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楚辞学史上，汉唐以来楚辞学的研究路径，注重对文字、音韵的诠释，而朱熹的《楚辞集注》则把重点放在义理的阐发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楚辞集注》“大旨在以灵均寓放逐宗臣之感，以宋玉《招魂》抒故旧之悲耳，固不必于笺释音叶之间，规规争其得失矣”，这个总结是准确的。朱熹楚辞学在整个楚辞学史上起着转折与推动作用，构建起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体例，完成了楚辞学研究模式的转变。
朱熹在批判以往楚辞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点。朱熹认为，以往楚辞研究注解穿凿附会，不符文义而强为之说；注释重复繁琐，只见训诂字义而湮没了文章大义。朱熹批判的就是汉学背景下的研究模式。宋前的楚辞研究受汉代解经习气的影响，在注解时，为注释而注释，正文湮没在繁杂的注疏中，读者难晓文章本义；在意义的阐发上，又喜欢与六经比附，牵强附会，扦格难通。针对这些不足，朱熹在自己的研究中注重对作品义理的揭示，以阐明“大义”为宗旨，注释简洁明了，训诂为义理服务，能宏观把握作家作品，无论是字词注解还是文义阐发都更为通透。朱熹这种摆脱注疏、直寻文义、不以注害义的研究方法是典型的宋学研究法，扭转了自汉以来的楚辞研究模式，解放了长期以来被章句之学束缚的手脚。朱熹楚辞学在研究体例上也有新的开创。朱熹在注解楚辞时，以章为单位，先解释字词，再通讲全章义理，避免了以半句为断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这样便于串通义理，同时也消除了注解重复繁琐的毛病，使注释变得简洁明了。此外，朱熹在《楚辞集注》之外又创《楚辞辩证》体例，使两者相辅相成，既保证了正文注解时的简洁和大义的明了，又能对重要名物以及论题作深入考辨，使研究既能充分揭示义理，又有扎实的考据支撑。在《楚辞集注》《楚辞辩证》之外，又作《楚辞后语》，对楚辞进行历史的观照。三者三位一体，共同构成朱熹楚辞学的体例“大厦”，保障其研究目的的充分实现。朱熹对众多楚辞论题的创造性论述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深远影响着后世楚辞研究的走向。比如，关于“摄提”与屈原生辰的问题，朱熹认为，“摄提”为星名，而非岁名，“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只能说明屈原生于寅月寅日，未必是寅年。此论打破了王逸以来屈原生于寅年寅月寅日的主流观点的思维定式，为屈原的生辰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为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新的可能。而在《九歌》的主旨理解上，朱熹突破了自王逸以来的将《九歌》的比兴手法认作简单的比喻、机械地寻找其本体与喻体的做法，认识到了《九歌》的整体象征手法，将作品分作表里两层来解读，使其对《九歌》主旨的理解更为通透合理。这是朱熹对《九歌》研究的具体推动之功。(摘自谢君《朱熹楚辞研究的转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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