街,看见了许多不是亲眼目睹便难以见到的民情风俗情景,其他代表都很佩服和羡慕光羲。在回国的飞机上,一位贵州政协领导说“光羲委员这次是满载而归啊!”光羲心平气和地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国考察,当然应该尽量多了解一些别的国家的实际情况,开阔眼界。不然,人民花这么多钱送我们出来,我们只是从会议桌到宴会厅,再从宴会厅回到宾馆睡觉。这种做法70年代以前可以,现在已不合时宜,大家都应该多看看,否则参政议政,为人民服务,就不会有新东西、新见解。”
政协会议期间艺术家们的合影，李光羲先生头最大，戴爱莲先生最调皮
光羲是个老影迷,20世纪30年代就爱看《乱世佳人》《白雪公主》《侠盗罗宾汉》等各种风格的电影。但他更关注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近年我国一批有才华的导演以新颖手法拍出的影片受到世界人士的瞩目,令光羲万分自豪。一次在火车上听到几位老者在议论《红高粱》等影片,说是丑化了中国人,并表示不理解。光羲便插话说:“张艺谋描写的是旧社会啊,旧中国如果不丑陋,那就不用革命了。”老者们哑言了。
政协会议期间，李光羲与巩俐
光羲对艺术有独特见解,他非常喜欢冯骥才、邓友梅、张贤亮、丛维熙等人的作品,他说:“小说不是历史,却从一个生活侧面反映和记录了历史。作家不能光有文采,会编故事他要让读者感到,为获得生活根据和真知,需要下多大的功夫。艺术家如果有天才,应首先表现在常人不在意的事,对作家却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和感受,并唤起他深刻的思考与追寻,最后是良心托着才华走向自由—艺术从心里流出来。这样的作品就像唱一首好歌一样,使人听进去,看进去,以至达到忘我境界。
光羲是歌剧演员,演了一辈子主角,至今仍以独唱演员身份服务社会。但他却非常喜欢合唱。“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通俗音乐兴旺起来,合唱一度萧条,他很为之忧虑。近几年经过专业和业余合唱爱好者的共同努力，合唱又复兴起来。光羲非常高兴，他认为合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种重要方法和手段。光羲把合唱称作是“心中有他人的艺术”,是把个人爱好与集体精神融为一体的艺术。因此,尽管他已经年愈古稀,还是答应了担任民进合唱团团长的职务,并非常珍惜这个荣誉。
1988年,光羲被选为民进中央委员,接着又被选入常务委员会,至今已经是4届。同年夏天,进入民进北京市委,并任市委常务委员会副主委。5年一届,共任2届。
政协会议期间艺术家们的合影，李光羲先生似乎是按下自拍键之后跑位入画的
光羲在四届政协活动中,接触了许许多多大艺术家,像黄苗子、黄胄、黄永玉、华君武、刘白羽、舒强、赵沨、丁聪、谢添、张瑞芳、白杨、曹禺、谢晋等等。他们都是高层次的艺术大师,经常在一起开会。这些人都称光羲为“热心人”,诸如照相、跑腿之类的事,光羲总是乐于充当个“小伙计”。因为他觉得与这些精英学者们在一起相处,能使他获得帮助和提高。
光羲认为“人的价值在于对别人有用”,他就是这样身体力行,也包括在政协开会时他像个跑腿的。一次开会住在香山饭店,他跑到卧佛寺的农科院养蜂所联系,请所里把最好的蜂蜜、蜂乳送到开会的住处供代表们选购。另外每次有活动光羲总爱照相,再见面时他总是先发照片,这使许多人感动。为此,舞蹈家武季梅特意买了一束鲜花献给他,以表达对光羲真诚的谢意。光羲已经七十多岁了,仍然朝气蓬勃。如政协委员开会都下榻在各个宾馆,而光羲是无论离家多远,晚上总要回家处理一些事情。他舍不得空掉时间,第二天再赶去大会堂开会。会场外的路上为给会议车队让路,有时堵车,搞得他非常紧张,到会场总是满头大汗。正是由于他的为人作风,无论是做了政协委员、党派的领导,还是作为居民小区的普通百姓,他的热心都是一样地体现出来。
1996年在“大京九”列车上，李光羲唱歌助兴
政协委员们外出视察，当地群众经常让光羲献上一曲。去大京九数天里，他正式唱了四场。他说：“人老了，一吃饭就唱不出来了。”所以在宴会上，他总是等到最后余兴节目唱完了才就餐,那时已经是宴会的尾声了。工作人员看到他没吃上饭而表示抱歉时,光羲便说:“我能代表政协感谢你们,为你们唱歌而感到荣幸,能让大家高兴就行了,我也就这点本事。”从而更赢得人们的尊敬。
