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勤余
时下，如果您想在一座大都市中经营一家实体书店，应该在最显眼的位置摆上什么书呢？ 康德的 《纯粹理性批判》 会让您的书店品味陡升，但随之而来的可能是门可罗雀。心灵鸡汤、名人成功学可保证您的生计，不过贵店的口碑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看来，最稳妥、最安全的选择无他，非东野圭吾先生莫属也。
且不说东野圭吾长年在各大图书排行榜上“霸榜”的现象，单是中、日两国导演将其作品搬上大银幕的次数，已经让我们领略了其作品的魅力。尽管去年在国内上映的 《嫌疑人X的献身》 《解忧杂货店》 算不得大获成功，但托了东野之福，噱头和话题仍然十足。看来，下一部改编自东野圭吾小说的电影何时出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位图书市场上的天之骄子，究竟有何成功秘诀？ 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东野圭吾的创作？
平心而论，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具有相当高的可读性和趣味性。诚如其所言，“小说首先应该是一个好故事，一个让人喜欢听下去的好故事”。每当东野的新书上市，“烧脑”“高智商”必定成为宣传文案中的高频词汇。然而，阅读他的推理小说，真能起到锻炼大脑的作用吗？
无论推理小说中的事件有多复杂，“提出问题-展示数据-了解真相-验证结局”仍是其主要的叙事模式。说到底，典型的推理小说有且只有一个主题：破案。在阅读推理小说时，读者能做的不是“烧脑”，而是顺从作者设定好的方向，亦步亦趋地向前走。阅读神探福尔摩斯，不会让你成为福尔摩斯，这才是推理小说中最为残酷的真相。
让读者在真相大白时获得阅读快感，进而产生“我很聪明”的幻觉，是一种高明的营销策略。葛兰西早就指出推理小说广受欢迎的原因：人的阅读欣赏总是受“实际”的动机驱使，因此，更能引起人们认同的“有趣”的因素，比艺术因素更能发挥作用。这就能解释，同为200页篇幅，部分读者为何将东野圭吾的小说奉为圭臬，换作学术著作就要昏昏欲睡了。可以说，东野圭吾的成功，是作者与读者共谋的结果。
《嫌疑人X的献身》 以及 《白夜行》 均以“绝望而又坚定”的爱情为卖点，堪称东野圭吾的代表作。但分析两部小说的叙事结构后不难发现，使它们成为畅销作品的原因不在于中年宅男对女邻居的痴恋，也不在于一位爱慕女主角的男孩默默帮助她进入上流社会。事实是，若没有汤川教授与数学天才石神的相爱相杀、亮司为雪穗设计的一个个精巧圈套，试问东野圭吾的小说还能剩下几分魅力？
在本雅明看来，艺术作品本应具有“膜拜”价值和“展览”价值。随着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大众不再“膜拜”艺术，艺术转而听从大众，只具有“展览”价值。在东野圭吾的作品中，让读者获得阅读快感的“展览”价值占据主要位置，而小说中的情感因素不过是锦上添花的附加部分而已。这也意味着，消弭艺术与大众间的距离，正是东野圭吾的创作特色。
不过，东野圭吾身怀的绝技，可不止于设计引人入胜的谜局而已。回顾东野的创作生涯，在早年尝试成为“本格派”推理小说家的道路上屡屡受挫后，他穷则思变，决定紧贴社会热点，将人们感兴趣的话题及时引入作品。
早在1991年的作品 《变身》 中，就出现了大量涉及脑科学的内容。1993年的 《分身》，又将克隆技术设定为小说最重要的线索。1995年的 《平行世界的爱情故事》 中，东野将虚拟世界与平行世界的要素加入推理，令读者眼花缭乱。1998年的 《秘密》 中，母女“灵魂交换”、女儿与父亲间的禁忌感情，都是足够新颖的设置。此后，《单恋》 中的性别倒错者、《彷徨之刃》 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探讨，显示出东野对于时事一贯的敏锐嗅觉。
可惜，上述要素不过是时髦的噱头。《分身》 的主人公为身处北海道和东京的两位长得别无二致的女子。叙事的核心仍是围绕两人出生的秘密而产生的各种难解谜题，谜底自然是克隆技术惹出的麻烦。相似的题材，极易让人联想到石黑一雄的小说 《别让我走》。不过，《别让我走》 无意于展示克隆技术的新奇，而是谴责人类利益至上的狭隘思想。作者通过描写一群克隆人的生活经历和他们作为人体器官捐献者的故事，引导读者反思生命的意义。对比之下，东野的故事固然精彩，却难以让读者生出反复阅读的欲望。
进入新世纪后，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在风格上日趋多元化，在“治愈”“文艺”等元素的运用上愈发得心应手。《解忧杂货店》 在文艺青年间颇受追捧，绝非偶然。可是，将它的内核套用至张嘉佳的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似乎也并无任何违和感。两者的不同，仅在于东野圭吾有能力将作品包装得更优美、更诱人。
许多年前，面对着大都市中琳琅满目的商品，鲍德里亚不禁发出感叹，“今天的消费已然不是人的真实消费，而是意义系统的消费。”没错，购买一辆保时捷跑车，绝不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而是需要它的符码意义。可是他绝没有想到，消费的浪潮如今已超越了物的范畴，无可阻挡地侵入了文化的领地。阅读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无涉文学，无需思考，却能使读者轻松拥有“聪明”“文艺”“暖心”等身份标签。也许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正是当代文化消费活动中人的处境。
推理小说未必不能入大雅之堂。被T.S.艾略特、村上春树、加缪等作家所推崇的雷蒙德·钱德勒，即为明证。上世纪50年代，钱德勒为希区柯克工作，改编 《火车上的陌生人》。在无数次争吵后，他被希区柯克毫不留情地开除了。原因并不复杂：在钱德勒看来，文学的尊严和荣誉远比商业利益重要。令人哑然失笑的是，如今无数作家正竞相把自己的作品改编成剧本。东野圭吾，可谓此中翘楚。
文艺作品之所以高于生活，源自于其内在的批判力量。当一部文学作品主动向读者献媚，自然难逃失败的命运。若读者自愿放弃反思、批评的权利，那么促使文学乃至文化不断进步的动力也将不复存在。东野圭吾的印钞机式创作仍在继续：《平行世界》 将被改编成电影，新作 《假面山庄》 刚刚上市。他的前辈钱德勒一生售出小说350万本，所获版税总计不过5.6万美元。而为希区柯克工作区区两个月，带来的收入是四万美元。以此观之，也许我们更能理解东野圭吾在创作道路上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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