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乐巴
锡乐巴已经端详着这份德文《青岛新报》良久，他不明白：区区一件小事，何至于此？何况自己处理及时、得当，那些中国官员怎么会在报上说：由此可推断铁路公司“虐待华人已视为成例”，“若不将此等妄为之事从此杜绝，则铁路公司之后患止复无穷”，而且德国的声誉，尤其是铁路公司的名声“从此败坏殆尽”。将来如果外国人受到中国人的无礼对待，皆不应向中国官员申诉，因为“此等恶行实由汝辈首开其端故也”。报上的评论还称，中国人不再处于德国占领初期的那种卑躬屈膝的地位了，所谓的“黄种人”获得了自信，不能再由外国人做主——特别是在铁路的问题上，云云！虽然他的德国同胞也在报上解释称：黄中慧被逐出的理由是因为他“占用了过多的空间”，但已经于事无补。令他头疼的问题是，舆论现在已经把这件事情上升到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上。
德国公使穆默今天早上发来的电报就在锡乐巴的办公桌上，表达了对此事的不满：“中国人中流行的这种情绪很典型，每一件微不足道的，以前都不会引起注意的事情，现在都被夸大成了不寻常的事件，并对外国尤其是德国进行漫无边际的攻击。”但身处风口浪尖的锡乐巴最清楚，中国人的这种情绪由来已久，自从他来到山东主持胶济铁路建设的时候，就已经在逐步酝酿，不断累积了……
1899年，胶济铁路开工建设。6月，山东铁路公司在即墨、胶州和高密等处进行线路勘测。在18日的高密大吕庄集市上，铁路公司雇用的一个小工非礼了一名年轻村妇，顿时引来赶集村民群起攻之，顺便拔杆，随后聚围铁路公司。锡乐巴闻知消息后，即刻从青岛赶到高密，要求高密知县葛之覃补复标杆，查办殴工之人，谁料葛之覃置之不理。锡乐巴遂折回青岛，请求胶澳总督叶世克派兵保护路工，要通过示范性惩罚重建和平，同时通过军事干涉迫使地方官承担为铁路公司征购土地的义务。6月24日，德军指挥官毛威率80名海军和15名骑兵抵达高密，用枪惩戒了堤东庄、刘戈庄和高密县城20多名村民。
毓贤
冲突发生后，山东巡抚毓贤派莱州知府曹榕前往高密查办，派胶州知州张承燮会商。锡乐巴派出弟弟锡贝德代表铁路公司，和高密分遣队长毛威一起与之谈判。期间，毓贤致函胶澳总督叶世克，写道：“查各国兴办路矿等事，均是于未经开工之先，共同立一妥善购地章程，方免滋事。就本国而论，东三省、广西各处，现已由俄法承办路矿，均是事前由两国派员商立妥善章程，然后议及买地等事”，要求叶世克就路矿事宜与总理衙门订立合同章程。德方自然不会理会毓贤的要求，坚持向山东省官府就高密冲突提出赔偿要求。7月2日，双方商定由中方赔偿德方桩价、兵费共4500多两，并暂订《路工办法十一条》。毓贤以高密知县葛之覃“既未能调和于事先，又不能补救于事后”，对此次事件负有重大责任，将其撤职，由季桂芬暂署知县之职，又派候补知府石祖芬赴高密会商。锡贝德随之与石祖芬续订《筑路善后章程》。此章程规定：“铁路小工有调戏妇女、与民人口角之事，由地方官讯办；民人有拔标阻工之事，由地方官解散；铁路小工，托地方官代雇，其每日薪资，由工程师会同地方官亲手付给；拆屋迁坟，公司知照地方官查勘商办；租屋请地方官帮助，土石、木料等均由地方官购买并代付款项；租地请地方官帮助等”。莱州知府在各地布告《筑路善后章程》内容及惩罚措施，规定：破坏勘测路标者罚款5两，若找不到此人，村长要负责筹集这笔钱；若有中国或德国铁路工人被杀或被伤而找不到罪犯，全村都将受到严厉惩罚。胶州知州也让沿线20个村子签协议，承担保护该地区工程的责任。
事件的整个过程中，锡乐巴始终认定：只有用强有力的手段，才能直接有效地快速推进胶济铁路建设。其间，他还与胶澳总督叶世克多次交换过对这件事的看法，都认为还应该像1897年底，海靖公使与李鸿章谈判迟迟未果的时候，海因里希亲王率舰队抵达胶州湾，以武力迅速解决问题，从而完胜的做法。
