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母亲—陈银娥

郑大卫

忆母亲——陈银娥

一九九四年我回沪探亲，母亲对我娓娓述说她的身世，其言其景至今仍记忆犹新。

她出生于湖北新堤县(那时家中墙上挂的全国大地图上能找到)，现在该县已改成洪湖市了。因为外祖父参加革命，经常不在家。母亲十二岁时(1927年)由杨唐镇的曾祖母带到上海，交给她的大女儿 杨志桂女士。杨志桂是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芳济之子卜其吉的夫人。母亲进了卜家与她们的三个孩子一起生活。1930年——1931年卜其吉家去美国休假，安排我母亲去苏州显道女中读书。他们休假回来后，母亲又随他们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独立生活的意愿也增强，在1 935年4月和我父亲郑振球结婚。

抗战胜利后外祖父曾来上海通过杨家要与母亲相见，但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这是很危险的事，因此父女二人最终也未能相见。

1946年，通货膨涨，物价飞涨，虽然那时候约中教职工子女都有生活补贴，那也不够，我父亲找中学校长挪敦要求加薪，后来挪敦校长就安排母亲在约中图书馆临时工作。当时约中图书馆由蔡家龙先生负责。但是他还在约大念书，并在约中任教，不能在图书馆坚持值班。母亲参加工作后，坚持每天八小时值班。图书馆可以正常开放。除登记借书还书外，还搞装订画报期刊杂志，还要编书号目录，并外出采购书籍。为了能全身心投入工作，只能雇保姆照料家务了。

从我记事起，每逢春节，母亲总要领着我去杨志元公公家，给他们全家拜年，那时候满屋子的湖北话，响亮，欢快，让人振奋，胖姑奶奶场志翠最喜欢我，经常逗我，还把糖果塞我口袋里，这是我母亲在上海仅有的一门亲戚。

母亲有一双大眼睛，漂亮，性格开朗，为人正直，办事果断，能吃苦，有爱心，乐于助人。在23号黄房子院内与宁肇华师母，顾源和师母，邱励师母，朱明之师母。候宝生师母，陆次云师母，江振声师母，黄纬师母，顾学杰师母，储福钧师母，储剑虹师母，都相处得十分融洽和睦。有的师母年龄比她大十几岁，她很尊重她们。有的年龄又比她小，她也很关心她们。谷春桂老师丈夫孟繁俊先生去美国考察，1947年她们由20号楼搬来黄房子，当时谷老师怀有身孕，请盂先生的弟媳来侍候，但是她们都没有育儿经验。我母亲就经常去帮忙，因为有养育五个子女的经验。谷老师生下闺女燕堃后，我母亲更是天天去帮忙指导，孩子长得很健康。现在孟燕堃已是上海市妇联主席了。所以谷老师与我母 亲成了最要好的朋友。后来谷老师孟先生搬到金陵大厦，盂先生调到市教育局，谷老师调到 其它学校任教。但是她们每年还是要相聚几次，有时我回 沪探亲也随母亲去看望过谷老师盂先生。母亲还有位奠逆之交一彭东霞老师，彭老师年龄比母亲小，1947年约大教育系毕业。在约中教初中数学，我 是1948年考入约中，母亲托彭老师严加管教，因为我小时比较内向，缅典又胆小，不敢答话，彭老师就在课堂上有意向我提问，鼓励我回答问题，有时候下课还给我开小灶，让我多做些习题。因为我在小学时鸡兔同笼没有学好，进初中后对数学有点恐惧，正是彭老师的教导，让我逐步 树立起信心，培养了兴趣特别是学平面几何我已能独立解出一些难题，从中也获得了乐趣，不再怕数学了。后来彭老师和母亲一起搞发放工会困难补助金工作，特别是约中与大同附二合并之后，教职工有二百多人，教师间关系比较复杂，工作难度大，可是母亲与彭老师硬是一家一家去访问，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在讨论补助时又能秉公直言，事实充分，不怕得罪人，顶着压力把困难补助发到最需要的人手里，她们是在工作中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后来彭老师调往上海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任教。她们仍然保持经常联系。退休后更是来往不辍。后来母亲腿脚不便，我回沪探亲就让我带礼物代表她去探望彭老师，可是每次彭老师把更多的东西非让我带回家给妈妈，怎么推也推不掉，可见她俩就跟亲姐妹一样。毕竟她比我母亲年轻七八岁，她还坚持去看我母亲。当然去一趟顺昌路560号，还能看到吴其仁老师，储剑虹老师，葛福熙老师，顾学杰老师吴风来老师，她来一次能见到多位老同事，当然也十分高兴。 1952圣约翰中学和大同附中二部合并，学校搬到新闸路大同中学，合并后有学生二千多人，四五十个班级。是仅次于上海向明中学，人数排第二位的中学。我们家搬到原上海美专校址——顺昌路560号，约中搬去的老师，除上述几位外还有邱励老师、陆次云老师、朱明之老师，黄纬老师，储福钧老师。母亲还在图书馆工作，兼任工会福利干部．除了图书馆值班。还要去福州路各书店采购书籍。下班后还登门做