光羲平易近人,胃口好,爱粗食。每次出去视察,他吃罢几餐公务饭后，就“溜”出去到街边小店吃碗馄饨或面条,也借机看看没去过的地方和当地民情。几届下来,和委员们都混熟了,一次黄胄问他:“你五十几了?”光羲说:“我比您小不了几岁…”黄胄说:“瞎说。”当他知道光羲是1929年生人时,便惊讶地说:“快谈谈你的养生之道。”光羲说:“就是三条:多锻炼,少生气,不交女朋友。”黄胄举棍要打,随后两人哈哈大笑,这很说明他与朋友亲密无间的关系。
在黄胄家聚会，1995年
光羲从小就有两个思想包袱,一是不会说话,二是不会作文。后来学会了说话,但一直到1985年,《天津歌声》向他约稿,请他写自己的演唱体会和经验时,他的第一个反应仍然是“不会写”。然而,这时他已不是孩童时代,加上几十年的实践,在他心里的确有许多话要说,经反复斟酌,终于动笔。不久他的文章登了出来,而且一字未改。就这样一连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式的作品。当时他已经55岁了,又开拓了一个从不敢涉足的领域,从而悟出一个道理来:写作并不在于形式上会不会写,而在于脑子里有没有值得写出来让人看的东西,有没有有价值的独立见解,至于文采功夫却是次要的。就这样,近些年共发表了六十多篇文章。如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短文多是有感而发,一个小时就写好,第二天就刊登出来了。而有的如《球场与舞台》一文,是借演员和球星的共同特点,论证取胜之道,便反复修改多次才得成稿。
2014年歌唱家们的合影，夹带一位主持人
光羲在一些老同志建议下拟出一本专集。请老领导和名家们为他题词。冰心老人的题词是:“走自己的路,唱自己的歌”并写上款为“光羲同志走过了40年充满了光彩与魅力的演唱道路。”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的题词是:“为人民歌唱。”雷洁琼大姐的题词是:“艺术贵创新。”歌剧院第一任院长、现任文联主席周巍峙同志的题词是全力投入歌剧艺术,一心服务广大人民。”
有一天,光羲请黄苗子为他题词,要求他写的是英国戏剧大师劳伦斯·奥利威尔的座右铭“适应逆境”四个字。黄满口答应,但事后却没有写。后来光羲与谢添在一起时,谢添的倒写书法可称一绝。谢添主动要为光羲写一幅字,光羲说:“好啊,就请您写'适应逆境’四个字吧。”谢添一愣,便问:“嘛适应逆境?”光羲忙解释说:“这是劳伦斯·奥利威尔的座右铭。”谢添琢磨了一下,写是写了,只是在旁边注明:“应光羲同志之邀录写劳伦斯·奥利威尔座右铭。”并声明:“这可是你让我写的啊!”光羲忙说:“谢老,您误会了。劳伦斯说过创造本身就是克服困,哪一位艺术家不是在困难环境下,冲破逆境达到艺术高峰而取得成功的。”这说明文字容易惹祸,在许多人心里仍有余悸,即使是大艺术家们也不例外。
光羲是因为家里有一本劳伦斯的《一个演员的自白》,书中介绍劳伦斯是影、视、舞台三栖大明星,是莎士比亚戏剧权威,曾获奥斯卡奖及英国女王授予的勋爵荣誉。光羲说:“有这样伟大成就的人还把'适应逆境’当成座右铭,何况吾辈乎!”
1998年央视春节晚会李光羲与李谷一、张也共同演唱《走进新时代》
光羲看过美国“十个大王”(包括钢铁、汽车、石油等)的传记,没有一个不是劳苦出身,全凭自己的智慧和胆略,最后成为亿万富翁。他们是真正的创造者和革命者,这些人的精神与毅力,一直鼓舞着光羲百折不挠,去“适应逆境”,面对困难,做出成绩。
邱玉璞，胡献廷,舞台是我的天堂 李光羲艺术生活五十年[M],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01
录音欣赏
感谢赵军玉先生促成李光羲先生与六零后公号的联络。光羲先生寄出唱片，就是希望这张唱片中的声音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我要尽力实现。
吉妮披着棕色的头发 美国歌曲 福斯特作词作曲 张毅译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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