蒂尔皮茨
1899年6月底，胶济铁路重新开工。德军在高密待了两周后撤离，留下10多名骑兵保护德国工程师。锡乐巴认为这次冲突是因祸得福，修路进度会大大加快，但万万没有想到，已经圆满解决的冲突事件，却遭到了德国海军部国务秘书蒂尔皮茨的强烈谴责。电报中说：尽管《胶澳条约》赋予德军在租借地50公里区域内的通行权，但不能扩大德国在胶澳租借地以外的军事行动，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与中国的激烈争端，而且也不完全排除其他列强干预的可能。电报还强调：德国必须以青岛为据点，以山东铁路为依托，逐步巩固在山东的经济特权，与民众和谐相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长久的成功。
更加意想不到的是，这封电报一语成谶。后来事情的发展正像这封电报中担心的，这次冲突事件只是更大范围、更严重争端的前奏。中国方面认为，冲突再次发生并扩大的原因是由于《筑路善后章程》将帮办和保护铁路之责全部加到了山东地方官身上，却没有给中国方面对铁路的控制权，对山东铁路公司也没有做出任何限制性规定。而锡乐巴则认为：铁路公司与县令确定征地的价格后，应该由县专员查明详情并确定每个所有人分得的金额。问题出在专员和地方官有欺诈行为，铁路公司去勘测土地的时候，这些交出土地的乡民还没有如数收到钱，从而提出了很多诸如“铁路阻水，要求改道”或“多开涵洞，以资宣泄”等不合理要求。在高密张家大庄等处，甚至发生聚众阻工，袭击铁路公司高密办事处的恶性事件。锡乐巴不得不撤走工程人员，导致铁路建设完全中断，在和胶澳总督叶世克商议后，向山东巡抚衙门提出由大清政府向胶州派出军队维持秩序。锡乐巴和叶世克都认为，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曾经聘请德国教官训练他的新军，对德国还是比较友好的，由官府出面，这次冲突会得到迅速解决，铁路建设也会很快恢复。
接到山东铁路公司要求军事支援后，袁世凯立即派出300名士兵保护铁路建设，随后增加到1000名中国士兵值守。但同时向锡乐巴提出，要按照《胶澳条约》的规定与铁路公司签订详细章程，认为章程“迄久未定”，以致“德人恃无钳制，往往恣意横行。加以东省风气未开，民情强悍，龌龊生事，时所不免”，屡次发生的冲突，“固由奸民两面架唆而成，实亦由于未经议订章程，办事不能一律平允”所致，所以签订章程的目的是要“使彼此均有遵守”，“中外相安”，邀请锡乐巴去济南协商章程事宜。但铁路公司柏林管理层不同意锡乐巴去济南谈判，认为袁世凯实际是想通过订立章程对德方“设法钳制，以期收回自主之权”。 多次邀请无果后，袁世凯向山东铁路公司宣告：若不缔结特别协议，只得禁止继续铺设铁路。锡乐巴十分清楚，这意味着工程可能要无期限拖延，这期间的巨大耗费是铁路公司无法承受的。与此同时，铁路公司还承受着德国政府的压力。过去一有冲突，锡乐巴就向胶澳总督搬救兵，而现在德国政府担心出兵导致矛盾升级，别国干预，影响德国在山东的利益，拒绝在山东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德国公使克德林和胶澳总督叶世克根据柏林指令，强迫铁路公司和矿务公司与山东巡抚就缔结协议之事开始谈判。最终，锡乐巴在内外交困的窘境中，被袁世凯逼到了谈判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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