家访，经常是吃晚饭才回家。特别是工会困难补助这项工作做得很出色。秉公办理，热心真诚，不询私情，没有因这项工作使两校老师不团结，相反她与大同的老师也能融洽相处。

进入六十年代，中学开始贯彻学工、学农、学校又把母亲抽出来搞学工、学农工作。经常去工厂、农村联系，落实师生们吃住等生活问题。提前去打前站，安排生活，对安全问题更是一丝不苟，她说最担心的是学生安全。中学生好动，个别人不能遵守纪律，但她认真负责，每次都安全完成。总是最后才回家。学校很满意，她也积累了社会工作经验，增强了处理各种事情的能力。1974年退休后，里弄又请她担任调解委员。调解了很多邻里矛盾，婆媳关系等琐事，且效果很好，经常受到居委会表彰，也受到了邻里们的尊敬。

1997年4月母亲因病去世。学校代表，生前友好，邻居、居委会及民警等几十人参加了告别仪式及追悼会。大家对她的评价是待人真诚，工作踏实，积极热情．乐于助人，是大家的知心朋友。

我在整理母亲遗物时，发现母亲还珍藏着我初小、高小(圣约翰实验小学)的文凭及初中的(圣约翰中学)的三张文凭，以及很多我幼年的照片。经过50多年的岁月及各种运动，还保存着这些东西，足以说明母亲是世界上最爱我的人。

小时候我遇到过两次大难，第一次是刚上小学，一次去体育馆玩。爬在楼上篮球场荡大麻绳，绳粗手抓不牢，摔倒了地板上，立刻昏迷不醒。同学邱惠群把我背回家，家里马上送校门口同仁医院，三天后才醒过来。见妈坐在床边，我自己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妈也没责备我，只是向我微笑，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给我削苹果吃，给我讲故事。我想那时候母亲肯定很焦急，但是她很坚强，遇事不慌，沉着应对，始终很乐观，让我也充满信心。那次我估计是剧烈脑震荡，因为乐观地接受治疗，也没有什么后遗症。

第二次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伤兵住进了圣约翰实验小学的木板房，几间房里约有几十人。当兵的把子弹壳里的黑色炸药取出来，装在手指头粗细的小布袋内，据说炸药能治肚痛。一个伤兵拿一小布袋药放在地上，用火柴一点，哧的一声火苗窜得老高，我们觉得好玩，不知道危险，向他要了二小袋炸药，回家后在门口走廊上(是水泥地面)，放下二小袋炸药然后用火柴去点，只听轰的一声，比点一袋炸药声音响，火苗窜得有二楼高，我吓坏了，一动身上着火了，那时天热，穿的是连衣短裤，全烧着了。因为害怕，还狂奔乱喊，火势更大结果烧伤了左半身．住进同仁医院治疗，后来脸部伤口愈合了，没有留下伤疤，可是左腿因为伤重，不但有伤疤而且腿上的筋也收缩，腿弯曲着伸不直，我怕变成残疾情绪低落，成天愁眉苦脸，母亲也不说安慰我的话，只是劝我耐心养伤，给我准备很多有益的小人书，让我看，鼓舞勇气，打起精神。住院治疗有二三个月，母亲每天下午来帮我按摩左腿。并有意识地轻轻压我的左腿。掰我的左腿，想把左腿慢慢压直，我知道母亲的意思，就忍着痛，配合行动，每天大概是一个小时，有时候我大声喊，母亲就停一会。一边还说好像好一点了，鼓励我，经过几天按摩，腿又伸展一些，我觉得有希望。每天盼着母亲帮我压腿，大概有半个月后，左腿能彻底伸直了。虽然痛，但是我特别高兴，眼泪都出来。后来又练习走路，终于恢复了，感谢母亲为我做的一切，这又一次把我从困境中引出来，又能幸福地生活。后来在约园的环境中，孩子们不断摸爬滚打，跑跳锻炼，我完全和正常孩子一样，1948年上海市在虹口公园体育场举行全市小学生运动会，我还代表圣约翰实验小学参加60米跑比赛。我是长子，母亲参加工作后，教育子女的时间就少了。学习方面由父亲督促我们。母亲很关心我们的品德教育，记得有一次想买棱角(坨螺)。没有跟妈要钱，自己在大立柜里拿了钱去买。后来母亲发现钱少了，就问我们是谁拿的我害怕不敢承认。后来母亲启发我们说“做人最主要是诚实，做了错事不可怕。承认了主要是以后改正。”

后来我就承认了，这件事我印象特深，我一生记住了“做人要诚实”这句话。再也没有过私动别人东西。所以我和同学、同事、亲朋好友都能真诚相待。